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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东京一高"到"东京帝大"(4)


  郁曼陀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并没有判断错误,他毕竟在日本留学过6年,完全知道日本色情业对刚刚走出富阳的三弟会产生多么大的诱惑。再说郁达夫1916年寄他的两首诗("当年薄幸方成恨,莫与多情一例看"和"百丈情丝万丈风,红儿身是可怜虫")也完全可以让他感知三弟正"色欲缠身"。

  三、郁达夫与日本女子的交往

  笔者虽然从目前公布了的史料中,除了郁达夫上面自述的那次嫖妓外,还暂时没有发现郁达夫在1916年与日本女子交往的情况,但在1917年和l917年以后的史料中就发现了他至少与3名日本女子交往的许多情况。1917年6月,郁达夫曾爱过一个叫隆子的日本姑娘,这在他的日记和诗中皆有见证,"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这可谓是郁达夫为自己当时景况的写照。但笔者以为这位日本姑娘根本不可能具有读懂这些汉诗的水平,虽然她回赠了一把日本扇子,上面还题了两旬日文诗。此扇被郁达夫后来带回富阳,一直被保存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达40年之久。l919年郁达夫还有《留别隆儿》的诗,但这场跨国之恋也并无再多的结果。可见这位隆子也还是属于下女一类,倘若真能解汉诗,如何不能识得我中国的一代才子呢?那扇子上的两句诗很可能是请别人代写的。

  1919年,郁达夫还有两首赠日本女子梅子的诗。

  郁达夫的旅日日记大约还有5万字从20世纪20年代就保存在富阳,至今只发表了不足10%。l980年于听与周艾文整理编辑《郁达夫诗抄》时,我适逢正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曾与于听谈到为什么不同时发表这些日记?于听说,确实有一些内容作为儿子也无法拿出来发表。我当时对这些日记一无所知,只知其肯定有难言之隐。我相信,随着今后郁达夫旅日日记的公开出版,郁达夫早年的情况还会进一步明朗。但历史传记,假设虽不妨大胆,然求证则务必小心。今天有一分证据当然只能说一分话。在名古屋八高期间,郁达夫同居过的女子确有一人。郁达夫《自述诗》最后一首的原注:"二十一岁""冬遇某氏于东京。二十三岁春与某氏居西浦。四月,与之别;六月,复与之居天神东;九月又与之离。"据郁达夫"八高"的杭州籍同学钱潮对郁达夫的回忆录可知此人是一位日本女子,前夫系军人,但其他情况一直扑朔迷离。某些人讳莫如深,此事似乎也成了郁达夫研究的一个"禁区"。

  1983年罗以民(左一)与郁飞(右一)等人同游新安江

  有一些情况笔者想顺便在前面就有所交待。周艾文当时白天津调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时没有宿舍,曾住在我的宿舍中近两个月,每晚便卧谈鲁迅、郁达夫至深夜。周后来又任浙江人民出版社《东方》杂志主编,曾亲自编辑王映霞的《半生自述》一稿。因我当时准备报考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周为了让我多看一点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曾将编完的王稿交我带回去阅。周对王极力为自己辩解而攻击郁达夫是很不满意的。我亲见周将王稿用红笔几乎删去一半。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王原稿中有这样一段,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王为一幢上海的住房与人打官司的事,被周删去了。(现在汪静之的《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一文提到了戴笠赠房的事,参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第(6)小节。)我当时又恰与郁飞同在该社外文室工作,郁飞对其母发表这样的文章也极其气愤,甚至要与其母断绝关系,并要求周不发表其母的文章。

  现在20多年过去了,于听也不幸早逝,其子郁峻峰(现任富阳市郁达夫研究会秘书长)最近交给我一本《富春江》杂志(2000年l2月总第29期),上刊登一篇益仁的文章《郁达夫与雪儿》。此文就是根据郁达夫未发表的旅日日记叙述了l917年至l919年郁达夫与日本女子雪儿几度同居又最终分手的关系。郁达夫在1918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记到:

  午后取寒衣油布l丈2尺入质,借得日币十元与雪儿作路费者也。夜八时送雪儿上东京行,汽车归已九时过矣。......此后决不欲再与雪儿同居......

  1919年1月13日,郁达夫接雪儿来信,在日记中记:郁飞为郁汰夫与王映霞之长子.现居美国。

  所谓已被卖作娼妇矣。予心乱神昏,来往于月光下者良久,思前思后,觉负雪儿者事多,雪儿之负我者亦不少......去年今日,正思雪儿不置之日也。

  1919年7月4日,郁达夫自名古屋又到东京大宫去探望雪儿,

  记日记日:

  见伊憔悴可怜,沉沦于苦海者久。问伊负债几何,曰只三十金可赎此身。即倾囊之,冒雨归东京。予颇有自戕意,大醉后雪儿谈身世,泪涔涔下,雪儿毫不之解也。(按:如此,安可与之言汉诗)

  次日,郁达夫又记:

  午前十时,更赠雪儿以十五金,之别去,予雪儿之缘,自此绝矣......

  郁达夫似乎在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聂赫留道夫的角色,他是真正在实践"心灵的忏悔"。但由此我们更可以明白郁达夫钱不够用的秘密。

  总观郁达夫一生,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做了的事一般都不愿隐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称得上"真正不愿意隐瞒自己"的人大约只有三个,另两个是汪静之和曹聚仁。而这三者又以郁达夫为最。我相信凡是研究过此三人自传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伟大的人太多,而真诚的人太少,使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的老老少少的中国人都要包裹在沉重的背甲中前行,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郁达夫在1919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说"我同雪儿的一切情事,他年总要写出来才好"。这里我们需要首先肯定的是郁达夫肯把这些事说出来的勇气。千百年来,做这种事的人很多,但并不是都不说出来(即鲁迅说的"一齐掩住口"),我们的民族就会格外圣洁。

  一部二十四史,鲁迅从字缝里看出来的首先是"吃人",而郁达夫看出来的首先是"虚伪"其次才是"吃人"。鲁迅首先是向"吃人"开战,郁达夫则首先向"虚伪"开战,这是他们两者的不同点之一。

  如今时代毕竟前进了,人的观念都在前进,包括郁达夫亲属的观念。对于今天来说,郁达夫已经是作古之人,要相信今天的世人不会用今人的尺度去要求古人的。本传写到此处,实在觉得有必要对当时的道德问题作一评判,因为1917年8月郁达夫已返国回富阳与孙荃订婚,在此前后他居然还与如此之多的女子有染,无此评判,将无以引导读者正确地看待郁达夫。

  四、习俗就是法律

  人类各民族的性道德虽各有其继承性,就其根本来说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变数。但从其种类上来说基本存在着两大类型,即性与爱(情)统一的性道德和性与爱(情)分离的性道德。13世纪奥地利骑士兼游吟诗人尤里克晚年的著作《效忠女人》是其对自己一生情感和追求的忠实记录,后来成为西方性史的巨著之一。他认为效忠女人是男人最大的荣誉,其虔诚几近宗教崇拜,却又主张性、爱分离。他说:"想完全占有自己情人的人很少懂得或完全不懂得如何效忠女人。"尤里克与妻子过性生活,对情人的追求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生活。他认为一个人不可能集性与爱于一身。其实,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但丁也是如此,其诗中的"俾德丽采"这虚拟中的女人才是但丁一生真正的恋人。然但丁的实际生活中却有一个妻子和好几个情妇,但这些女子在但丁的诗歌中却从未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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