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十日开学，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散学"。1911年的立秋后十日为阳历8月19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大乱，杭州府中学堂的学习停止。郁达夫也避乱回到富阳家中。

　　郁达夫自述在杭州府中读书约"半年"，但真正给他计算一下他总共在杭州府中仅读了50天的书。郁达夫为什么要将50天夸大到半年，这大约是因为当时的杭州府中是全国名校之故，能为该校学生不胜荣光。但是郁达夫在这50天中开始了他人生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投稿。郁达夫匿名发表在《全浙公报》上的第一首诗是一首"摹仿宋人的五古"，使他"快活得想大叫起来"。这唤起了郁达夫全部创作的欲望。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投稿写作居然后来成了他终身的事业，甚至自己会靠这枝笔去安身立命。郁达夫说当时这种署假名的诗发表了"很多很多，直到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经有七八成的把握了"，始用真名。但这些诗郁达夫在20年后连"一联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来"。可见郁达夫也并非天才诗人，至少读了一年吴梅村，也没有写出几首好诗。"李杜诗篇万口传"，如果这诗连诗人自己也记不住，必不是好诗。郁达夫诗窍的开通还在以后。但郁达夫因为在各报发表了几首诗，便自视甚高，"自以为学问早就超出了同学"。

　　第二件是买书。郁达夫一生嗜书如命，每到一处必囤积一批书，一生估计达万册之巨。郁达夫的藏书史自杭州府中学堂15岁始。郁达夫说自己当时是"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于是几个由零用钱里节省下来的仅少的金钱"，便被用来买旧书。旧书给郁达夫打开了课外广阔的世界。郁达夫说："真正指示我以做诗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而这正是他买来的旧书中的一本。

　　清末的杭州直大方伯(迎紫路)街景，此路今为解放街

　　本传对郁达夫在1911年还必须辨正的一件事是，郁达夫在该年正月(2月)投考的确为"杭州府中学堂"。如果此事还牵涉到一所百年名校的历史，那就更有考证之必要。笔者以为郁达夫自传对此记载并未错误。该校改名为"浙江第一中学堂"是在此后的6月份。但是这一点却与杭州目前通行的"记载"相悖。本传先引徐志摩的《又申日记》为证。该日记五月十六日(阳历6月12日)记："气候晴温，今日为浙江第一中学开校之记念日，照章放假一天......"可资旁证的是蒋伯潜于l948年写的关于蒋伯潜．原名起龙．以字行。时为富阳县教育界著名人．

　　"杭州府中"的回忆录《老娘家》："我于前清光绪三十三年春，人杭州府学堂，肄业五年，到民国元年(按：l912年)一月毕业；那时，我正二十岁校名已改成'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堂'了。"但杭州市教育委员会编的《杭州市教育志》的记载是："宣统二年(1910)九月，浙江省咨议局决定全省十一府各设一所中学堂。杭州府中学堂改称浙江官立第一中学堂。"以杭州府中为前身的现杭州高级中学于l999年"百年校庆"印行的《百年杭高》的纪念册又继续了这一错误(见该册第9页)。其实该页下方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影印来的，宣统三年四月浙江巡抚增韫"为杭州府中学堂教员职员""恳请给奖"的奏折，已经说明至少在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之前此校并未改名。此奏折中多处使用了"杭州府中学堂"字样。在那个时代，一个巡抚是决不肯以这种"低级错误"去犯欺君之罪的(光绪朱批："该部议奏单片并发。")。其实查民国《杭州府志》便可知《杭州市教育志》此条错误的来源。

　　民国《杭州府志》载：浙江第一中学堂"宣统二年经省议会议决改称今名"。《杭州市教育志》察觉了"省议会"是民国后的事物，显然不对，于是改成"咨议局"，但却将"宣统二年"这个错误的时问保持了下来。其实就是这本《杭州府志》卷一七七"咨议局"(地方自治附)条也指出：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的上谕指明当时各省成立咨议局之权限仅为建议权，"凡地方因革事宜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编印：

　　该志编撰从清末至民国长达30余年，某些条目编写草率，几乎无人把关，如此条竟将民国后才有的"省议会"居然也．写到了民国前．实在让人诟病。

　　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遇有重大事件由该省督抚奏明办理"。这就是说即使有宣统二年咨议局通过的决议，至宣统三年四月未获巡抚批准，就仍不得执行。最好的反证是，如果宣统二年已经改名，那么郁达夫、徐志摩在宣统三年还会都称自己报考的是"杭州府中"吗?

　　从徐志摩、蒋伯潜的记载中亦可知1911年更改后的校名并无"官立"字样。

　　辛亥革命似乎并未给富阳和回到富阳家中的郁达夫带来什么震动!郁达夫说："我也日日的紧张着，日日的渴望着报来；有几次在秋寒的夜半，一听见喇叭的声音，便发着抖穿起衣裳，上后门口去探听消息，看是不是革命党到了。而沿江一带的兵船，也每天看见驶过，洋货铺里的五色布匹，无形中销售出了大半。终于有一天阴寒的下午，从杭州有几只张着白旗的船到了，江边上岸来了几十个穿灰色制服，荷枪带弹的兵士。县城里的知县，已于先一日逃走了，报纸上也报着前两日，上海已为民军所占领。商会的巨头，绅士中的几个有声望的，以及残留着在城里的一位贰尹，联合起来出了一张告示，开了一次欢迎那几十位穿灰色制服的兵士的会，家家户户便挂上了五色的国旗；杭城光复，我们的这个直接附属在杭州府下的小县城，总算也不遭兵灾，而平平稳稳地脱离了满清的压制。"这便是郁达夫为我们真实描绘的富阳的"辛亥革命"。

　　可资与郁达夫比较的是徐志摩。徐志摩在1911年4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如此一段"要闻"："《民立报》载广东革命军起事，焚毁督署，水师大败。事之成败未可必，而我国志士之流血者已不鲜矣!"后两句显然是徐志摩的评语。3天后(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