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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妓受褒奖的原因(2)
调悲怆,以后长安人送葬也唱这种挽歌,颜令宾因此而有 诗遗留下来,并被收在《全唐诗》里。由这两个事例可 知,沦落女子出名与否,在名士的掌握之中。因此,不论 她们的本意如何,总要竭力逢迎名士。 要言之,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双方相得益 彰。但是前者站在主动地位,而后者则处于被动和屈辱境 地。 超俗的真情恋,受到一点同情、理解或尊重 沦落女子被认为是只认钱不认人,不讲感情的人,并 因此受到鄙视。其实她们中许多人像前述徐月英一样,厌 恶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处境,渴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盼望从良嫁人,哪怕是去做妾。但是这也仅是她们的追 求,难于实现。有的人有了意中人,为觅求合法的结合, 不惜殉情而死。河中府娼崔徽,与从兴元节度使署来的幕 客裴敬中相爱。裴离开后,崔极度怀念他,托人给他带去 自己的画像,并传话说,若裴见不到画中人,那就是她为 情郎而死了。后来真的思念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 亡。 还有一位太原妓恋慕欧阳詹,欧阳离开太原时约定回 来迎娶她,于是她日日夜夜盼着情人的到来,想出了病, 又把发髻剪下连同情诗一并寄给他,但是过了约定日期欧 阳还是没有到,她绝望地写下了遗恨诗而死。诗曰:“自 从别后灭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却识旧来云髻样,为奴 开取缕金箱。”恨爱交织,最终仍为爱而死。欧阳闻讯之 后,伤心成病而离开人世。“不是情人不泪流”,他显然不 是负心郎,是客观的因素,造成这对情人的悲剧。“愿天 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这对于沦落 女子却难实现。 男子也有为沦落女子痴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 爱恋乐籍段东美,奉派出使新罗时,思念段氏不已,终因 病重辞世。待到灵柩运返青州,段氏赶到驿馆,痛哭身 亡。薛与段、太原妓与欧阳詹之类的爱情悲剧,被古人当 作逸闻趣事记载下来。对于士人的死世人多以为是怪诞不 值,而对烟花女子则认为是殉情,很难得,故给予同情。 古人的同情,也表现在小说戏曲中对负心郎的谴责。 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写公子李益的忘情负义,抛弃名 妓小玉而同卢氏结缡,迫使小玉卧病,痛斥其非而死。后 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话《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汤显祖 的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这种文艺作品表达的对 沦落女子的同情,与文献对薛涛等真实人物记录中所流露 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确实有人多少能理解沦落女子的 爱情。 “才”在人们心中的实际展示:爱才与重才轻德 著名沦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赘述了。古人之所以赞赏 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赏她们的才华,尤其是文采,因 而原谅她们的卑贱身世和下贱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 子传》里写了薛涛的才智之后说:“殊不意裙裾之下,出 此异物,岂得以非其人而弃其学哉?”人们说不以人而废 言,他这是不以学而废人。持这类观点的人不少,前面提 到过的楼藜然,说薛涛“不幸流入乐籍,不获以名节显,(犹 幸)以才自拔,俨然与卓文君、巴寡妇鼎峙于蜀都也,乌得以 妓少之哉?”据说,清代文坛怪杰、杭州人袁枚有“苏小乡亲” 闲章,竟然与妓女认同乡,从而招致他人的讥笑。他却说, 几百年后人还知道苏小小,不会晓得吾辈,为什么嫌丢人 呢?也就是说著名沦落女子能以才彦而留名。因才留名是 好事,哪里是耻辱!才华——盛名——留芳,“才”是先决条 件。对人的评价,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评论标准,虽说是德才 兼顾,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谓崇人伦优于重事功, 实际是重德轻才。对于女子的三从四德要求,尽管有妇功 的内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条件。可是在对著名沦落女子 的评价中,有些人与官方准则相反,轻忽伦理,注重才学。 官方的哲学与人们的实际观念常常脱节,对著名沦落女子 的品评差异,正好说明这一点。 高贵与卑贱的政治情操对比:抒发政治情怀,鞭挞无耻男性 肯定著名沦落女子的人常常对国家、民族前途具有高 度的责任感,并从这个角度比较达官贵人与沦落女子对重 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态度,以抒发他们向往清明政治的理 想,展现他们爱憎分明的爱国精神。 沦落女子对自身的不幸往往发出无可奈何的哀怨,薛 涛更为自己被发配松州流露不快,她在《罚赴边有怀上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