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

　　裼，载弄之瓦。”说明周朝以来，父母对生儿子和女儿的

　　截然不同态度，故后世对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是

　　“弄瓦之喜”。生男孩高兴地把他放在床上，下体遮以衣

　　裳，给他珪玉玩耍，表示男子将来要到外面活动，要做

　　官，而生女孩，将来不过在家内劳动和纺织，没有出息。

　　由于对男女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婴儿一诞生，就给以

　　男尊女卑的待遇。还有比这更奇怪的现象，就是溺死婴

　　儿，尤其是女婴。

　　汉元帝时，谏大夫、御史大夫贡禹多次上书，指陈时

　　政的得失。他讲当时的一种现象：百姓“生子辄杀，甚可

　　悲痛”，表明元帝时百姓溺男婴是一种普遍现象。贡禹又

　　分析产生这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自汉武帝起，小儿到3岁

　　出口钱，15岁拿算赋，百姓害怕这种人口税的负担，不

　　得不溺杀婴儿，他建议推迟人头税的年龄，改为7岁出口

　　钱，20岁出算赋（《汉书•贡禹传》），以减少人民溺男婴的现

　　象。

　　西晋初年，还没有统一吴国，巴郡邻近吴国，徭役

　　特多，人民为躲避繁重的征役，“生男多不养”。王濬来当太

　　守，减少徭役，凡生育者一个时期内免去徭课，因此几

　　千家存养了男婴（《晋书•王濬传》）。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太守

　　是幸运的事。

　　东晋孝武帝时，中书侍郎范宁说当时“四境晏如，

　　烽燧不举”，但是人民“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娶

　　妻”。究其原因，还是赋役太重：“古者使人，岁不过

　　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就不能不出现不

　　敢结婚，不敢养子的情况（《晋书•范宁传》）。

　　北宋仁宗时，福建建州风俗“生子多不举”，王鼎

　　去当知州，禁止溺婴（《宋史•王鼎传》）。南北宋之际，福建崇安人

　　胡安国的弟媳儿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亏安国

　　的妻子把胡寅抱养了，才使他存活下来（《宋史》卷四三五）。

　　南宋初年，衢、严、信、饶等州的百姓，“生子多

　　不举”，礼部侍郎、枢密都承旨赵子尽因而提出禁止溺

　　婴的建议（《宋史•赵子尽传》）。接近这些地区的徽州也有溺婴

　　现象，据《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记载：“愚民嗜

　　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这是怕

　　分家时，儿子多分不到什么财物，因而不愿意多要男孩。

　　以上发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毙男婴由两个因素造成：

　　一是政府征徭过重，百姓贫穷，负担不起，只好以减少

　　人口来对付，这是主因。次因是考虑分家时的家产，不

　　愿因人多而陷入贫困境地。

　　淹死女婴的记载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

　　此。

　　战国时期溺

　　女婴就有一定的

　　普遍性，《韩非

　　子•六反》：

　　“且父母之于子

　　也，产男则相

　　贺，产女则杀

　　之。”说明溺女

　　已是人们的带有

　　一种普遍性的心

　　理。到南北朝

　　时，“世人多不

　　举女”，表明溺

　　女婴者多，颜之

　　推在说到这种事

　　情的时候，特地

　　举出他亲戚的例子：那人广有婢妾，每当她们将分娩

　　时，派奴隶守在产房门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

　　死，产妇心疼，号哭不让，其悲惨之声令人不忍听闻，

　　但并不能改变那个人溺女的习性和举动（《颜氏家训》）。颜之

　　推这个亲戚极残忍，是溺女的一个典型。

　　元末人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世人生女，

　　往往多至淹没。”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习俗。

　　明初浙江严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举”，知县袁政

　　禁止，以后百姓生女儿，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对袁

　　县令的纪念（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引《姑苏志》）。金华府人“产

　　女多不举”，县令吕祚禁止，据说活下的女婴甚多（光绪《常昭

　　合志稿•人物》）。嘉靖间兰溪令李昭祥令民间生三个女儿的

　　豁免徭役，因此几年内没有抛弃女婴的（光绪《华亭县志•人

　　物》)。同时间江西贵溪县民人也使溺女成为风俗（民国《吴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