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一时名相。他们青少年时代都有刻苦学习的生活经

　　历，也以所读经书对人的规范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写作

　　维持生计，这四个人是丘濬、刘健、李东阳和刘大夏。

　　丘濬(1420～1495)，字仲深，谥文庄，广东琼山人，

　　幼年没了父亲，跟从母亲李氏学文化，由于用心读书和天

　　资聪明，凡过目的书就能背诵出来。在求学时家庭经济状

　　况不好，没有什么书可读，于是向人家借阅，有时为了要读

　　某一种书，行走几百里去借书，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功夫

　　不负苦心人，终于学有所成，考中广东第一名举人。景泰五

　　年(1454)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

　　留在院里为编修，从事文字工作，等于是边工作边学习，于

　　是对明朝的历史与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濬传》)。

　　刘健(1433～1526)，字希贤，谥文正，河南洛阳人，父

　　亲刘亮是县教谕，有学识，刘健好学有家传的因素。他在年

　　轻时与同乡阎禹锡等交游，阎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的弟

　　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响。天顺四年(1460)中

　　进士，选为庶吉士，学成为

　　翰林院编修。刘健为了多读

　　书，珍惜时间，不同人作无

　　谓的往来，由于不懂得社

　　交，被人看作是不随和的人

　　(《明史》)。

　　李东阳(1447～1516

　　)，字宾之，谥文正。幼小

　　学习，四岁就能写出一尺大

　　的字，明景帝听说这个奇

　　事，召他进宫，见他写得

　　好，很高兴地把他抱着坐在

　　膝上。后来景帝又两次召见

　　他，听他讲《尚书》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让他进

　　国子监学习。李东阳早学早熟，天顺八年(1464)18岁

　　时中进士，点为庶吉士，散馆后

　　与丘濬、刘健一样成为翰林院编

　　修（《明史》)。

　　刘大夏(1436～1516)，字

　　时雍，谥忠宣，湖南华容人，父

　　亲刘仁宅是举人。大夏20岁中

　　解元，与李东阳是同年进士，选

　　庶吉士，学习结束，经考核，也

　　应该留在翰林院为编修，但他乐

　　意从事行政事务，经过再试合

　　格，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史•

　　刘大夏传》)。

　　这几位庶吉士不仅在青年时代，而且做官以后，直

　　到晚年，读书生活都始终不变。丘濬阅读用目力太勤，到老

　　年依旧嗜学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没有停止阅览。

　　李东阳善于写篆书、隶书，诗文也做得好，作品流传到域

　　外。暮年致仕家居，经济也不宽裕，请他写字的、作诗

　　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润笔补助生活。每当写作，他的

　　夫人帮助铺纸、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纸笔，李东阳表

　　示疲倦，不想写了，夫人说：假使今日请客，桌上没有

　　鱼肉可以吗?李东阳想到生活，于是愉快地写起来。

　　四位学人读儒家的书，以其观点作为自己的世界

　　观，作为做人、做臣的准则。刘健、刘大夏都经历了明

　　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

　　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

　　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

　　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

　　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

　　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

　　死，即一日忧责未已。”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

　　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

　　于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看下述数事即可知我们说

　　的不荒谬了。

　　丘濬以翰林院侍讲参加《英宗实录》的修撰，当写

　　到兵部尚书于谦之死问题时，有人要按照当时定的谋图

　　不轨的罪名来写，丘濬不同意，认为要不是于谦守卫北

　　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这个功绩不可磨灭。夺

　　门之变时说他谋反，现在时间过去了，我们看清楚了，

　　不是那么回事，对他的诬陷不能不给洗刷。杀于谦是英宗

　　复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濬就敢于直言，是冒着较

　　大风险的，可见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计个人利害。

　　刘健和另一位大学士谢迁与宦官刘瑾作斗争，坚决要

　　求诛杀刘瑾等八人，没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

　　籍为民，毫不后悔。临终遗表，规劝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

　　学，亲贤远佞”，要求国君勤政学习，做儒家规范的明君。

　　明宪宗时有人提出恢复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皇帝向兵

　　部索取下西洋图。刘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图，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