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耗费钱粮太多，死伤的军民也多，得到的珍宝对

　　国家没有什么用处，反对再为找宝出洋，于是把地图藏匿起

　　来，不让宪宗看（《殊域周咨录•古里》)。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事在当

　　时根本不可能再进行，刘大夏的反对，表明他有胆有识。

　　能正己的人少谋私利，刘大夏因反对宦官被抄家，发配

　　边疆。他位至兵部尚书，在任时不替子孙请求恩荫，到遣戍

　　时，只带着一个仆人上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叫子孙跟着

　　去，他说当初不给他们乞求恩泽，今日也不连累他们去受

　　苦。对子孙，要求他们凭个人本事吃饭，不用祖上的遗产毁

　　害他们。认识这一点似乎不难，真正实践了，就非常不容

　　易。

　　为了正己，刘大夏能官能民。致仕归里，在菜园中劳动，

　　当遣戍的命令下达时，他正在园中锄草。待到发配归来，又

　　事农耕。他有个门生当了巡抚，赴任时特地绕道看望老师，

　　在路上遇到一个耕地的老头，就问刘尚书的家，老人把他领

　　到刘家堂屋，才承认自己就是刘某，原来师生多年不见，不

　　认识了。刘大夏以躬耕安度了晚年。

　　这几个庶吉士由于长期笔耕，多有文字留下来。刘大

　　夏撰有《刘忠宣公集》、《东山诗集》。李东阳著的是《怀麓堂

　　诗稿》、《诗后稿》、《文稿》、《后稿》、《诗文续稿》和《西涯拟古

　　乐府》。丘濬作有《琼台诗文会稿重编》、《丘文庄公集》、《大

　　学衍义补》。这是他们读书学习的成果，也是他们学习生

　　活的反映。

　　除刘大夏是尚书，丘濬、李东阳、刘健均是大学士，

　　后者还是首辅。他们不仅官位高，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政

　　绩，有著述，在明中叶，都是人才。他们的成就同学习有

　　很大关系，他们都是科甲出身，且进士之后又做了庶吉士，

　　可以说是研究院毕业生。从他们的经历说明，高层次的学

　　习，就社会需要讲是完全必要的，就个人提高讲也是如

　　此。庶吉士制度在明朝形成，清朝继续实行。明清鼎甲进

　　士入翰林院做修撰、编修，政府又在二、三甲中挑选年轻

　　的，或中年进士中文学优等的，或善于书写的做庶吉士，

　　边学习，边可参加翰林院所管的编纂工作，三年后经过散

　　馆考试，一部分留在翰林院，另一部分到各行政衙门。明

　　清两代的大学士相当一部分出身于翰林院，其中不乏庶吉

　　士，翰林院成为培养人才和储备人才的地方。历史事实证

　　明庶吉士这一学历段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很有必要。

　　儒家所讲的做人准则，大多数读书人并不遵行，但也

　　确有少数人认真实践，丘濬等人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型。他

　　们熟知儒家经典，信奉忠臣观念，正人与小人的是非观念

　　分明，愿做君子之儒，不做势利小人。在这里，讲信义，

　　不阿附，这种品格是值得赞许的。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信条

　　人们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过主张做正直的人的观念无论如

　　何需要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