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

对各种自生自发秩序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理论的特有使命，尽管生物学从其诞生起也一直在关注我们称之为有机体的那种特殊类型的自生自发秩序。只是到了晚近一个时期，自然科学才发展出了一种以控制论( cybernetics )为名的专门学科，这门学科也关注那种所谓的自组织系统或自我生成系统( self-organizing or self-generating systems )的秩序。①

　　①参见H. von Foerster and G. W. Zopf，Jr(eds)Principles of Self - Organization(New York，1962). 有关亚当，斯密预见到了控制论的主要概念的情况，可参见G. Hardin，Nature and Man's Fate(New York，1961)， p. 54；and Dorothy Emmet，Function，Purpose and Powers(London，1958)， p. 90.

这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有别于另一种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这一区别对于理解社会进程以及对于制定各种社会政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有好几个术语都可以被用来分别指称这两种秩序。我们把“人造的秩序”称之为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但是这种人造的秩序也可以被称之为一种建构( a construction )或一种人为的秩序，而特别是在我们必须去探讨一种受指导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它甚至还可以被称之为一个组织。另一方面，我们把“增长的秩序”称之为一种自我生成的或源于内部的秩序，但是这种秩序最为合适的英语称谓则是自生自发秩序。古希腊人较为幸运，因为他们有独特且不同的单个术语来分别指称这两种秩序，即用taxis(外部秩序 )来指称人造的秩序，例如一种战争秩序①，而用kosmos( 内部秩序 )来指称增长的秩序，其原意是指“一个城邦或一个共同体中的正当秩序”。②当然，我们间或也会用这些专门的希腊术语来指称这两种秩序。

　　①参见H. Kuhn，“Ordnung im Werden und Zeffall”，in H. Kuhn and F. Wiedmann(eds)，Das Problem der Ordnung(Sechster Deustscher Kongress Für Philosophie)，Munich，1960，publ. Meisenheim am Glann，1962)，尤其是 P. 17.

　　②参见WemerJaeger，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trans. G. Highet，vol. 1，second edition(New York，1945)，p. 110；有关“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把dikè的概念从城邦的社会生活转向自然领域……乃是哲学上的内部秩序观的雏形：因为dikè一词的原意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中的确当秩序”；另见该书第179页：“这样，宇宙机械论者的内部秩序 (cosmos)，通过思想上的一种奇怪的倒退，反而成了人类社会中的eunomia模式。”也可参见同一作者的“Praise of law”，in P. Sayre(ed)，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Legal Philosophies：Essays in Honor of Roscoe Pound(New York，1947)，尤其是p. 358：

　　  “以此方式得到‘论证’的世界，可以确当地以另一个取自社会秩序中的术语来指称它，即‘内部秩序’(cosmos)；该术语最早出现在爱奥尼亚哲学家的语言之中；经由采取这一步骤并将dikè的规则扩展至整个实在世界，他们明确地揭示出了希腊法律思想的实质；他们也据此表明，希腊法律思想是以正义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

　　  另见上引书第361页：“城邦[the Polis]赖以为基础的乃是法律。这样的法律并不只是律令，而是内部规则(nomos)；内部规则的原初含义所意指的乃是所有为有关正确与错误方面的‘活’习俗所尊重的规则”；又见该书第365页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论述，即甚至在古希腊人对法律的信念崩溃的阶段，“内部规则(nomos)与内部秩序(cosmos)之性质之间的严格关系也没有受到普遍的质疑”。

　　  然而，亚里土多德却把内部规则(nomos)与外部秩序(taxis)而不是与内部秩序(kosmos)联系起来，请参见Politics，1287a，18，尤其是 1326a，30：ho te gar nomos taxis tis esti。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源自内部规则(nomos)的秩序会超出秩序的安排者所能了解的范围，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战争中谁将来命令或指挥他的那些自高自大的群众呢? 或者说，谁会作它的传令使者呢?除非他有Stentor(荷马叙事诗Iliad中声音洪亮的传令使者)的肺活量。"在这样的人群中创造秩序，对亚里土多德来说，乃是一项只有诸神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其他的场合(Ethics，Ⅸ，x，§3)，他甚至辩称说，一个拥有10万人的国家，亦即一个拥有10万人的有序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理论始于-并且拥有一种对象，只是因为-这样一种发现，即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有序的结构，但它们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在某些领域，这一发现现在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尽管人们曾一度认为，甚至语言和道德也是由过去的某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已认识到它们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而该过程的结果则不是任何人曾预见的或设计的。然而在其他领域，仍有许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样一种主张，即众多人之间的互动模式能够显示出一种并非任何人刻意创造的秩序；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一些批评者仍在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 )的说法进行不可思议的嘲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亚当·斯密乃是依照他那个时代的语言风格，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说法去描述人们是如何被引导去“实现那些并非出于其意图的目的的。”①如果义愤填膺的改革者仍然抱怨经济事态的混乱，以为它毫无秩序可言，那么这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一种并非刻意创造的秩序，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认为一种秩序所旨在实现的乃是某种具体目的，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见的那样，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所旨在实现的并不是特定的目的。

　　①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edited by E. Cannan，vol. Ⅰ，p. 421.

我们拟在下文( 见本书第二卷第十章 )讨论预期与计划之间的那种吻合是如何达致的；这种吻合正是市场秩序所具有的特征，也是我们从该秩序中获得的利益的性质所具有的特征。然而，我们眼下所关注的只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要揭示出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并非由人创造的秩序；二是要阐明这个事实之所以较难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我认为，其间的主要原因是，诸如市场这样的秩序并不会主动进人我们的意识之中，而必须凭靠我们的智力对之进行探索。我们不可能用肉眼看到，也不可能经由直觉而认知到这种由颇具意义的行动构成的秩序，而只能够经由对不同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探索而从心智上对它加以重构。自生自发秩序的这个特征可以被概括为：它是一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秩序。 中华励志网|zhlz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