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曾经指出：“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的总是行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这种最崇高的概念即本体观念，即人对世界秩序的预设。本体观念是经验、文化的升华物，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的中心思想强调主体自我的修养，强调人格的陶冶，强调做人。中国文化中存在种种人生哲学，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儒家、道家、佛家，但无论哪一家，都以塑造堪为典范的人格为其宗旨。所以，在其根本处，儒、释、道往往相通。牟宗三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智的直觉”的命题。他认为，儒家的“德性之知”，道家的“玄智”，佛家的“般若智”，都属于“智的直觉”。所谓“本心仁体之诚明、明觉、良知、虚明照鉴”(儒)，所谓“道心之虚寂圆照”(道)，所谓“观照即空即假即中之实相的般若智”(释)，都是经由“智的直觉”来实践或证现“本心”、道心、真常心，并进而成圣、成真人、成佛。儒、释、道三家，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皆以人格陶冶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和修行。其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圣人、真人与佛，所标示的乃是一种道德自我傲然挺立的境界。

　　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使它成为一种安身立命的哲学或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知识。金岳霖说：“我现在要表示我对于元学的态度与对于知识论的态度不同。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底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适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所谓玄学，即本体论哲学，其主旨在树立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以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富于诗意地阐释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价值。人人都能以自己的践履去体现这一境界，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本来含有一生生不已、怵惕恻隐的仁心；人人都必须不断地修身养性，不断地扩充仁的体证，否则与形骸俱生的“气质之性”就会窒息我们的“天命之性”。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与对人的弱点的正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对人的弱点的正视，我们便不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去克服“气质之性”的干扰；动心忍性，不失所守，这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中国自思孟以降，源远流长，注重心性修养的人生哲学，与《西游记》中的伏魔故事，其内在精神无疑是可以沟通的。没有这种人生哲学，就没有《西游记》“求放心”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