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父母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水贼占妻型”(刘勇强语)的故事。这类故事的标准形态是：一官员携家眷由水路赴任，船主心生不良，将官员推堕人水害死，并霸占其妻或女，冒充上任。若干年后，官员之妻女或其子借机复仇。关于这类情节，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同或相似的素材。比较典型的有唐传奇《谢小娥传》、宋元话本《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在此，我们不想讨论隐藏在这类故事背后的社会背景。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温娇，在这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过去。有关唐僧身世这一节鲜有人提及，现存最早的百回本甚至将这一节删去，说白了，是为尊者讳。他们很难容忍作为佛学大师的唐僧竟有这样一位“不洁”的母亲。甚至作为叙述人的作者，对温娇自尽后众人的反应也只字不提，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对一位有违“妇道”的女人来说，没有大加挞伐就已月经不错了，更遑论会有什么褒奖呢?而事实上，殷小姐在这一故事中所表现出的坚韧意志足以让众多男性汗颜。为雪丈夫之仇，为全儿子之命，她忍受奇耻大辱，含恨度日，受尽折磨，身心均遭到严重摧残。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对象，她的所作所为可歌可泣，表现了一个伟大女性和母亲的善良而高贵的品质。这样的女性怎么能轻易被人忽略呢?

　　但如果将她的遭遇放在明代那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对温娇的处理已经是够“仁慈”的了。《明史》卷三百零二，“张烈妇”在大乱将临之际对她女儿说：“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面对突发事件，为了保全名节，妇女只有自尽的份。母亲对女儿的这番“教导”让我们不寒而栗。正是有如此深厚的礼教传统为基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温娇知悉丈夫被害后，要以死殉夫了。但正所谓“节”、“孝”不能两全，由于温娇此时已有身孕，事情便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自尽全节的话，固然能够博得一个节烈的美名，但对陈家来说，便要冒断子绝孙的危险。而对于死去的陈光蕊来说，更没有人为他昭雪沉冤了。此时，失节变成了“小义”，而为陈家保留血脉和为丈夫报仇成为了“大义”，这正是温娇忍辱偷生的强大精神支柱。

　　冯梦龙曾在《情史》卷一“情贞类”补遗中发过一段议论：“妇人自裁，乃夫死后第一干净事，况迫于强暴，计无复之者乎!若所夫尚在，又当委曲以求再合，非甚不得已，不必悻悻怀怒，争寻结局以明志也。”冯氏的这段话，既强调了守节的重要性，同时也网开一面。虽然这个“不得已”还比较含糊，但可以确信的是，温娇的遭遇应该归于此列。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温娇活下来了，但这种苟且偷生事实上是生不如死，因为在她的内心世界，正忍受着难以排遣的痛苦的煎熬。小说中，温娇对父亲的一番表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丞相直入衙门正厅坐下，请小姐出来相见。小姐欲待要出，羞见父亲，就要自缢。玄奘闻知，急急将母解救，双膝跪下，对母道：“儿与外公，统兵至此，与父报仇。今日贼已擒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母亲若死，孩儿岂能存乎?”丞相亦进衙劝解。小姐道：“吾闻妇人从一而终。痛夫已被贼人所杀，岂可面见颜从贼?止因遗腹在身，只得忍耻偷生。今幸儿已长大，又见老父提兵报仇，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惟有一死以报丈夫耳!”

　　尽管有殷丞相这样开明的父亲和陈玄奘这样理解母亲苦衷的儿子，也不能使她从深深的负罪意识中解脱出来。

　　小说中曾提到过温娇的三次自尽。第一次是要殉夫，但考虑到孩子和为丈夫报仇，没有付诸实施，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信念在支撑着她；而第二次则有所不同，此时，丈夫的血海深仇已报，对于她来说，生存的意义已经没有了，故而这次她是从容面对死亡，不过在父亲殷丞相和儿子玄奘的苦苦哀求下，暂时没有付诸实施；第三次则是获悉丈夫死而复生后，此时应该是苦尽甘来，合家共享天伦之乐了，但对于温娇来说，此时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崇高的使命感已让位于深深的负罪意识。温娇以她的死，既保存了自己的名节，也为家人赢得了足以旌表的名誉，然而不免残酷了些。

　　在对待温娇自尽这件事上，作者的安排虽令读者于心不忍，然而却遵循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逻辑。死比活好，死了是烈妇贞女，活着却永远都是戴罪之身。因此她的死，几乎是她所能选择的最好结局，既符合礼教下多数女性的价值选择，又满足了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温娇的别名叫“满堂娇”，“娇”与“骄”同音，作者用这个名字当然有其用意。作者是以满怀赞赏的心态看待她从容平静地死去。她的死，是值得全家满堂骄傲的。在那样的社会里，像温娇这样以死赎罪不正是家庭、亲朋好友和整个社会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