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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妖猴的孙悟空(上)(2)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释氏辅教之书”除外)中,人们对怪的基本态度是厌恶与憎恨,这从《搜神记》中《田琰》、《阿紫》、《苍獭》、《张茂先》等篇即可见一斑。但在《放伯裘》中,狐怪伯裘却成为陈斐安全的保障,而人(张侯、王侯、史侯、董侯、李音)却是种种阴谋的策划者。人不如怪,人比怪丑恶,这正是《放伯裘》的命意。作者在写这故事时,人类生活中的种种卑鄙行为,种种无耻行径,大概历历在目吧?不然,他为何如此愤世嫉俗,如此怒不可遏?这也许就是陶渊明“带气负性”的人格侧面的呈现吧?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载:“朱青雷言:有避仇窜匿深山者,时月白风清,见一鬼徙倚白杨下,伏不敢起。鬼忽见之,日:君何不出?栗而答日:吾畏君。鬼日: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隐。余谓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有激之寓言”,亦可移以评《放伯裘》。因愤激而故意说过火的话,这种现象在生活和艺术中都不罕见。 《西游记》之赏识身为妖怪的悟空,亦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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