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六朝志怪中的妖精。

　　与仙、鬼形成对照，物的世界总体上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不信奉人间伦常的异邦。物，指的是各种“年老成魔”的动植物或无生命之物，也就是怪物，或称物怪。《抱朴子•登涉》：“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这些“物”，后世习称为妖怪或妖精。

　　在志怪小说中，天地间的邪恶与卑鄙，大都与物有关。它们没有道德感，没有羞耻心，一切正直的人所遵循的生活秩序和奉行的准则，它们都视有如无，并似乎故意践踏之，毁坏之。

　　在这方面，物怪与鬼的差别异常鲜明：就一一般情况而言，鬼仍然信守人间伦常，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从不淫人妻女(个别极是为邪恶的鬼除外)；物怪却非但无此种忌讳，且对淫人妻女格外驾感兴趣，给许多普通家庭带来惨痛的悲剧。其他坑害人的事，物怪同样爱干，神通不大的物怪多来一些小恶作剧，神通大的习物怪则往往有拿人性命当儿戏的恶劣嗜好，如《搜神记》卷十七巅《顿丘鬼魅》：习考魏黄初中，顿丘界有人骑马夜行，见道中有一物，大如毯兔，两眼如镜，跳跃马前，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骥便就地捉之，惊怖暴死。良久得苏，苏已失魅，不知所在。霍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已，因说：“向者事变 霜如此，今相得为伴，甚欢。”入日：“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要可言。君马行疾，且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语曰：“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怖惧耶?”对曰：“其身如兔，两眼如镜，形甚可恶。”伴日：“试顾视我耶?”人顾视之，犹复是也。魅便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乃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状如是。《在物怪的恐怖阴影中生活，这无疑是六朝志怪作者把他们对恐怖现实的感受折射到了小说中。物怪即邪恶者的象征。的确，“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置身乱世，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深发感喟是必然的，但不一定流于诅咒或呼天抢地。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说过：“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人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

　　文章便更平和。”这种平和，体现出“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历经沧桑的浑涵与成熟。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物的若干想象就表达了这种严整而又从容不一，止一迫地看待乱世及邪恶者的独特态度。

　　其一，物是邪恶的、残暴的，但人们并不惧怕，有的只是厌恶与蔑视。一是厌恶。这在那些描叙物怪幻化为女性追求男子的故事中显示得尤为分明。如《搜神记》卷十八《苍獭》、卷十九《鼍妇》，《幽明录》“淳于矜”、“苏琼”、“费升”、“吕球”等。兹录“吕球”一则：

　　东平吕球，丰财美貌。乘船至曲阿湖，值风不得行，泊菰际。见一少女乘船采菱，举体皆衣荷叶。因 “姑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则有惧色，答云：“子不闻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乎?”然有惧容，回舟理棹，逡巡而去。球遥射之，即获一獭。向者之船，皆是苹蘩菹藻之叶。见老母立岸侧，如有所候望。见船过，因问云：“君向来，不见湖中采菱女子耶?”球日：“近在后。”寻射，复获老獭。

　　居湖次者成云：湖中常有采菱女，容色过人，有时至人家，结好者甚众。

　　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史》将这类情节视为“人妖恋爱”，并认为物怪被男子惩罚是“遇人不淑”，“读后深感遗憾”；“这些女性妖怪并不害人，为恋爱而死于非命，惹人同情”。恐怕是误会了。它们与人鬼恋爱的区别在于：男子对于女鬼的感情通常是真挚的，不得不离别时，总免不了怆恻嘘唏，因为，鬼本质上是人；而对于女怪，男子与之交往或交欢，大抵是受骗上当，一旦真相大白，便毫不留恋地舍去，甚或亲自动手置之于死地。这是由于，怪意味着丑恶，是与人类格格不入的。二是蔑视。在他们看来，物怪尽管都获得了某种灵性，尽管凶恶残暴，但并不可怕。因为，植物怪或器物怪神通有限，易于征服，即使是神通较大自嘞物之怪，百年之内的可用犬加以识别，千年老物怪，如《搜神记》卷十八《张茂先》中的斑狐，“得千年枯木照之，则形立见”，仍可治服；铜镜也能使妖怪现出原形(见《搜神后记》卷九《鹿女脯》、《林虑山亭犬》等)。气豪胆壮者或者方士更是物怪的克星(见《搜神记》卷《大贤》、《到伯夷》、《列异传•汝南有妖》等)。

　　其二，人们虽然厌恶并蔑视物怪，却又能以一种超然于善恶之外的壮伟的气度来欣赏它们，尤其是欣赏它们的神通与智慧。《搜神记》卷十八《狸婢》中的狸怪可以将身子变为主妇，尾巴则单独变为“所随婢”，这比变人时依旧有段尾巴拖在后面的孙悟空还有能耐。卷十八《张茂先》中的斑狐“变作一书生”：“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张华闻所未闻；“比复商略，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摘五礼”，张华“无不应声屈滞”。张华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诗人，却远不及斑狐，可见其超群轶伦了。《董仲舒》中的狸怪(《太平广记》卷四四二，出《幽明录》)，与董仲舒“论五经，究其微奥”，也不寻常。狐、狸在魏晋南北朝志怪中是被作为最淫邪、最善变而又最聪慧的物怪来看待的，能够欣赏邪恶者的智慧，该是何等豪迈!有时，为了抒发愤世嫉俗的感慨，他们甚至故意写得人不如怪，比如《搜神后记》卷九《放伯裘》等，对后世《聊斋志异》大有影响，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亦与之相关。这…点，我们讨论孙悟空形象时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