怛是，这个答案显然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人是文化的存在；作为炎黄儿女、华夏子孙，必须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我们有孔子、盂子、老子、庄子，我们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我们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如果连这些都不了解，是没有资格以华夏子孙自居的。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编写了《四大小说名著导读》，希望对读者起到指导阅读的作用。

　　中国文学史上有几种主要的文体：诗、文、戏曲、小说。每一种文体，其职能和特色是不一样的。传统意义上的古文，即唐宋八大家所写的那种以单行的文辞组成的散文，渊源于诸子和历史著作，特别强调思想或意旨的深刻；诗是“言志”的，表达的是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人生感慨，严肃、庄重，不允许进入私生活领域，所以古典诗中很少写恋爱的作品；戏曲面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恋爱、侠义等成为其中的主要题材，过去有一句话，叫“十部传奇九相思”，夸张地说出了这一特点。诗、文、戏曲之间的这种区别表明，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职能，阅读时不应采用同样的眼光。清初张潮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幽梦影》中以诙谐的笔调写道：“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对渊博友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他的意思是说，不同的文体，其美感特征是大不相同的。

　　读四大小说名著，也要留意不同类型作品的风格差异。

　　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有四种主要类型。历史演义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代表，英雄传奇以施耐庵的《水浒传》为代表，神魔小说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代表，人情小说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代表。这四种类型小说的特征，三言两语很难说明白，我们不妨举例性地看看这几种小说处理女性形象的方式有何区别。

　　《三国演义》以政治、军事问题作为小说的重心，因而对于口常生活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衣、食、住、行，油、盐、酱、醋，如果它们与政治、军事斗争不相干，作者就根本不会留心。这种态度也同样适用于女性。比如貂蝉。小说叙她本是王允府中歌妓，美丽聪慧，王允待如亲女。因见董卓暴虐，汉室将倾，慨然助王允行“连环计”，周旋于董卓、吕布之间，使二人反目。吕布助王允诛董卓后，得貂蝉为妾。曹操擒杀吕布，貂蝉下落不明。在上述情节链条中，“连环计”中的貂蝉是备受重视的，因为她与政治斗争相关；但此后貂蝉就无足轻重了。尤其是小说第二十回，叙曹操擒杀吕布后，仅仅交代：“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将吕布妻小并貂蝉载回许都。”)清初毛宗岗在这里加了一句评语：“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读者毛宗岗如此关注貂蝉，作者罗贯中则不大关心貂蝉，因为，一个置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之外的女子，无论多么美丽轻盈，她在《三国演义》中也是无关紧要的。

　　《水浒传》则是一部豪侠题材的小说。为了充分写出好汉们的豪侠风采，小说中个性千差万别的英雄却又被赋予了几大共同特征，“一意打熬气力，不亲女色”便是其特征之一。为什么不亲女色呢?关键在于，娇媚的女性形象以及男欢女爱的韵事与《水浒传》的粗豪情调格格不人，因而被排除在外。小说第三十八回中，李逵等四人正在琵琶亭饮酒，“各叙胸中之事。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李逵怒从心起，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这一段情节，绝妙地写出“豪杰事务”对怜香惜玉的书生美德的排斥。水浒好汉中，除了被嘲笑的周通、王矮虎热衷于要个押寨夫人外，其他人都视女色为尘土。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编导不明此理，竟让黑旋风李逵饱含眷恋地目送方腊手下的一个颇有几分妩媚的女头领远去，令人忍俊不禁。)

　　《西游记》以降妖伏魔为主体。从修身养性的角度看，魔就是人的欲望。印度古代传说中的第六天之主波旬即魔界之主，常率魔众破坏善事。佛教吸取这一设想，并将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因素视为魔。《西游记》所写的一连串降魔伏怪之役不妨理解为对自我心灵中各种欲望的克服。而在人的种种欲望中，“好色”又是格外引入注目的一种。为了贯彻修身养性的命意，《西游记》对师徒四人的性格做了精心设计：唐僧心如古井，总是躲避一次又一次的求爱；悟空尤其超脱，笑看儿女情长，一副调侃和不屑的神态；沙僧亦向来稳重，绝不对女性产生爱慕之意；只有八戒，念念不忘他的高家妻子，不知疲倦地与异性胡混，而正是他成为作者嘲笑的主要对象。《西游记》的作者没有兴趣写那种风光旖旎的恋爱。

　　《金瓶梅》、《红楼梦》以普通人的感情生活为描写重点，女性形象自然成为其中的核心部分。《红楼梦》开头便有这样的交付“令风伞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特征，“一意打熬气力，不亲女色”便是其特征之一；为,不亲女色呢?关键在于，娇媚的女性形象以及男欢女爱的韵事与《水浒传》的粗豪情调格格不入，因而被排除在外。小说第三十八回中，李逵等四人正在琵琶亭饮酒，“各叙胸中之事。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李逵怒从心起，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这一段情节，绝妙地写出“豪杰事务”对怜香惜玉的书生美德的排斥。水浒好汉中，除了被嘲笑的周通、王矮虎热衷于要个押寨夫人外，其他人都视女色为尘土。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编导不明此理，竟让黑旋风李逵饱含眷恋地目送方腊手下的一个颇有几分妩媚的女头领远去，令人忍俊不禁。)

　　《西游记》以降妖伏魔为主体。从修身养性的角度看，魔就是人的欲望。印度古代传说中的第六天之主波旬魔界之主，常率魔众破坏善事。佛教吸取这一设想，并将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因素视为魔。《西游记》所写的一连串降魔伏怪之役不妨理解为对自我心灵中各种欲望的克服。而在人的种种欲望中，“好色”又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一种。为了贯彻修身养性的命意，《西游记》对师徒四人的性格做了精心设计：唐僧心如古井，总是躲避一次又一次的求爱；悟空尤其超脱，笑看儿女情长，一副调侃和不屑的神态；沙僧亦向来稳重，绝不对女性产生爱慕之意；只有八戒，念念不忘他的高家妻子，不知疲倦地与异性胡混，而正是他成为作者嘲笑的主要对象。《西游记》的作者没有兴趣写那种风光旖旎的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