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士兵突击》观后，如同经历当代军营生活的一番洗礼，感觉荡气回肠，感慨万千。这是一部多年来在国内少见的优秀影视作品，播出后受到公众的普遍好评。
有人喜欢它的曲折而动人的故事，有人被它的朴实无华、充满阳刚之气的感人力量而打动，有人感叹它能够脱离军旅作品中以女兵和爱情作调料的俗套而描写真实的当代军营，有人关注它所表现出的现代化机动部队军队和特种兵的生动细节，而真正使我看好的是这部作品后面体现出的价值观－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得最出色就是成功。
主人公许三多来自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入伍时属于最难以造就的一批士兵。他的木讷和愚钝，使人们根本无法把他和一个优秀军人和辉煌前途联系在一起。但在作品的结尾，他无疑属于一个成功者，尽管他仍然是一名士兵。许三多的这种成功和部队熔炉的历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从根本上来说也在于他的价值观定位：“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士兵突击》中的最闪亮的东西就在于它对许三多的这种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价值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剧中的全部主要人物中，职位最高者不过是一个由于剧情需要而必须出现的团长，其他的核心人物基本都是最普通的军人。对这些士兵的成长历程，作者的落笔点没有放在提干、上军校或成为某位将领的乘龙快婿这些最容易推动剧情发展的构思上，而是明确无误地表达出自己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做合格的军人。剧中的成才是唯一具有强烈升迁欲望的士兵，但军中的千锤百炼最终还是使他回归了和创作者一致的成功理念：不抛弃，不放弃，在军人岗位上尽职尽守，做到最好。这一点，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采访《士兵突击》剧组人员的节目中最终得到了证实：导演康洪雷在访谈中敞开了他的观点 － 最终能够在社会成功的还是象许三多这样质朴的人。
曾有一位女学生请易中天教授送给她一句励志的话，被易中天拒绝。教授表示：志向是自己的事，不是激励出来的，他从来不给别人励志。对易中天教授的这种观点我并不完全赞成。如果把“励志”解释为用成功者自己的人生总结来启发他人进行正确的人生定位，这种启发实际上是需要的，对于很多有一腔抱负而缺少涉世阅历的青年人来说尤其如此。“失败是成功之母”，“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都属于这样的启发和激励。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励志，而在于我们需要激励青年什么样的志向。如果导向不对，励志就会造成价值观的偏差，甚至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易中天接下来的另一番话就很有道理。他说，现在中国式励志的结果是造成了一片人造森林，而原生态的森林不仅需要有大树，也需要有花草。
事实上，中国式的励志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走进一个误区，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易中天所指责的“人造森林”其实更多的表现为“幻觉森林”。
在国内任何一个机场的书报出售点，人们看到最多的读物是如何做一流的老板，完全不顾国内飞机乘客的身份已日益平民化的事实；在众多的大学校友聚会中，被大学领导视为座上宾的人总是成为高官的毕业生，普通劳动者和退休人员往往远离活动的中心；在学历日益成为知识和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的情况下，上大学和读硕博已经成为中学生走向社会必经的一个独木桥，并已导致我国管理人选过剩而技工储备严重不足的现象，其结果是把对“中国制造”的质量起关键作用的生产环节基本上交给了教育基础薄弱的农民。纵观中国都市的所有建筑，在一线工作的人员已基本看不到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和四、五十年前蔚然成风的“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青年择业观相比，今天已不再可能会有谁会再认同一位国家领导者和掏大粪工人的区别只在于“社会分工不同”。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是社会分工了，因为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地位和权力，是否尊重对方的标准还是地位和权力。
最近参与了一次部队老兵复员的欢送活动，其中有两番话让人深思。一个军官在送站的大巴车里激励因告别战友而泪流满面的退伍军人说：“希望你们以后能穿着西装开着汽车回老部队做客，别给我灰头土脸的回来。”在西客站，一个高级军官也已类似的方式鼓励着这些老兵：“希望几年后在你们中间能出现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各级领导……”。这样的临别赠语，真正起到的作用是谢绝老兵重返部队做客，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由老板和领导组成，其主体只能是普通的劳动者。如果连以恪守职责为特点的军队尚且对老兵如此“励志”，人们对更大范围内社会群体的成才理念还能在积极引导方面抱有多少指望？
我们目前的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具有鲜明的区域化和偏差性的特点。原因是青年人被激励起来的抱负往往都集中在一个极为狭小的区域，这就决定了大多数人最终竞争失意的必然性。为了避开残酷的竞争，很多家长开始另辟蹊径，不惜倾多年积累把孩子送到国外，试图以出国镀金的方式来提升孩子的竞争能力，根本不顾出国属于“精英投资”这一严峻的现实。
以金钱和地位衡量成功的主流价值观的现象，目前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我们的私人聚会中，无论宾客处于何种身份，“发财”是恒定的祝酒词。在我们的要人聚会中，无论聚会的性质如何，高官永远就坐在宴席的首要位置。诚然，追求利益属于人类的自然心态，但它的途径本来是多样化的，过分偏执于某一个方面，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扭曲。
在德国的图书馆和书店里，要找到一本“励志”的书非常困难。这和德国人不愿意在人生的选择上接受别人的指手画脚的性格有关，也和德国人体现个人价值的模式有关。德国人了解他人的人生体验往往是通过读小说，所以在德国的书店里Roman（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大型书店里，一楼总是安排大众读物，以城市历史、旅游手册、艺术画册、小说作品为主，深入到二、三层楼，专业性开始加强，但经济类、政治类读物通常都是实用性书籍，以手册类的工具书为主，帮人“励志”的书根本看不到。涉及到职场活动，大量的读物是教人如何应付求职面试，如何写好简历；涉及到理财的书，很多是教人如何合理避税。“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励志警示语，但德国人对此毫无兴趣。一个德国朋友说过：“如果信奉这样的励志，绝大多数士兵到头来不是要成为失败者吗？这是当上将军的人才敢信口开河的胡话。”
德国的小学生从四年级就开始为以后的发展定向。在这次定向中，要决定升中学时是上实科中学、全科中学和文理中学中的那一类学校，由老师、家长、学生本人的三方意见汇合后来决定。其中只有文理中学一种是为读大学准备的。三方意见汇合后的决定结果，往往是少数人选择读文理中学。在大量不选择以后读大学的孩子中，很多人并不是因为学习不好，而是因为不愿意多上那几年的大学。有的家长和孩子是这样算帐的：早工作四、五年，一辈子的总收入算下来和读大学的人差不太多，但是可以早进入社会，早积累经验，早成家立业，早开始带薪休假，总帐算起来并不吃亏。对于企业来说，高学位的人应用作技术和管理骨干，这样的人在企业里永远是少数，招聘的机会和高级技工无法相比。
在企业选择高校毕业生的时候，由于学位越高的人价格越昂贵，而距离工作实际越远，所以企业往往优先考虑大专生，其次是本科生，再其次是博士生。既然社会对宝塔尖上的人才需求量最少，德国青年对文凭的向往也就不象中国这样趋之若骛。这种现象在西欧各国大同小异。
德国青年缺乏对中国式励志的冲动，从大的方面看可以归纳为几个原因：
第一、 务实的“成才观”。德国青年认为自己能够及时独立，生活稳定，职业中能够发挥自身能量就已经才尽其用，并不做超越自身能力的奋斗幻想，因此也就无需外来的激励说教。而德国的企业老板和公务员也很少有高人一等的成功感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通常都特别注意平易近人。
第二、全色谱的价值观。德国青年普遍从小就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在对社会的看法上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很少人云亦云。童年时期的未来设想五花八门，而一旦成型，就会终身追求。从政、从商、当技工、干公益、当教师、当农民都是选择。中国留学生的孩子在选择未来出路时清一色地是先读大学，而我认识的一个德国中学生却选择了修自行车，一个德国女孩自小热衷于去非洲扶助老人并且最终实现。青年人价值观的多样化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实现了充分吻合。
第三、 注重长期的知识汲取。德国青年的世界观形成，建立在社会知识和书本知识的独立积累，逐渐形成独特的人生感悟并依此决定职业定向。他们的志向是通过长期学习形成的，豪言壮语式的空洞励志诗篇也就注定无人问津。
第四、良性和公正的社会环境。在俾斯麦时期，德国在欧洲率先实行公务员制度，建立起了社会福利体系的雏形。二战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完善，社会关系公正而顺畅。当老板发财者，承担着沉重的赋税责任；继承丰厚资产的人，在遗产税的重压下如果不经营公益事业会很快丧失富人地位；从政者有选举下台之虑；公务员终身有靠但不可能有牟取私利的空间……加上较低的贫富差异和完备社保体系对劳动者利益的守护，使德国人不会普遍向往“升官发财”，社会各层面和职场各领域的人都各得其所，千军万马走一条成功的独木桥的现象自然不会存在。
中国的成才观，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至今沉淀下了一些难以清除的意识糟粕。“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已深刻在国人的人生价值观中。建国后，在追求社会公正和激励全民进取的新价值体系下，倡导奉献社会的意识曾经成为价值体系的主流，但文革大潮的荡涤很快使这些成果得而复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发展需要强调经济元素，也使社会保持数十年的利益均势迅速被打破，贫富差距开始显现，竞争所必备的良性环境的建设滞后，对主流意识的文化引导被忽视，而腐败官员滥用公权牟取私利的不公正社会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因此，中国人的成才理念单一化一方面反映出了人文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社会环境的问题。政府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任务，包含了在这两方面进行扭转的任务。
纵上所述，对于缺乏信仰、前瞻能力和社会阅历的年轻人需要励志，但行之有效的励志需要现实的基础。这一基础首先表现在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其次表现在健全成熟的民族意识。以金钱和官位作为励志的目标，最终只能导致大多数人的失落和迷茫。构成一个庞大社会主体的人群如果普遍具有职场失意的心态，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稳定。要改变这个现象，国家的管理者和知识界就必须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
我们的社会需要杰出的管理者，需要善于在全球一体化形式下走向行业世界高端的企业家，更需要在平凡岗位上能够胜任工作的普通劳动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励志行为承担着培养客观和健康的社会意识的职责。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都是精英阶层。所谓“精英”，一个极其重要的能力在于反思。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都瞄准着当老板和当领导的目标来引导年轻一代的奋斗，易中天教授的“励志免谈”之举便是良知的体现了。
落笔之际，再看看许三多始终如一“做有意义的事”的追求，我们会更深刻一些地感受到《士兵突击》作品的光芒。
天天励志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