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哥的豪爽热情,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有人喜欢这种热乎劲儿,觉得到了北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也有人不喜欢这份热情,觉得北京的哥未免话太多、嘴太贫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北京的各行各业都在反思自己的行业形象,改进自身的服务。客观地说,近两年来,北京出租车服务有了很大改进,车内比过去整洁多了,的哥也不像过去那么罗嗦了。代之以喋喋不休贫嘴的,是礼貌周到的服务和让人如沐春风的礼貌用语。遗憾的是,乘客的素质似乎并未随着服务的改进而有所提高。一则有趣的报道表明:面对的哥“您好”的问候,绝大多数乘客没有反映。在记者观察的二十位乘客中,只有一位老人回应“您好”,一位女士报以“谢谢”。其他人要么面无表情毫无反映,要么不耐烦地甩一句去哪哪儿。
对此,我也颇有同感。按照从小接受的家教,遇到熟人一定要主动打招呼,无论是长者还是年轻于自己的朋友,无论是位尊者还是位卑者,都要一视同仁。如果目光与不熟悉的人相遇,也要礼貌地点头致意,不可视而不见。遗憾的是,我所得到的回应虽然比的哥的略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至于先上电梯按住按钮、先进商店拉住店门,也很少得到后来者的一句“谢谢”。每当此时,都不免在心里苦笑。我知道自己对陌生人做这些简单的事情还不至于就是为了换来人家的感谢,但人哪怕是做了极其微小的好事,总还是希望有个积极的回应吧。
时间久了,我试图分析咱们中国人冷漠的特征和原因。我发现:中国式的冷漠大体有如下特征:一是对陌生人冷漠;二是对直接的下级冷漠;三是对明显位卑于自己的人冷漠;四是对晚辈冷漠。
究其原因,我以为表层原因是性格差异和缺乏基本的文明礼貌教养,较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民主传统,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作祟。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或宗族势力为普遍联系的社会形态。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人们最看重的原则是远近亲疏,推而广之,就是孙隆基先生所说的以人的“生”与“熟”来确定自己的处世态度。如果是“熟人”,自然要笑脸相迎、优待有加;如果是“生”人,对不起,只能漠然处之,甚至冷若冰霜。为什么?因为“熟人”多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这些人对自己的评价将会产生直接的利益效应,因而不得不笑脸相迎。而“生人”是与自己不搭界的人,他们怎么看自己无关紧要。表面上的“没有礼貌”,其实是以潜在的利益权衡为心理基础的。
而在选民社会中,一个政客即便缺乏教养、内心藐视群众,谅他也不敢以冷脸面对选民。因为他的政治前途,他的报效国家、报效公众的美好理想,必须先过选民这一关。选民不是傻子,他们断然不会把宝贵的选票投给那些对自己冷眼相向的家伙。所以说,民主制度不仅造就好的国家公职人员,同时也造就良好的教养、真诚的礼貌,造成文质彬彬的人际关系。
不肯回应别人的问候,还是一种等级观念的表现。有一个规律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再傲慢的人见到顶头上司,也没有不点头哈腰的。而且越是对下傲慢无礼的人,对上越是卑躬屈节。给下级作报告哼哼哈哈,总是把话音儿拉得老长,官气十足;可一到了上级那里汇报工作,口齿伶俐得跟老师面前的中学生似的。的哥的问候之所以得不到多数人的回应,是因为在多数人内心深处就有一个顽强的等级观念作祟:老子是主子,你一个车夫就是伺候老子的!你给老子请安,那是天经地义;老子回应你车夫,那才叫岂有此理!
这就是一些人心中的那点儿事儿、那点儿理儿。他们以为摆开架子、扬起鼻子、拉长调子,就有面子,其实对人无礼恰恰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因为礼貌说到底不仅是如何对待别人的事,更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事。显然,那些不肯回应的哥问候的人还没有把文明礼貌当成自己内在的需求。他们不觉得失礼首先受损的是自己,而是给别人颜色看。其实别人正是从你那点“颜色”看透了你的底色、你的教养、你的装腔作势也掩饰不住的可悲、可鄙和可笑。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有教养的人?就是那些在陌生环境、陌生人面前依然保持君子之风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就是文明礼貌不仅施予“熟人”,而且同样施予“生人”,不仅施予“富人”,而且同样施予“穷人”的社会。每一张相对的面孔都向你微笑,每一个相遇的眼神都充满善意,这样的社会谁不向往!
当然,文明礼貌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必须的制度环境来约束甚至强制。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五代人,培养一个文明的社会环境一定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努力吧。那就让我们不妨先从回应的哥的问候做起,从学会感谢做起,从真诚的微笑做起。长此以往,我们或许会欣喜地发现,文明礼貌就像吃饭穿衣一样,正逐渐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自然而然的流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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