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历来有种种争议，诸如要意译，还是要直译，但是无论
哪种意见，都不会认同根本不懂外文的。林纾因此成了传奇。
亨利·戈比耶（Henri Gaubier）先生跟我聊起西方某个译著，所译出的作品跟原著大相径庭，我想起了中国的林纾。
林纾一生翻译了180多种西方小说，包括法国、英国、美国、俄国、西班牙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畏庐刊行后，风行全国，但他却不懂外文。他的翻译是通过与人合作完成的，别人口译，他来笔录。关于翻译，历来有种种争议，诸如要意译，还是要直译，但是无论哪种意见，都不会认同根本不懂外文的。林纾因此成了传奇。
林纾传奇的地方多了。他曾经也求科举，多次考进士不第。怀才不第的多了，何况年轻，再考便是，可他索性抛开应试学问了，终身不问仕途。他鼓吹维新，按说他应属于维新派了，但却并不是维新党。他喜爱古文，受到吴汝纶、马其昶的推崇，但他却又不愿跻身“桐城派”。这样看来，他似乎跟“新文学”的革命者有相通之处了，但实际上，林纾却也跟“新文学”格格不入。他的《荆生》和《妖梦》，就将当年几乎是时代进步象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了一遍。虽然他后来为此做了道歉，但也只是害怕连累学生，还有就是觉得辱骂和恐吓不是君子之道，并非他改变了对“新文学”的抵触态度。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上，林纾都坚持君子不党。由此来看他的不问仕途，似乎也有了明确的答案了。大凡一旦入仕，就没有了独立的人格。
总为林纾遗憾，这么个名译家，居然不懂外语。假如他懂外语，那就是名正言顺的翻译家，就完美了。
“完美”其实是值得存疑的概念，完则不美，完则庸，美恰恰来自于破，来自于缺陷。假如林纾懂得外语，他会照着原著亦步亦趋地翻译吗？据说他就连记录别人的口述，也未必老实的，往往口述者未毕其词，他已书写在纸了。
实际上，林纾性格狷鲠，作为读书人，他擅长拳剑，少年时代还曾一度佩剑任侠、被酒行吟。他的小说《剑腥录》中的邴仲光，就是游侠。《荆生》里的荆生，被他视为“伟丈夫”，这个“伟丈夫”和普通的负笈游学之士不同，他所带的行李里，除“书一簏”外，还有操武功的“铜简一具”。这在当时的读书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他作为读书人之“破”。这“破”，成就了他的“美”。
孤独任侠的林纾，让我想起了堂·吉诃德。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林纾也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他是一个殉道者，但他所殉之“道”，却是背时之“道”，因此也就成了永远的悲剧人物。他自己对此也有所认识。1919年，他在《公言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腐解》的文章，里面这样说道：“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
这是林纾的无奈。无奈是无奈，但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是他自己的。 （陈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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