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丛林

罗生门与其是建立在日本京都，毋宁是建立在整个地球上；那丛林，与其只是案件的丛林，毋宁是人性的丛林。

黑泽明在他的自传《蛤蟆的油》里,这样阐释《罗生门》的主题：人永远不会实话实说，即使死了都不会放弃虚饰。黑泽明说的是“人”，并不是“日本人”。一部作品，如果只是暴露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丑陋，他的价值是有限的。鲁迅如果只是写出了中国人的阿Q，《阿Q正传》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至少在客观上，他画出了人类普遍的灵魂，所以罗曼·罗兰说阿Q是法国人。电影《罗生门》也是这样。当然，这电影是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丛林中》，芥川龙之介的《丛林中》也是这样。

1951年，电影《罗生门》到了西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获得了第二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一堆奖项，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评奖者对东洋式的异国情调的好奇，甚至是因为，影片出卖了日本。当时战争刚结束没几年，西方人对日本，既嫌恶又好奇。《罗生门》毋宁是日本民族的自供状。但实际上，为《罗生门》喝彩的西方人，并非是在幸灾乐祸，因为他们自己也站在战争的废墟中。他们还清晰记得两次世界大战中暴露无遗的人类惨像——没有一个国家主持公道，没有一个群体为道义而战。同样的，在亚洲，那些被西方所殖民的亚洲国家，也是做梦都想着把殖民者赶走。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做不成，日本人把西方人赶走了，但是日本人不可能把他们的家园交还给他们，日本人也是强盗。“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没有真理，只有利益。而且那些被损害者也并不善良，他们显示出值得怜悯，只是因为他们弱。一旦他们有了权力，并不比侵略者来得善良。罗生门与其是建立在日本京都，毋宁是建立在整个地球上；那丛林，与其只是案件的丛林，毋宁是人性的丛林。

人性的吊诡，使我们习惯于把优点归给自己，把缺陷推到别人身上。比如说人家虚伪，自己就好像不虚伪。但也许可以来个反诘：为什么就不能说自己不虚伪？也许言说真能成就事实。这并不是在说“谎言讲上一百遍就是真理”，那是另一种创造事实的办法，是强权之下的创造。但还有更巧妙、柔软的创造，把谎言建立在合理之上。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这词，希腊文原义叫“逻各斯”。当希腊人说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时，其实不仅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还指人是话语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说理的动物。丛林凶杀案的目击者，每个人都在说理。当然说理，首先得具有一个共同认同的“理”，这“理”，也就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准则。那些证人尽管撒谎，但他们都承认这个准则，甚至他们之所以撒谎，也恰是因为他们心虚于自己违反了这准则。当然仅仅认可是不够的，还必须论证，自己的行为符合了这个准则，这必须在私心和准则之间搭上了逻辑。这是说理能否成功的关键。那些撒谎者似乎也完成得很好，从单个证言看，他们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问题在于，这些证言合在了一起，就互相矛盾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将这些证言合起来，假象就会被认为是真相了。即便是把所有人的证言合在一起，假如他们串通好了，编织出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事实的网，那么即使是假象，因为没有破绽，也就成了事实了。

他们的破绽，并不是因为他们撒谎，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谎言说好。那么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说得圆满了的谎言呢？想想，简直不寒而栗。

其实，作为写作者的芥川龙之介是无奈的，他必须用暴露破绽的办法来戳破谎言。有破绽小说才可能写。但我们可以想像，他一定看到了没有被戳破的窗户纸，他既然已经站在了窗户纸前面。窗户纸朦朦胧胧，他隐约感觉到了纸后面的世界，他对一个朋友写下了这几个字：“模模糊糊的不安”。终于，他自杀了。黑泽明倒长寿，也许正是原创者与改编者的区别。（陈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