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还在，还不死，我的心需要找个地方置放。我写随笔，还不是“小说余”。有心在，就有真文字。
年前起就一直卧床。脊椎病，只能躺着或趴着，直想到那个比喻：“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狗”。电视只能睨着下眼睑看，画面模糊且颠倒。隐约有狗在电视上跑，或许是丧家狗，但仍羡慕它。羡慕所有能够跑来跑去的东西。心有不甘，病狗伏窝，志在千里。平日里只知好强，又世事繁杂，必须应付，于是争分夺秒，到头来欲速则不达，整个月地送到了病床。
去年这时候，是家人病。但不管怎样，忙完事情，还能洗个手，坐在电脑前，点支烟，舒口气，写。是一个年前什么小节的傍晚，外面人家放着鞭炮，昏暗的天色下，家人瘫在身后的床上，灶还是冷的，我涂鸦了一段文字。去硬盘找，还能找到，贴于此：
常听同龄人感叹：要是年轻十岁就好了！这话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谌容的一篇小说《减去十岁》。因为被宣布每人减去十岁，大家欣喜若狂，纷纷重新计划人生。但我现在却无这种欣喜。减去十岁，我们得干什么？我还得去竞争就业；如果减去二十岁，还必须去上学；如果减去三十岁，还得从小学念起，无穷无尽的课业、考试，最后还得过高考关。而即使高考考好了，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又能做什么？考研吧，研究生毕业了，仍然就业难。前一阵，我的那些今年要毕业的小学弟小学妹们找工作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受煎熬，像吃错药的老鼠一样见水就钻。周作人说“长寿则辱”，越来越显出真理的面目来了。
虽然悲哀，却还能写，甚至还有“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之味。这次是不能写了。整个节日没有写一个字，坐都坐不起来，遑论写字？一个作家不写作，活着就是屈辱。到现在，才能勉强坐上一会儿，只能写这么短的文字，叫什么？随笔吧。
多年前因为偶然的际遇，写小说的我也写起了随笔。被人夸奖，就一发不可收了。到去年竟至于写得比小说还多。当然某种原因也为了生计。当然更因为随笔这形式，能边边角角拾缀我的思想，妥帖熨平我的情绪。我常觉小说家是不幸的，不仅因为写小说需要对付那么大的篇幅（有人说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是体力活，确实），还因为它不能直接表达，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借助于客体，那就只能在“痛定之后”了。相比之下，诗人就幸福得多。
随笔家也幸福，似乎还更幸福，因为写随笔比写诗更自由自在，是绝对不需要戴着镣铐的跳舞。人是趋易避难的动物。这也造成了随笔写作的陷阱。似乎只要能写句子，就能写随笔。许多作家，本来是写小说或诗的，后来就全写了随笔。于是看到一个作家写出的都是随笔了，甚至可以这么揣断：他是写不出东西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从此就只能写随笔了，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就只能写随笔了。好在我心还在，还不死，我的心需要找个地方置放。我写随笔，还不是“小说余”。有心在，就有真文字。
新年了，总有各种祝愿。遥想在日本时，日本的机构组织或会社都有个“新年会”。配套的是年前有个“忘年会”，在居酒屋或者什么地方举行宴会，同仁们一边喝酒、一边回顾过去的一年，把不愉快的忘掉。有一年，我所在的会社还搞了撒豆仪式。把豆装在碗里，撒出去，一边叫：“福啊，进来！鬼啊，出去！”
“新年会”当然是祈祷来年。东京筑地市场每年的“初竞卖”仪式，NHK电视台都要报道的。竞卖场上，人们聚集一堂，领头的叫：“开始！”集体拍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竞卖铃响。
人生是需要仪式的，包括新年的仪式。（陈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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