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看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对秘书说：“他有很好的才能，但是完全陷入当时的邪恶的浪漫派倾向，因而除了美的事物之外，他还描绘了一些最丑恶不堪的事物。”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早期小说，的确像歌德说的那样，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作品。
那么，为浪漫派小说树立了里程碑的《巴黎圣母院》为什么有那些丑恶？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早期小说，也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
《巴黎圣母院》情节时间是15世纪的古代，这是浪漫主义常用的手段，这样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小说标题就是小说故事的舞台，小说的主要活动时空是15世纪的巴黎圣母院，这个时代和这个建筑给小说的内容罩上了传奇色彩，圣母院是巴黎代表性建筑，作者以此为中心俯瞰整个巴黎，以丰富的想象恢复了古代巴黎的全景。
为了使巴黎和圣母院充分活起来，作家用整个第三卷独立于情节之外写圣母院和巴黎的景观。时空和场景的这种处理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雨果为小说的古怪故事制造了一个假想的神秘场面。
不过，《巴黎圣母院》主要还是写人物故事的情节小说。主要人物有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孚罗洛，圣母院敲钟人伽西莫多，波希米亚少女拉·爱斯梅拉达，以及队长弗比斯等。
中华励志网 http://www.zhlzw.com
除了花花公子型的卫队长之外，小说的主人公全有不同寻常的惊人之处。副主教阴森的惊人，爱斯梅拉达美得惊人，而敲钟人伽西莫多却是丑的惊人。
副主教孚罗洛从小献身教会，勤奋上进，敬业敬神，应该说是一个极严格按上帝规则生活的人。但是，作家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通过市民的眼睛，不断指明，他身上散发的，不是虔诚的清净，而是阴沉的诡秘。阴沉来自他那身永不脱下的黑色主教教服，而诡秘则来自他内心的欲望。当他在广场上看见舞蹈的爱斯梅拉达的时候，少女的绝色美丽使他深藏的欲望爆发出来，而副主教的身份又不能使他实现欲望，他终成了一个阴谋家、一个拦路强盗、一个杀人犯。雨果塑造这个形象，一方面表现教会神圣外衣的虚伪，另一方面更集中笔力刻画教职身份下扭曲的灵魂。一种合理的欲望在这个躯壳中渐渐变成了一种罪恶，一种炽热的爱在这个副主教身上扭曲成嫉妒、仇恨、淫欲、贪婪、残酷、自私和疯狂，一个基督教的副主教，身上却集中基督教认为最大的“七宗罪”，这是极大的冲突，孚罗洛自己认为这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并在圣母院的墙壁上用希腊文刻下这个词，其实，他的行为已经远离古希腊人的命运观，古希腊人的命运是外部的力量，尽管不可抗拒。但是，古希腊人仍在积极抗拒。孚罗洛的罪恶来自自身，来自肉欲，他似乎从未抗争过。作家笔下，他是一个主教服下的恶的典型。在他的心中只有恶，没有善良，只有阴森，没有光明。文学表现这种过于单一性格，歌德从来不赞同。
与孚罗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伽西莫多。他是一个畸形人，从小被弃，被孚罗洛收养，成为孚罗洛的奴仆，他天生奇丑，和孚罗洛走在一起，像两个恶魔，一个阴险而让人寒栗，一个丑陋而让人恐怖。但是，伽西莫多的心灵却是纯洁、淳朴、善良的。他对主人完全忠诚，甘心为主人抢劫爱斯梅拉达，又甘心为主人顶罪。但是，他发现主人孚罗洛就是杀害爱斯梅拉达的凶手时，又愤怒地将孚罗洛推下圣母院的高墙；他对爱斯梅拉达的爱也是一片真诚，为了爱可以不惜一切，他的爱也不以占有为目的，而是以被爱的人的苦乐为自己苦乐，他是美的渴望者，不是美的占有者，他是美的保护者，不是美的侵犯者，最后他的死是为爱，为美而做的痴迷的愚蠢的，但却非常让人震撼、让人敬重的牺牲。他是一个外表丑陋，内心美丽的典型。雨果极端夸张这种反差，造成强烈的感觉冲击力，效果很强，但是，真实性受到一定的损害。也许，歌德批评的正是这一点。
爱斯梅拉达是作家热情赞美的人物形象，她外表具有惊人的美丽，她的内心有出人意外的善良，她毫不犹豫救下偶然落难乞丐王国的破落诗人，这人其实与她素不相干；伽西莫多作为孚罗洛的替罪羊被捆在广场示众，众人耍弄伽西莫多，而作为受害者的爱斯梅拉达却给伽西莫多送来水喝，她是波希米亚流浪艺人，舞姿奔放；她会训练山羊表演魔术，滑稽幽默；她更有波希米亚人的性格，大胆、狂放，野性十足；她敢于爱，只为感情，不求物欲和社会承认；她也敢于拒绝，对不爱的人，对讨厌的人，宁死不屈；她很任性，自由自在，不受摆布；她也很单纯，完全以一个少女的好恶来处世，连对审判自己的法庭也如此，逼供之下，一不耐烦，便草草认罪；她还是一个幼稚的女性，全看不出队长弗比斯的虚情假意，痴情不悟；她最终很不幸，生身母亲成了杀害她的帮凶。作家赋予这个形象一种原始流浪部落少女的美，继承了西方文学的传统，同时又大大发扬这个传统，后来，许多作家也写出了自己的充满了原始美的女性形象。现在不知道歌德对这个形象的具体评价，不知他是否喜欢这样的描写。歌德崇尚自然美和古典美，对妖冶之美，不太感兴趣。
《巴黎圣母院》思想倾向主要是揭示人类的善恶本质和美丑关系，通过孚罗洛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和罪恶，通过弗比斯揭露了上等人的轻浮、矫情、自私、势利和冷酷，作家一方面认为这些恶出于这些人的本性，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恶与社会的占有观念、私有观念的本质联系，伽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表现出来的善，也正因为他们的内心很少占有私有的物欲，因此他们纯洁、善良、真诚、肯于牺牲。作家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美，而前者，无论外表如何庄严俊美，本质却是丑。作家十分强烈地揭示了美与丑的尖锐对立。
这种对立的表现是雨果浪漫主义的自觉运用。关于对立的表现，他有一套理论，他认为自然中的万物处在一种两相对照的状态：“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因此，艺术应该把这两个方面同时加以表现，“把阴影掺入光明，让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他们相混。”
在雨果看来“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自然就是如此，艺术家如果不使用这个“源泉”，那是笨蛋和残疾。在他看来，古典主义舍弃了“滑稽丑怪”而制造的端庄反而是“畸形”：“古代庄严地散布在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美不无单调之感，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而上升。”
《巴黎圣母院》大量使用对比手法，简直是雨果上述主张的一次全面运用。
作品中场面形成对比：宗教的严格规范与俗世的粗野随意形成对比，巴黎圣母院是巴黎宗教的象征性建筑，他的庄严宏伟是古典美的集中体现，每天定时从钟楼发出的钟声，笼罩巴黎全城，每一架钟，发出不同声响，合在一起，构成一种覆盖全巴黎的庄严。但是就在巴黎圣母院大门外的广场上波希米亚流浪艺人的表演却带来粗俗的欢乐和自由自在的笑声，雨果把这不同的声响组接在一起，打破了巴黎圣母院“控制”的单一。
雨果还让巴黎日常的正常生活和巴黎人节日的狂欢胡闹形成对比，小说从愚人节开始，充满了狂欢的喧嚣，但是，节日结束，人群散去，日常生活又在按原来的轨道运行，小说中人物生活在这样的气氛相反的“交流互动”中，随着这种“交替”命运在不断升降。
雨果又独特地设计了一个乞丐王国，让它与日常王国对照，在这个“国度”里，法律是另行的、婚姻是另类的、理性是另外的，完全是另一套组织形式。《巴黎圣母院》历史和现实也时时形成对比：雨果经常让15世纪巴黎圣母院的原貌和当下现状进行对比。
在《巴黎圣母院》中，对比手法用得最突出的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孚罗洛与伽西莫多是一种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男人和丑八怪、人间遗弃者的尖锐对比，而这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又是另一番对比。波希米亚少女爱斯梅拉达与美男子卫队长弗比斯是真美与假美的对比，是野性的真实的自然美和典雅的虚伪的矫饰美的对比。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物的外形更有明显的对比，孚罗洛的道学面孔和内心的肉欲激情、他的天道善良的教义和欲望燃烧起来的仇恨愤怒残忍一一形成对比，相反，伽西莫多的外貌和内心与主人正相反，伽西莫多街头示众那一场景，野美人爱斯梅拉达和丑八怪伽西莫多两人内心世界的善良、正义和光明，在全巴黎人的冷漠无情、丑陋愚昧之上，高唱着雨果的浪漫主义的凯旋。
天天励志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