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

　　剃头、理发，似乎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头发长了，上街找个理发店，请理发师修整一下，这是日常所需的。

不知怎么搞的，如今纯粹的理发店，各地已难找。理发店，招牌写成了美容美发院，服务则由头顶部扩展到了面部、肩背部，进而下身延至脚底部，整理毛发成了全身按摩。对理发难的抱怨，一阵风后也少了。作为拾遗补缺，北京街头就可以找到理发摊：一辆脚踏小三轮，几把热水瓶，一个面盆，一张木凳，头顶着蓝天，面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队，大大方方干起了正儿八经的理发生意。由理发店演变为理发摊，似乎不是时代的进步。

北京人爱聊天，街头理发摊上聊，商店里聊，酒席上也聊。海阔天空地一阵聊，自然会聊到各地的美容美发院。如今请客，酒足饭饱之后还要请美容。食客，吃遍山珍海味，品味话题成了老生常谈，听腻了耳。美容美发，精神焕发。交流、品味，很自然，打着饱嗝的食客，三句话后就转到了品评各地的美容、美发服务上。治大国若烹小鲜，由烹调上升到治国的传统早已没有踪影；食色性也，吃罢牛蛙之后的美容美发，成了人性的新体现。由理发店演变为美容美发院，看起来是一种进步。

将剃头和政治挂上钩的，是清朝的一项发明。满人入关，不知四周的百姓是不是顺民，马上给中国男人出了一道简简单单的“是、非”选择题：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二者选一。中国男人几乎没有剃头的传统，头发是父母给的，剃去了是对父母、祖宗的背叛，除了和尚、尼姑，谁剃头？孝廉出身的曹操割发代首，被后世说成奸诈，实在有点冤枉。在回答清兵的选择题时，“头”和“发”是完全可以互相替换的，为留发而不留头的实在不少，曹操的革命精神不容低估。清政府“剃头法”颁布二百多年后，洪秀全等人重新提倡蓄发、反对剃头，被贬为“长毛”；曾国藩扑灭了长毛，又被称为“曾剃头”。辛亥革命，还是用头发作标记，“革命剪辫子”，鲁迅等人的作品里就有不少描述。民国之后，剃成光头的，基本上是三种人：僧人、军人、犯人。其他人既不蓄发充长毛、道士，也不留辫做遗民(如辫帅张勋、怪杰辜鸿铭等)，而是学习“洋鬼子”，理起了“西发”(西洋式)或剪成“小平头”(东洋式)。于是乎，“剃头”一词改称为“理发”。

如今，剃头、理发这类日常小事，随着改革、开放，已与政治脱钩；欧阳修《秋声赋》里那种由小见大的触景感叹，成了大惊小怪的迷信臆说；蓄长发、染彩发的男人随处可见，对理发店变成美容院、提供从头到脚的服务这种事，大可不必奇怪。

民间，“剃头”一词，还有另一种用法，那是指为人处事。生活中，常有一些事很难办、一些人很难相处，习惯上会说：头难剃。比如铲除腐败一事，就是一个难剃的头。古今中外，哪时、哪地没有腐败？钱、权、法三结合的腐败黑势力，谁敢得罪？在迎接97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我看了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又读了林则徐的《林文正公政书》，才深知一代英雄林则徐面对腐败的官场同僚、皇亲国戚无处下手难剃头的无奈与悲哀心情。林则徐外战内行而内战外行，最终因外行导致内行失败、充军新疆，待重新起用时已风烛残年而病逝路中。长毛兴起，曾国藩对长毛有剃头本领，对官场腐败同样难剃头。有清一代，由剃头兴，因剃头了，实在有趣。

“虽说毛发生意，却是顶上功夫。”如今，对剃头一行的赞叹，只能留给路边沐浴着风雨的剃头摊了；酒桌上津津乐道的，已经是各地的美容、美发服务本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