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莉：漫谈清华的文化素质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加强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如何在清华大学加强人文教育？日前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外语系曹莉教授。

记者：从历史角度看，昔日清华文科教育有何特色和优点可供今天借鉴？

曹莉：从历史上看，从国学院时期、西南联大时期到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之前，清华都有比较强的、令人骄傲的人文学科，有中西合璧、文理兼容的传统。国学四大导师都是学贯中西的楷模，西南联大时期也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师。这一人文日新的传统和资源，我们今天不但可以利用， 而且应该发扬光大。

我们目前推进文化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在人文教育。从课程设置看，力求发扬老清华中西合璧的传统， 希望通过有关中西文明课程的学习使我们的学生学会自觉地从世界文明的高度来认识中国和世界，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我们一方面需要吸收校内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源， 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吸收校外的先进经验和国际资源，下学期学校将要请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曾在2016年做客《新人文讲座》主讲“八千里路云和月”）、香港大学研究员甘阳（曾于2016年春季学期在清华开设文化素质通识课程《莎士比亚与政治政治哲学》）来校分别开设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游走于文明之间》和《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记者：请您谈一谈清华文科建设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与现状？

曹莉：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对清华文科可以说是影响深远，清华在文科方面的传统和优势需要较长时间逐步恢复。恢复高考后，我们逐步开始振兴文科。文科开始恢复招收本科生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是外语和中文两类。我1987年研究生毕业来清华任教不久，就开始较长时间地从事外语系英语专业的教学管理工作，后来又参与了2000年前后的人文学科的大幅度调整和文科综合班的试验， 可以说多少见证了新时期清华文科的发展和变化。1993年，在已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系、所基础上清华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清华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后，人文社会学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科院系迅速丰满起来，除了恢复建成文史哲等基础性学科专业外，一批应用型大文科类学科专业也都逐渐建立了起来，如新闻传播、法律、国际关系、教育等。

与此同时，对全校同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也得到了发展。清华从80年代初期始，就设置了全校性人文选修课；80年代后期，人文选修课开始正式作为指定性选修课进入课程体系；1995年，教育部发起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1999年批准成立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首当其冲。在这个平台上，清华对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得到了加强。

在2000～2001年第21次全校教育工作讨论会期间，文化素质教育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理念与实践的双重层面对加强通识教育达成共识，提出了“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在总学分有所缩减的情况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由5学分增加到13学分，并初步形成由十大课组构成的文化素质课程体系。至此，清华的文化素质教育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的基础地位得到初步确立。

2016年，清华开始实施新的本科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方案。新方案根据培养要求和学科专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原来的十大课组重新整合成八大课组，即历史与文化，语言与文学，哲学与人生，科技与社会，当代中国与世界，法学、经济与管理，艺术与审美，科学与技术，并重点设立了首批20余门文化素质核心课程。

从2016年开始，要求学生选修的文化素质课程13学分中必须有4个学分是“文化素质核心课程”。设置“文化素质核心课程”的目的是要在全体学生中建立一个共同的文理知识基础和思想价值体系。让文化素质课程真正起到加强同学的知识结构、增强人文素养、提高文化自觉的作用。名师授课、小班辅导、阅读经典、深度学习是“文化素质核心课程”的四个主要特征。

目前学校正讨论制定《关于加强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意见》将进一步明确文化素质教育的宗旨和要求，全面提高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质量；核心课程的建设和完善也会有新的明确规定和举措，计划在1－2两年之内，文化素质核心课程达到60门。

记者：您觉得我们目前的文化素质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曹莉：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理念层次上的问题和实践层次上的问题。 就前者来说，原先开设文化素质课程的最初目的是扩大同学的知识面，补充一些人文营养，特别是对理工科同学，但随着文化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开展，人们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或主要渠道之一是要通过共同核心课程，英文叫common core courses，来构筑全体学生的共同知识基础；并由此帮助同学们建立起一个精神价值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价值观或世界观。其次，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文化素质教育不单是帮助同学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髓，还要吸纳世界其他优秀文明的丰富遗产，因此它将有助于增强同学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来应对全球化趋势的各种挑战。第三，有了比较完好的价值观，将有助于塑造广大同学的健康人格，使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和职业生涯中做出比较理性和正确的选择。但是，这样一个认识高度在全体师生以及学校职能部门和教学管理人员中间形成共识还需要时间。

实践层次也存在着问题，并且是和理念层次的问题挂在一起的。如果理念上、认识上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在实践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我们知道，办教育需要方方面面的资源，如果理念上认识不到位，就可能造成资源的不到位。而在操作和实施层次，现在一个直接的问题是，真正愿意并且能够上好文化素质通识课程的、能使同学通过课程的学习有比较大的思想和智识上的收获的名师还不够多，尽管我们已经有一些。

此外，有些课程我们提倡由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担任助教，主持导修（tutorial），但目前well qualified（完全合格）的助教明显不足， 特别是文科助教，这是清华文科研究生培养的新课题。再有，就是同学对文化素质通识课程的认识和付出。因为是非专业课，在专业思想、就业焦虑、市场导向等因素的干扰下， 真正能够从远大理想出发来设计自己的学生还不太多， 因此在专业的重压下同学们思想上可能会不够重视文化素质通识课程。

记者：在清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人文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的相互关系？

曹莉：清华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既是我们的定位，也是我们的目标。文理结合既是清华的传统也是理想。清华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之一，它更应该培养“人”，而不是只培养“器”。 当然，我们今天强调人文教育的重要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科学。实际上，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应该是互补互促的关系，不应该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在清华， 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老师大有人在。他们都是理工背景，但却都有很好的人文修养，而这样的素质构成又转而使他们成为一批非常有理念、有vision (愿景、视野)、有才干且能够诗意生活的人。我2016年回国后不久便应邀参与清华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 除了努力进取， 有所贡献之外， 最大的收获是和他们其中的几位一起工作， 真是大开眼界，收获良多。 我并不完全同意多一份工作，多一个头绪就一定要影响自己所谓专业研究的说法，虽然时间和精力上占用很多，但我的专业（英美文学）教学和研究因之有了更多的滋养和途径。其实， 放眼望去，国内外在人文学科领域做得比较好的学者大多是对大学非常关注、且有很深研究的人。

记者：作为文科学生，我们上学校的一些大课有时会有“吃不饱”的感觉，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曹莉：那要看你是什么专业的，选的什么课程。其实文化素质通识课程不光是针对理工科学生的，文科学生也很有必要去学，尤其是应用文科的学生，如新闻、经管、法律、社会学等，这些学生今后要成为我们国家的律师、记者、社会工作者、教师甚至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的文化素质、心胸视野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国家栋梁的素质和质量。这几年清华文科是采取大类招生的，一二年级不分专业，采取的就是通识教育。

记者：那么通识教育在国外和我国其他大学是个什么状况呢？

曹莉：通识教育早已成为是世界上一些综合性名牌大学的一个办学法宝和特色潮流，这几年在国际国内更是一个热点。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如哈佛、耶鲁等就做得比较好。他们有本科文理学院，学生入校后不分专业，先进行一到两年的通识教育。参考他们的做法，国内的一些名牌大学也已经在做，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都已经程度不同地成立了本科学院或文理学院，试图通过本科学院的方式使通识教育机构化，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和更大、更好的实施平台。

记者：您去过的国外名牌大学比较多，也曾指导做过一个有关世界名校通识教育的SRT项目，那您认为他们的通识教育有哪些可资借鉴之处？

曹莉：以美国大学为例，他们的通识教育有机构上、制度上的保证，如设立本科学院、文理学院等；再就是他们有比较好的传统。通识教育在美国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并非一帆风顺。以哈佛为例，我1996年曾在那里做过富布赖特学者，他们的通识教育历经几度沧桑和变革——从1869年艾略特（Eliot）校长推行的选修制（elective courses），到1945年科南特（Conant）校长主持领导的委员会在 1945年发表的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再到1978年博克（Bok）校长任命文理学院院长罗素夫斯基（Rosovsky）主持完成的长达36页的《核心课程报告》，前后历经150多年的发展历程。

进入21世纪以来，哈佛作为美国一流大学之首，再次审时度势，于2002年10月开始对本科现行课程进行新一轮的全面检讨和改革，直到前几天才拿出新的通识课程计划。哈佛拿出这个至今仍有争议的计划，整整用了4年半的时间，其间出笼了好几个版本的通识教育课程报告，其投入的程度令人感慨。

我们这里也会对培养方案做修订，但缺失的是哈佛大学那种较大规模的、师生共同参与的、比较深刻的对现存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全面反思和检讨。还有，他们非常重视通识教育，认为这是大学培养人的看家法宝，教授以能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为荣。在一篇关于2016年新任命的哈佛最高教席“大学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的报道中，专门提到两位当选人都讲授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现在，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名牌大学为什么会如此重视通识教育？从我上面提到的通识教育的几个意义和作用考虑，答案应该不难找到。其实，通识教育的理念我们不是没有，梅贻琦校长在《大学一解》里早就提到：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而且，较早提倡并推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同志曾是我们清华的老教务长。

而英国呢，他们通常认为通识教育在中学已经完成，大学里并未明确提出通识教育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他们的做法是在专业课程设置里加通识性课程，同时很鼓励并要求学生跨系选课。特别是在牛津和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由于采取的是学院制（collegiate system），学生都分别住在各有特色的学院里，不同国籍、不同文化、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住在一起，大家互相充满好奇，不经意间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彼此也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由于课堂教学是由院系（这里的“院”是指学科院系）组织的，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又有很多机会在一起学习交流，因此每个人至少有学院和系两条线来接触其他同学和老师，比我们这里多一条，这是一种无形资源，弥足珍贵。我在剑桥留学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结交了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朋友，有的成为终生挚友，那真是一所非常国际化的伟大的大学，古有牛顿、罗素、今有华森、霍金。很多人对知识、包括对别人的学科领域充满了好奇，有的了解得还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