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家的柏杨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是他在封笔之作《柏杨曰》序中的两句诗，可作为他一生的写照。

这位“反思旗手”、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去了，但他的著述却永远是中国人自省自励的一面镜子。

柏杨在1984年作《丑陋的中国人》演讲时说：“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后来有人总结柏杨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人生历程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通鉴、十年人权”。但无论如何作结，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柏杨首先是一个文学家，然后才是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

柏杨的小说世界

柏杨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思想价值，却多被其杂文的光芒遮蔽。柏杨小说集有《秘密》、《莎罗冷》、《旷野》、《凶手》、《怒航》、《天涯故事》，长篇小说有《异域》等。这些小说多取材于上世纪50年代台湾底层人民的愁苦生活，状写他耳闻目睹的怪现状，手法多近于纪实。其中《异域》1961年以《血战异域十一年》的题名连载于《自立晚报》，笔名邓克保。小说描述了1949年底从云南溃退到缅甸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极度艰苦、腹背受敌、失去后援的情势下所作的痛苦挣扎；他们最终为了活命而被缅军收编，充当炮灰，自相残杀，从而谱写了一曲时代悲剧；小说以曲折的情节、异域的题材、特殊时代的“亚细亚的孤儿”群像，交织成一部悲壮感人的战争文学作品，可以说是至今为止表现这一题材的滥觞之作，也是最优秀的作品。《异域》不仅在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列第35位，而且早在1990年还被拍成电影并赢得了好评。此外，柏杨的另一篇凄美的爱情小说《龙眼粥》也在2016年由导演李行改编拍摄成电影并于次年公映……这一切都表明了柏杨小说具有超时空的艺术魅力与独特的社会价值。

痛快淋漓的杂文

读者都喜欢柏杨的杂文。柏杨自己也最喜欢杂文写作，因为这种文章针砭时弊、痛快淋漓，“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正是由于这种文体自觉，他的杂文创作形成了鲜明的特点：“①富趣味性：柏杨杂文善用妙喻，文字灵活，文白夹用，变化无穷，故能吸引众多读者来阅读。②富社会性：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对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敢于也勤于猛烈抨击。③富教育性：有时是举例，有时用反讽的笔法，但主要是反复说明或教导民众一些正确的观念。柏杨的杂文善尽了作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职责。”（应凤凰语）读者很容易从柏杨的杂文中读出鲁迅风。柏杨自己也承认：“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陈漱渝：《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1991年4月27日《团结报》，北京）读者能从二者的文章中发现某些相近的主题，比如鲁迅提出了“染缸”这一理念：“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鲁迅《两地书·北京四》）柏杨则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将中国不思进取的旧文化指为“酱缸文化”；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狭隘，柏杨则批判中国人的“窝里斗”；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柏杨则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鲁迅清理国粹，柏杨则重读《资治通鉴》……在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大陆看重和引导人们读柏杨的杂文，是因为这些杂文对台湾专制政治的黑暗腐败多有批判，而柏杨因言获罪入狱十年似乎更印证了台湾白色恐怖的罪恶。这当然是意识形态的意图。而在今天看来，柏杨杂文所揭出的病苦却并非台湾所独有，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不只画出了浙东流氓无产者的神形一样。

沉重的牢狱诗

柏杨的文学成就还包括他的诗歌。尤其是他坐牢十年留下“牢狱诗”，更成为上世纪70年代台湾人权文学、牢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鼓呼作用。其中《读史》、《囚房》、《冤气歌》、《邻室有女》、《家书》、《梦回》、《我来绿岛》、《我在绿岛》、《我离绿岛》等都是绝佳的文言诗。在我看来，柏杨的这些乐府体、歌行体的牢狱诗庶几只有流沙河的《故园九咏》堪可比拟。只是流沙河的诗作多了些怨气却少了些坦然，而柏杨的牢狱诗除了对狱制酷刑的控诉，更多的是对于命运苦难的承受、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亲情的珍惜。如那首《家书》写道：“伏地修家书，字字报平安。字是平安字，执笔重如山。人逢苦刑际，方知一死难。凝目不思量，且信天地宽。”

柏杨1982年出版了《柏杨诗抄》，这部诗集在1991年为他赢得了“国际桂冠诗人奖”，评语说他的诗是“一个天赋作家根据真实经验的监狱文学，其中充满坚定的指控和历史研究。”而柏杨则在答谢词中说：“中国的优秀作家和诗人，跟世界上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其他国家的作家和诗人一样，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不愿牺牲自己的良知、不愿屈服于权势、不愿为世俗的荣耀或利益，甘心在专制独裁者之下，当一个被阉割过的宦官。这些作家和诗人常常惊世骇俗，写出由性灵转化而成的作品，每一个字都是智慧的火花，强烈而耀眼，在人们脑海中产生震荡，于是不可避免的，冒犯了专制独裁者，或者虽无意冒犯，而只是不屑于奉承，但得到的结果却都一样。作家和诗人心目中只有博爱与和平，追求的只是平等，从法律平等到人格平等。然而，这种特质却是专制独裁者最畏惧的炸弹……”（柏杨：《诗人的祈福——1992年8月5日于美国凤凰城国际桂冠诗人联合协会致词》，原载1992年9月台北《文讯杂志》）

柏杨的创作实绩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柏杨的文学成就早已引起了海内外广大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海外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曾多次召开柏杨学术讨论会：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曾举办“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举办了“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台南大学举办了“柏杨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这些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柏杨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意义。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柏杨文学评论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李瑞腾的《爱情挣扎——论柏杨小说解析》1994年由台北汉光文化公司出版，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雷锐、刘开明合著的《论柏杨式幽默》1994年由台湾星光出版社出版，雷锐的《柏杨评传》也在1996年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柏杨的文学史地位正随着意识形态的解冻而渐成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