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社会、文化、艺术、娱乐等活动的团体和场所”是字典中对“俱乐部”一词的标准解释，其英文名为“CLUB”。现在也有人称之为会所、沙龙。
按照这一解释，最为传统的俱乐部应该是一种设施，它能提供相对高档的硬件环境，包括装修高雅考究的会所、受过训练的服务员和高档的餐饮。
“这是个很大的误区，是对硬件设施的假想误区。”“欧文沙龙”的创始人张玉川不认为上述说法能准确的形容出他认知的“俱乐部”，“很多‘俱乐部’都以为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设施，但最终的结果是利用不好。”
一个下午，在王府井饭店的二楼会议厅里，一群好似听众的人们正表情专注地听国际问题专家宋晓军的讲解，不时有人举手提问，抑或是做笔记。这些“听众”的身份大多是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总裁、董事长，基本上都拥有3亿人民币的净资产。组织这个聚会的就是在名流商贾间口口相传的“欧文沙龙”。
身份的标签
张玉川提到的“俱乐部”其实是现在许多精英和富豪都熟知的“顶级”俱乐部。
“当一个人具备的各样素质到达了一定高的层次之后，就会表现得比较‘矜持’。就像举行宴会时，如果采用有座椅的圆桌用餐，没有人愿意起身和其他桌的人打招呼。加上有些会所工作人员并不为会员们互相引荐，不能充分交流，加入这样的会所就失去了参与的意义。”
事实上，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与富豪都在找寻着适合自己活动的团体和场所。“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与自己有一样想法的朋友们惬意地交流——大家的诉求基本相同、工作的氛围基本类似、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在这里，不仅能放松自己，还可以得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一位企业家说。
那么，究竟北京有多少家专为高端人士服务的俱乐部？
做了16年“欧文沙龙”的张玉川，沉思良久也没能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其实，不只是他说不出来，如果不挨个儿去数，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个数字。
“像‘欧文沙龙’一样定期组织活动的有会所、俱乐部和各种组织，再加上一些星级酒店为了促销也打起富豪俱乐部的旗号招揽生意，可以说这个数字很难计算。”张玉川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吸引分秒必争的高端人群参与俱乐部活动的同时，提供服务的俱乐部也是挣得盆满钵溢。要能让这些久经商场的富豪们打开荷包，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每个俱乐部都需要有些“不同寻常”。
古典家具、水晶灯饰、紫檀木屏风，加上名人字画，都证明了长安俱乐部这座位于长安街的“现代宫殿”具有高端私人会所的身份标签。
俱乐部包含“日本桥”日式餐厅和“那不勒斯”意大利餐厅。并且有北京城最好的中餐厅之一“清樽红烛”，同时也是俱乐部里占地最大、装饰最下本钱的一个。中餐厅里可以吃到精致的粤菜和各地特色菜式。另外，它还拥有数十间贵宾包间，名字也很有意思：一品、双喜、三元一直到九如、十全。
其中，那几款独创的菜品，都是根据全世界最好的食谱采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的，价格从人民币8888元至48888元不等。
服务人员更是训练有素，无可挑剔，据说他们可以叫出近1000名会员的名字，并大略知道一点会员的爱好。
但要享用这些高档服务，必须是这里的会员：长安俱乐部在创始之初的入会费是9000美元，如今入会费已上涨为2万美元，除了入会费，会员每年还需再缴纳1500美元的年费。即使如此昂贵，买单者也不乏其人。
除了财力，长安俱乐部更要求品位。会员中绝大部分是经营全球生意的老板和有名望、有权力并能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个具有很高消费档次和品位的群体，其中还包括很多文化界的艺术名人。
相比之下，1994年成立的中外合作性质的企业——京城俱乐部，也并不比同行逊色，“京城”为拥有一个代表中外商界知名人士的咨询理事会而引以为豪。从会员组成来看，俱乐部定位于高级商界精英。参与这样顶尖的俱乐部当然是价格不菲，从最初的入会费每人5000美元左右，到后来的7000到8000美元，直至最近的1．2万美元。
高昂的入会费决定了进入者的社交范围和消费能力，虽然一些俱乐部对会员身价并没有做太多评估，但注定这是一个收入层次较高的群体，这些年龄层次相对集中在30至50岁左右的会员，60%以上都具备100－200万元的年日常消费能力。
尽管如此，也并不是有能力缴纳高昂会费就都能够顺利地成为会员，一些俱乐部还需要有老会员的推荐才能加入。
品位的吸引
除了这些以富丽奢华的会馆为依托，提供顶级设施、服务的俱乐部之外，各种特色聚会俱乐部、沙龙在京城更是不计其数。
始创于1996年的“欧文沙龙”，定期举办的社会热点问题报告会，已经成为其最具吸引力的内容之一。“参会的企业家要有3个亿净资产，但是服务业不在其中。”“欧文沙龙”的创始人张玉川说，如果要实现会员之间的平等交流，并能找到合作机会，他认为设定参会“门槛”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定期邀请专家对热点问题作专题报告，邀请感兴趣的企业家、官员作为嘉宾参与。为了能够平等地交流，我们不向参与者收取任何费用，主要依靠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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