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江阴农村走出来的高校教师却成功创立了中国最大的私人教育机构，并使之成功上市
9月7日，国内知名的外语教育机构新东方成功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发售了750万股美国存托凭证，开盘价为22美元，高出发行价15美元约46.7%，融资额为1.125亿美元。新东方成了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国教育培训公司，同时它也是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以消费经济为驱动的传统企业。而持有公司31.18%股权的新东方董事局主席兼CEO俞敏洪的资产也超过18亿元人民币，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教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从江阴农村走出来的高校教师，不仅成功地创立了中国最大私人教育机构新东方教育集团，并且使新东方成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
10月16日，在度过了上市后一个月的禁言期以后，在去年年底刚刚使用的新东方大楼的总裁办公室里，《人力资本》独家采访了俞敏洪，试图揭示出俞敏洪成功背后的秘密。
第一部分没有边缘化就没有新东方
俞敏洪出身于江苏江阴农村的一个平民家庭，1980年考入北大外语系，先当学生，然后教书。这个过程的磨练和价值，是在不被外人重视的环境中，凭借着骨子里渴望成功的本性，成就了自己坚韧、刻苦、百折不挠的品性，同时也用这种品性为自己的未来打开了一扇通向辉煌的门。
“新东方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正如俞敏洪自己所说，有很多困境都曾经让自己想到过放弃，但正是因为这种品性，使得俞敏洪一步步跨越了困难，也才有了今天的新东方。翻开俞敏洪的创业经历，很容易让人想起诗人里尔克的名句：“哪有什么胜利，挺住就是一切。”
北大16年边缘化的品性磨砺
“这里是一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对北大，俞敏洪一直有着很复杂的感情，对此俞敏洪也直言不讳。“没有北大16年的生活，绝不会有我俞敏洪和新东方今天的局面。”
整体来说，在北大期间，俞敏洪属于被边缘化的人群，无论当老师，还是当学生。“估计当初他们都不会想到我能够把这个学校搞得这么大。”俞敏洪坦然地表示，到现在为止有些人还是多少有些忿忿不平——任何一个人办了新东方都情有可原，但俞敏洪办就不能被“原谅”，因为在同学眼里他是最没出息的人。
学生时代，俞敏洪在北大，什么也不是，不会吹拉弹唱，不会说普通话，进入北大之初，老师和同学经常给俞敏洪的待遇就是“白眼”。用徐小平调侃的话形容：“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你除了俞敏洪三个字能听懂外，恐怕再什么也听不懂了！”老师的评语对于英语专业的俞敏洪而言，是极具打击的。
即使留校当了教师，由于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俞敏洪压根儿没有出头的可能，依然还是被边缘化：从留校4年后学校才给俞敏洪分了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也能看出当时俞敏洪在北大教师中的地位。
但客观而言，正因为在北大被边缘化，让俞敏洪的“出息”欲望在压抑中蛰伏。由于受北大人文思潮的影响，虽然秉性不善跟人打交道，也有强烈的自卑感，但内心却总想融入北大主流。正因为这种心态的反差，锻造出了俞敏洪坚韧、刻苦、百折不挠的品性——为了能够改变自己在大学学英语却不会说、听不懂的尴尬，杜绝一切人情来往，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狂听狂背；为了弥补自身人文知识上的差距，俞敏洪疯狂地买书、借书，为了限制俞敏洪买书，以至于俞敏洪的母亲威胁要断绝俞敏洪的伙食费……
同理，正因为没有北大人身上的种种“短处”，也使得俞敏洪不像大多数北大人那样思考国家大事和民族危亡的问题，而是比较务实，一心奔生计，踏实去挣钱，“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也没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言，“如果不是北大这个环境，俞敏洪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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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是对“机会”的偏执
一直在北大边缘人角色中徘徊的俞敏洪离开北大下海完全出于无奈。“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后来不止一次地表示，“如果一直在北大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由于和王强等其他三个同学在外面办的培训班风头太劲，北大校方以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为理由，给了俞敏洪一个严重处分。实际上，处分对俞敏洪而言，算不上什么大事，令俞敏洪很难堪的却是处分之前校方事先并没有和俞敏洪做过任何的沟通，同时这个处分决定在广播里连续播了三天，北大有线电视连续播了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消息集散地——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
要想毁掉一位教师很简单，只需要让他在学生面前斯文扫地。当时北大曾经有过规定，对教师的处分不予公开，因为教师要给学生上课，在学生面前最重要的是尊严。而北大却在俞敏洪这里破了规矩。
尽管俞敏洪选择从北大辞职，与学校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作出辞职决定并不像今天这样容易，尤其是高校教师，在当时看来是“铁饭碗”的职业，所以很多人为俞敏洪的辞职感到不解，在他们看来，俞敏洪完全可以忍气吞声地在北大继续呆下去。
事实上，从深层意义上分析，俞敏洪最终选择辞职是因为办培训班的经历使自己清楚地认识到了在做培训和教师之间，前者的发展机会无疑更多一些，至少在收入上如此。当时俞敏洪的月工资不过120元，而在外讲课的收入却远远高于工资，两者之间高下立分。对于办培训班这样一个看来困难重重、实际上前途无限的机会，已经认准了这条路的俞敏洪绝对不会因为北大的一纸处分而轻易放手。正如新东方内部人员所言，俞敏洪在日常生活中，最喜欢玩的就是卡丁车这一类高刺激的运动。
新东方起航没有回头路
对于机会的把握和偏执在于北大16年磨砺出的坚韧品性，正是这种品性，使俞敏洪在新东方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任何挫折都能够跨越。
在创业之初，他经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数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都结成了冰。有时他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实际上，身体上的痛苦还能够忍受，但精神上的挫折却几乎让我丧失信心”。
1992年初春，因为新东方异军突起，引起竞争对手的关注，在粘贴广告的过程中，俞敏洪的广告员被人捅了3刀。这时，俞敏洪才意识到，办学校，并不像教书那样简单，必须要跟政府各个部门搞好关系，否则治安、卫生、环卫等等部门随便一个理由都可以让学校关门。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商业的认识往往是两眼一抹黑，而且当时的市场环境也远不如今天规范，办企业，求生存，图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对于直接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社会经验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这无疑是一堵迈不过的墙。
“这个阶段对我的最大挑战是，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我马上发现面临好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公务员的时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学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很难知道这些公务员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他们需要我做什么。”与各种职能部门打交道的过程和办学是两码事，曾经让俞敏洪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
但俞敏洪没有别的选择，在是否办学的问题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除了新东方，俞敏洪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对其他开设培训班的老师而言，即使英语培训做不下去，大不了可以回学校安心教学，自己不会伤元气；但新东方做不下去，已经被北大“踹”出来的俞敏洪什么都没有了，“压力很大”，俞敏洪坦言。无奈之下，俞敏洪骨子里那种坚韧的品性又开始发挥作用，不擅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擅于跟社会打交道，不擅于跟官场打交道，自己就硬着头皮学……竞争依然在继续，非正当的手段却没有了，俞敏洪顺利地让新东方闯过了最初生存的“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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