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我很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在大学、研究生期间，不要致力于满口袋，而要致力于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我是相信这点的。而且我相信有些现在坐冷板凳的人，将来会物以稀为贵。好比我们当年致力于商品化、产业化，当时是“物稀”，很少人这么干的，时代转变了，我们一下子成为典范。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款”们，是利用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出来的。层次、品质也不高，一旦有了钱就变坏。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不靠知识，而是靠投机倒把的人成为百万富翁，我们应该培养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识，靠对国家的贡献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人。所以我提出2016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应该靠自己辛勤劳动，靠自己异乎寻常的努力奋斗、自己的知识，成为我们国家民族高科技产业的脊梁。他们是把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打到发达国家去的民族英雄。

第六个重要抉择

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有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即提了一个建议：“国家的重大项目，如863计划等的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0岁；英特尔的3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只有22岁；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小型计算机的开创者奥森到60岁的时候犯错误，讲PC机是不该出现的一种怪胎，今天还是这样讲。我决不会像奥森那样贪恋岗位，一直做到67岁才被迫下台，我一定会在60岁以前退休。当年给过我鼓励的奎因，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从60年代到80年代领导巨型计算机潮流达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错误，忽视了大规模关行处理方式。结果后来的成果都不成功，这是个伟大的发明家，晚年却很惨。69岁时，奎因计算机公司破产，70岁车祸身亡。第三个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时候，拒绝生产和IBMPC兼容的机器，斗气。同时坚持王安公司的各种不兼容的机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识，认为虎父焉有犬子，存心要把他的儿子提为总裁，结果受到他的股民的联名告状——王安把中国的“裙带风”带到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儿子被迫下台，公司元气大伤。最后，在王安去世后不久公司就破产了。王安晚年的这些错误让他破产。

第七个重要抉择

那么，怎么扶植年轻人？我们要把年轻人放在风口浪尖上锻炼。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日本市场。

第八个重要抉择

第八个重要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年轻人要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成功决不仅是因为有一批像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我有两个优点：第一，洞察力，对机会的敏感；第二，我老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总体上信心非常足，我们要占领日本市场，我们要成为中国广电行业的老大，我们进入海外发达国家，我们充满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那一点比我强，那个人另外一点比我强，我老觉得别人比我强。日本的管理之神松下幸之助说：“我有3个缺点，被我变成3个优点：因为家里穷，知道奋斗才能成功；没有文化，懂得要自学；身体不好，懂得要依靠别人。3个弱点变成3个优势。”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能听取意见，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也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我是方正香港公司董事局主席。我会把这个权用好的。现在我会怎么管呢？在技术方向上，我绝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坚持。本世纪初，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瑞利年轻时就发誓：60岁以后，决不对任何新方向发表意见。我的新方向都是在61岁以前提出来的，以后我也会提意见，但决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坚持不懈地去推动。在管理上，资金运作我不会，销售不擅长。要我做的是支持新领导班子的改革，排除一切干扰，致力于建立一个团结、奋斗、充满活力的领导班子。不是我自己去管理，而是要发现和支持更多的人才，发动大家的意见。李汉生（现为北京方正电子公司总裁）会起重要作用，但绝不是他一个人。

我的座右铭就是：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牢记瑞利的话，避免年龄偏大给方正带来损失。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大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