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作家都说他们之所以从事了文学的事业，乃是因了他们对于文学的热爱和痴迷；坦率地说，我不是的，我之所以从事了文学的事业，乃是出于我在当时的一个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的选择，可以说是我对于自己人生的一次最最重要的决策。
它决定了我这30年来的人生走向，并将继续影响我今后的生活。
1979年前后，“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的曙光已经开始闪现，个人对于人生对于事业的选择的可能已经出现了苗头。而我，已经是35岁的人了，却还没有选定自己人生的道路，因此，我知道我必须作出选择了。因为在我看来，人生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被动选择，另一种则为主动选择。我喜欢主动选择。我认为应该由我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愿自己为自己负责。
而且，我更知道这个选择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成败，并且选定了就不可更改——因为在我看来，人倾注一生之力能干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因此我必须慎之又慎。
那时，我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当编辑，对于许多大学文科毕业生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我却以为这只是我的工作而已，我还应该有我的事业。在我看来，工作只是人与社会的一种价值交换。它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却常常难以容纳你的独特的精神追求，因此，只有事业才能表现你生命的意义，和你独特的存在价值。
有趣儿的是，生活中的工作与事业，有时是分离的，比方说一位女工，她的工作是纺织工人，她的事业却是绘画；但有时，工作与事业却可以重叠，比方说过去的专业作家和现在的签约作家。既然如此，我就当然希望我的选择能够使工作与事业重叠，因为重叠可以集中你的时间与精力。
接下来，就是着手选择了。关于选择，首先是我决定了一个选择的方式和原则。那就是——把社会的需要与个人的条件（包括爱好、特长、理想、价值观等等）相交叉，出现的那个交叉点，就是我理应接受的选择。
经过了反反复复的交叉，在我的未来的人生坐标上出现了3个交叉点：一个是报考研究生将来当一个理论家，一个是要当律师，一个是要当作家。
关于第一个选择，我认为我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个优等生。而且我认为我天生就具有理性思辨的素质。并且，我还很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与习性。不过反过来说，恰恰又是这最后一点，令我犹豫了。因为从理论研究来说，一个理论家最最重要的素质和条件，就是你是否具备独立思考的习惯与习性；但在当时极“左”之风尚未消停的情况下，这种最最优秀的习惯与习性偏偏又可能使你一事无成。
关于第二个选择，我知道那是为我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我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我已经确信中国必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因此律师的作用将很快凸现出来。而我，我知道我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也不缺乏血性和勇气。此外，我还具有相当严谨而开阔的逻辑思辨能力。当然，我认为我的口才也很不错。不过，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之所以终于放弃它，是因为在有一点上，它不如我的第三个选择。
我的第三个选择，是要当一个作家。关于当一个作家，我知道这是许多人都有的愿望或者说理想，但我也知道人们对于作家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管别人怎样，我坚持我的理解：经历了多年的病态的生活之后，中国要在政治上拨乱反正，要在思想上启蒙。这个启蒙的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而我能够参与其中，自是荣幸。并且，我完全可以将这工作视之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
不过，我是否具有写作的能力，却还需要看一看。因为我的喜欢文学，还是在少年时代。具体地说，那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到了大学，我读的是政治经济学，已经与文学无关。大学毕业后的这许多年来，我花时间与精力去阅读去思考的并不是文学，而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为此，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钻到图书馆里去，研读当时中国文学名家的作品。结论是：“呀，这就是小说呀？我也能弄呀！”
1980年春天起，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当年9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盲点》。以后就一直写了下来。其中的变化是，渐渐地，我由小说转入了杂文和随笔，因为我的热衷是——写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来！
……
现在，近30年过去，检点一下我的这个选择，我以为算不上失败，也算不上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有我自身方面的因素，也有非我方面的因素。只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是在做着我自己喜欢并且以为有意义的事。何况，在我看来，所谓成功，标准有二，一个是社会的标准，一个是自设的标准，我在意的是我自设的标准。
当然，问题是我还活着。活着，就能思想。能思想，就能写作。能写作，就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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