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几岁时非常喜爱我读过的西方哲学家所说的格言：“浪涛越是遇到障碍，就越增加它的牢固。”说起来，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我是在这个格言的激励下走进人生旅途的。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为了完成伟大的业绩，很难说就不会碰上相应的绝望与极限的时刻。肯定总会碰上许许多多大的障碍的。我想，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决不该忘记要更加信心百倍地接受考验。
本世纪留下许多优秀传记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①写过如下一段话：
①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写过许多传记作品。
“有谁曾经歌唱过赞美流刑的诗歌吗？在风暴中锻炼人的品格，在强制的孤独之中，将疲弊了的心灵力量进一步集注于新的秩序中去，也就是说，有没有人将作为开创命运的力量的流刑加以歌颂的呢？（中略）自然的节奏，要求这样强制性的断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懂得深渊的人才能认识生活的一切。当一个遭遇到被排挤的人，才会获得整个突进的力量。”（《约瑟夫·福煦》，山下肇译，平凡社版）
茨威格在这里举出释迦牟尼、摩西、基督、穆罕默德、路德等宗教家，但丁、弥尔顿、贝多芬、塞万提斯等艺术家为例，阐明了流刑和迫害怎样成为培育他们的“创造性天才”的肥沃土壤。的确是这样，苦难才是使人生或命运从黑暗到破晓、从混乱到秩序、从破坏到建设、向前飞跃的回转杠杆。
当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法庭上，裁判者要求他撤回他的学说时，他回答了一句名言：“不过，地球正在运行啊。”而继承天文学“哥白尼革命”的布鲁诺（一五四八——一六○○）也是凛然面对遭受迫害的人生，英勇不屈战斗过来的一员。
他生于著名的哥白尼殁后的五年。他十七岁时进入修道院，出于对待“真理”的诚挚态度和对“知识”的热情，终于对天主教的教义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样，他被认为是个“异端者”。二十八岁时他脱离了修道院，从那以后他历时十五年巡游了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各地，度过了他的钻研和研究的青年时代。作为研究的结晶，他提出一种近似“宇宙无限论”的设想。
最后，布鲁诺回到意大利时被捕。一种说法是，在这以后的六年间，他被监禁在铁皮屋顶的阁楼里，过着孤独的生活。后来被送往罗马，在那里接受了两年的审讯，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信念。终于在一六○○年由宗教法庭宣告判处火刑，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死是极其悲壮的，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儿、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的数学家莱布尼茨、德国的文学家歌德都接受过他的影响。 关于布鲁诺的生平和思想，清水纯一先生曾进行过精细的研究。他的宇宙学说是这样的：“由于宇宙是无限扩展的，因此，一方面它包容无数的万物，万物在其中不断生成、变化，而另一方面，包容万物的宇宙则是永远不变的。在它展示出的外部形式上，尽管包含着种种差别和对立，而宇宙本身则作为‘包容着一切可能存在的物，同时又是对这些物毫不相关’的纯一而存在着。因此，宇宙本身既无上也无下，既无边际也无中心。既无消灭，也无生成。在无限的宇宙中存在着无数天体（世界），在其中无数的原子（atom）重复着集合离散。从而既可能存在着和这个地球（世界）同样的另外世界，‘也有可能在某处存在着比我们人类更为优秀的外星人’。”（《乔鲁达诺·布鲁诺的研究》，创文社版）
根据清水氏的研究：按照当时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天动说，普遍认为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而地球的中心则是罗马（其反面的中心则是耶路撒冷）。因此认为天体中的各行星都是以罗马教会为中心来迴转的，同时也把它当作证实罗马教会的尊严性的一个证据。
布鲁诺的这个理论不只是承袭了人们所坚决反对的地动说，而且以他自己建立的自然观与宇宙哲学为依据，主张生命的轮迴、宇宙的悠久性以及在其他天体上存在着和人类相类似生物的可能性。
这种想法尽管和佛教一脉相通，但和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当然是不相容的。
布鲁诺的宇宙说，被认为是对圣经所说的“拯救”教义的有害思想，从而受到了迫害。按照教会的教义，人是神所选择的存在，不可能化生为其他的物。同时对宇宙是无限的、除地球之外，尚有与之相同的许多星体的说法，也和基督教的“宇宙是由神之手为人类而创造的，而且是根据神的意志给予地球以特权的”这一教义相矛盾的。因此，布鲁诺的这些说法，自然被视为异端邪说，作为有害思想，遭到了镇压和迫害。
布鲁诺坚守信念，继续了斗争。他这样说道：
“为了尊重哲学的自由，我坚决保卫的是这样的教导：不要闭上眼睛，而是要睁大眼睛去看！”
“正因为如此，我不想隐瞒我的眼睛所看到的真实，我不害怕把它赤裸裸地表明出来。正像光明和黑暗、知识与无知的斗争要永世继续下去那样，到处重复着憎恶、争论、骚扰和攻击，甚至连生命也经常受到威胁。这不只是来自愚蠢粗野的群众，而且也是由那些理应说是无知的元凶的学者们挑起的。”（同前书）
这样，对布鲁诺进行了多达二百六十一项的涉嫌异端邪说的审讯。并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他的“人观”。
也就是说，他的“人观”是：“人只是人，决非人以外的什么”。他把基督只看成是彻底的“人”，而不是“神”。正像乔恩·德雷波在他写的《宗教与科学斗争史》（平田宽译，社会思想社版）一书中所指出的：布鲁诺为了维护他对“人的信仰”，向“虚伪的信仰”开战，向“既无道德也无正义的正统派”开战。
据说，在布鲁诺被宣告处火刑时，他无所畏惧地向审判官说道：“我认为您这次向我宣判，比起我接受宣判来，您的恐惧心还要大得多吧。”在这番话语中显示出一个为信念而生的人的生活态度，也显示出对其信念必有后继者的牢固信心。
的确是这样，先驱者的历史就是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无知搏斗的历史。布鲁诺丝毫也不惧怕任何权势者和神学者的攻击。他的一生，是为坚守自己的信念和人类的睿智的一生，是坚定不屈的一生。
历史性的巨大事业，决不会有平坦的道路。毋宁说，正是在这种迫害与苦难的恶劣气流之中，为历史、为后世留下的超绝想象的奇迹的纪念碑，才得以树立起来。
年轻时代的尼采在《反时代的考察》一文中抨击了这种时代的恶劣气流。他说： “钝重的习惯、卑小的、低劣的事物，充塞着世界所有角落，作为沉闷的地上空气，笼罩着一切伟大的事物，阻碍、妨害着伟大事物朝着不死之路前进的道路，嘲弄它、窒息它、使它喘不过气来。”（《尼采全集》第四卷，小仓志祥译，理想社版）
当我回顾历史性的伟大事业时，经常使我感到的是，总是那种以苦难为自身的动力，坚毅地在人生道路上活下去的、人的强韧的生命力。
不只布鲁诺是如此，一个人的胜利，对别人来说，之所以也能使之深切地感到此人存在的力量，是因为当他贯彻自己的信念使之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它已经不单只是停留在个人领域里，而是已经深化到具有普遍的“生”的本质上来。而且，在人生中如果真会出现这样决定性的胜利的瞬间的话，那么它必然是和想要猛烈袭击自己的全存在，想要压倒自己全存在的苦难，以全生命来与之格斗，一心想要战胜它时，那种创造出使一切事物带上更新意义的瞬间。
在这个瞬间，将会如同胸中升起辉煌的太阳一般，迸发出无限的喜悦，奏出任何人也淹没不了的凯歌。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始终忠于自己信念，在自己的生命中一直这样活下去的强韧人格来说，甚至可以说苦难才是向新的创造进行飞跃的跳板。
总之，作为人的一生所放射出的光辉，肯定将以他的足迹——抵抗所有卑微的、低劣的事物，怎样从“不死之路”跋涉过来的足迹——更增加它的光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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