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已消逝半个多世纪。如今除了散落于世界各地的白发苍苍的校友和少数研究者外，了解和熟悉圣约翰大学往事的人已寥落无几。当年洒落在茂林浅草中的校园建筑大多犹在，但早已陈漆斑驳、物是人非，失却往日的神韵，那花园般的校园和洋派十足的校风也早已渺不可寻，就连梵王渡这个地名也在时代变迁中淡出人们的记忆。而这一切在《圣约翰大学史》中得到了再现。
在上海城市历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圣约翰大学一直声名洋溢，曾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从这里走出的政界精英、商界巨子、学界泰斗、医界圣手，如繁星缀空，有人对《密勒氏评论报》1933年出版的英文《中国名人录》作过统计，发现它收入的960人中，有620人的简历列有在本国上过的学校，其中曾在圣约翰就学者占61名，居各校之冠。他们活跃在外交、政治、法律、工商、学术、医学、神学等不同领域，其中不少是叱咤风云、声名显赫的人物，如实业界的刘鸿生、刘吉生、张嘉甫、吴清泰、荣毅仁、吴舜文、侯祥麟、李承基；金融界的周作民；教育界的陶行知、陈鹤琴、孟宪承、马约翰；新闻界的邹韬奋；医学界的颜福庆、刁信德、牛惠霖、牛惠生、陆佩中；经济学界的潘序伦、张仲礼；音乐界的瞿希贤、沈湘；科技界的吴纫之、徐凤石、蒋锡虁；文学界的林语堂、张爱玲；建筑界的贝聿铭；法律界的史久镛等，不胜枚举。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各自奋力冲击的痕迹。
圣约翰大学从一所普通书院发展成为现代中国的顶尖名校，与它长期倡导并切实践履的“大学理念”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职业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教育实用主义大行其道，认为教育宗旨“在使人各有一业，否则教育为无用”，大学的课程与教学如果没有实用之价值，就等于“虚糜光阴”，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对此深不以为然，他在《约翰声》撰文指出，教育的最重大使命在于“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所谓“生命之丰富”，指的是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教育应当以道德上之价值为其总枢。人类之兴趣愈多，则胸襟愈广，生命之博大无涯，渊深无极。如果减少其他兴趣，而使其专注于一种以求实用，日从事于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人之生命且为之减窄。所谓“性格之培养”，就是要引导学生超越个人物质与金钱之欲望。如果聚生徒于一堂，每天讲求可以赚钱之道，或鼓吹何科读之可以致富，何技习之可得厚薪，势必动摇学生的道德心性。如果这种精神支配了学校，那么为人之道，岂不是不外乎致富吗？学校就是一个小的宇宙。学生居于其中，务使发达其天性，高尚其人格。
以“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为使命，以广博的自由教育为社会造就人才，倡导并实践通识教育、科学教育和体育教育并重的教育模式，是卜舫济毕生持守的“大学理念”，也是圣约翰大学一个显著的特色和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已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大学教育如何使生命更加丰富，如何“超越个人物质与金钱之欲望”，进而“造就学生为完全国民”，仍然是严峻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温圣约翰的“大学理念”和它的成功故事，也许并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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