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雅斯贝尔斯主张从以下6个方面来考察哲学史： 其一是历史编年学的角度（historisch-chronologischer Aspekt）：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为全体的哲学史便成为了一部文化空间、时代和时期的历史。比如各种不同思维方式可以看作是一些永恒的问题穿着样式各异的历史外衣而已，这是由于文化空间和时代各不相同造成的。 其二是实质性的角度（sachlicher Aspekt）：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史便是问题史，内容史，是提问和回答的历史。这一历史的编排秩序原则，一方面是编年学，另一方面是实质内容。这一角度也是历史编年学的背景。 其三是个人的角度（persnlicher Aspekt）：每一个思想家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唯一的人，在表示着自己看法的人。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哲学史的全部实际上就是思想家的共和国；这时的编排秩序原则是他们的地位和思维方式。 其四是文化积淀的角度（genetischer Aspekt）：哲学起源于宗教、神话和诗。它们又作为哲学的题目，或者被证实，或者被拒绝。哲学依赖于这样的起源，从而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信仰。 其五是实用的角度（pragmatischer Aspekt）：把哲学作为生活指南，这样哲学史便成了哲学之实现及影响的历史。人们要去反思，在生活实践中哲学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得以实现的。 其六是动力学的角度（dynamischer Aspekt）：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会强烈地意识到超验的存在。他会把哲学史作为他在现时代对超验解码的精神阵地。他学会理解，没有哪种哲学的思维系统可以容纳一切系统的。从而他得出结论说，没有哪种哲学———不论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都不是这种哲学！{28} “如果将这些方面混起来看的话，得不到清楚的认识观念，以分裂开来的形式来看，它们之间又相互补充。每一方面又局限在自己一方。它们相互间又作为手段以便于运用。我们不应当利用它们彼此间的对立面，不应当要求某一方面具有属于另一方面的东西。不过这些方面集合在一起并不能构成一幅全体的图像。这样的一幅图像表明人们总是一再从一定的观察角度来勾勒它的。这便留下了在完全开放或统摄中的瞬间。”{29} 不论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历史编纂方法在这里都被拒绝了。对雅斯贝尔斯以上各不同方面之精确分析，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哲学的各种立场是互补的。这一互补性的原则不仅断然否定了一种将各种立场作折中主义的尝试，同时也否定了一种幼稚且无所谓的没有立场的态度。一种容易理解的没有立场的态度是所谓开放性，并由此创造出一种自由的精神氛围。实际上作为历史性生命存在的我们始终是一定历史、传统、宗教以及文化等等的一部分。这一没有立场之立场反倒容易使这一立场或那一立场绝对化，使之成为所谓唯一真实的立场。 我们不再宣称有一种所谓客观的、普遍适用的、科学的哲学观念，因为这样的认识是从自然科学和形式逻辑的普遍适用的命题中得来的。所谓哲学客观性的说法，是就手段和方法，或者针对外表形式，或者针对科学认识而言的。哲学作为内在的信念和行为，客观性在它那里并不一定有用武之地。 在同哲学世界史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历史的界限。我们同时可以清楚地知道，所谓绝对真理从来就没有具体地显现过。哲学思考不再是要求掌握很多的资料，而是注重像中国哲学“道”———在路途之中的意识发展。雅斯贝尔斯写道：“所有不可完成的，正好作为我们的使命。只要所说出的总要落在这一观念之后的话，那就必须完全有意识地踏上征途。”{30} 雅斯贝尔斯在其导论性质的著作《哲学的世界史序言》中建议用三种方式来编纂历史： 首先人们可以阐述思维形式的历史，意识展开形式的历史。比如概念史的、针对问题的以及系统的问题提问法，都属于这一类。{31} 其次雅斯贝尔斯提到“哲学内涵的历史”。“那些对象化的材料，我们命之为内容（In－halte），而借助于精神观念、生存之重要性、生命之本质以及超验的意义所完成的内容存在之实现，则是内涵（Gehalte）。”{32}这样的一种历史编纂方法，无疑是将自己的哲学思考放在了中心位置，自我反省，特别是跟哲学名家进行批判性的交谈。 第三种方式是哲学名家的历史，因为哲学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产生出这些哲学思想的大师们自然在哲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哲学史可以作为人的存在的历史来编纂，因为人的存在是思维的存在。”{33}《大哲学家》一书便是雅斯贝尔斯按照这个路子来完成的。 也许我们只有把《大哲学家》一书放在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世界史之宏大构想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地位和应有的价值。萨那尔在《卡尔·雅斯贝尔斯》一书中，对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史的完成情况作了总结： “整个的第一部书（各个时期的历史）一直到细节处都作了安排。有关各历史时期的材料极为详尽，并且有一部分已经成文了。一篇讲述哲学史应当是什么的导论（170页），以及对早期高度文明思维的论述没有收入此书。导论的成书是一本单行本（《论历史的起源与目的》），它阐述了历史是什么以及雅斯贝尔斯想要把历史看成什么。作为在第二部书的第一部分，一本内涵史没有收入；第二部分（哲学和科学间关系史）以及第三部分（哲学回归史）仅是概要性的。第三部书的第一卷（《大哲学家》）已经出版；其余两卷只是拟定的单独的篇章，仅仅是概略地论述而已。第四部书（哲学跟语言、宗教以及艺术之关系史）以及第五部书（哲学的实现）只有非常丰富的札记，尚未在结构上有清楚的秩序。结束卷（权利的斗争）已经通篇构思好了，但是没有完成。所有的安排———仅此就写满了100多页———一直到细节都已构思好了。雅斯贝尔斯在撰写每一部分时，整个秩序大厦亦即全体观念的模式对他来讲都犹在心目。”{34} 通过对雅斯贝尔斯世界哲学体系的了解，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大哲学家》一书在其哲学中的位置。只可惜，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计划可以说才刚刚付诸实践，雅斯贝尔斯便与世长辞了，留给后世的只有遗憾了。萨那尔对《大哲学家》的一句评论，讲得很有道理： “将无所不包之广度与具体观察之深入性，对于事物本质意义的探索与敢于剖析自己哲学的勇气相结合，这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也许只有黑格尔做到了。”{35}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一书的特点。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特点。 早年作为精神病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时，雅斯贝尔斯在这两个领域就取得过相当的成就，比如他“因考虑到心理学中的特别之处而首次精确地使用了现象学的方法”。{36}（这些我们姑且不论，）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使雅斯贝尔斯积累了丰富的、跟这两个领域相关的经验，这对他以后的哲学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雅斯贝尔斯曾在心理学史上第一次对“解释”（Erklren）和“理解”（Verstehen）作了界定，在当时几乎只进行解释的客观心理学的基础之外，创立了以理解为主的“主观心理学”（subjektive Psychologie）。 “对雅斯贝尔斯来讲，在方法论上作这样的区分究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一位心理学家他不只是问：‘什么是可以认识的？’而是更进一步地问：‘当我理解性地去观察时，我能认识到什么；当我解释性地观察时，又能认识到什么？并且在作这两种观察时，我是怎样去认识的？’这样他便把这位心理学家的认知方式引进了心理学，以便唤起对本人的反思。如果他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主观的认识根本就是真正的认知方法，将同感（Mitempfinden）作为方法的组成部分，将明了（Evidenz）作为认知的根本，那么他便会引导这位心理学家不只是做登记、整理，对方法进行思考的理解工作，而更是作为重新体验的个体（nacherlebendes Individuum）而存在。”{37} 雅斯贝尔斯心理学的出发点是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无限性，并设法把人的这种无限性从各种理论的践踏中解放出来。萨那尔在总结雅斯贝尔斯在精神病理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时谈到，由雅斯贝尔斯所发展的传记学，为科学的病理学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方面他写有施特凌德贝尔格（Strindberg）、凡·高（van Gogh）、尼采等的传记。{38}雅斯贝尔斯也曾把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尼采看作是最伟大的理解心理学家，他的《大哲学家》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广义心理学的方法，把历史上的哲学大师作为心理学考察的对象来描述的。“作为哲学阐释的这一种考察，成为了同思想家们的新交往，从而开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维度。”{39} 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家王国，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概念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哲学家总是直接对我们说话，我们变成了与哲学大师们共同从事哲学思考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同大师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变得不重要了。大师们所关心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都是当下的问题。因为哲学思考的意义只在当下。重要的是，如何去同这些思想家们共同感受以及重新体验他们曾经面临过和思考过的生存问题。也就是说，对雅斯贝尔斯来讲，哲学史是不可以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去描述的，而是要借助于体验性的思维。所谓体验性的思维是说我们应当介入到历史事件中去，去跟思想家们一同体会他们思维的力度，分享他们获得发现时的喜悦。 其次我们可以具体考察一下雅斯贝尔斯历史观的特别之处在《大哲学家》中的反映。 第一、哲学史也是一种哲学思维活动。在阅读雅斯贝尔斯哲学著作的原文时，人们会发现，他习惯用Philosophieren（“哲学”的动名词形式，在本序言中译作“哲学思考”）来替代Philosophie（哲学）一词，而这一用法在现代德语中是不常见的。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哲学史是不可以用所谓客观的方法，把以往发生的事描述一遍就了事的，而是与哲学大师们一起共同进行“哲学思维”的活动。 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研究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我们每天内在行为之中的实际研究；其次是借助于各种科学、范畴、方法和体系，在内涵中去体验的实质研究；其三是通过使哲学的传统为己所有的历史研究。{40}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讲，历史是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哲学研究并不是寻求一种供理解的普遍客观知识，而应当把它理解为一种行动，一种追求真理的行动。 第二、哲学史上的哲学家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在科学的方法运用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超过了亚里士多德，但是就哲学本身而言，我们很难再达到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水准。哲学历史的某些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后代的哲学家就一定超过前代。 在这一方面哲学有些类似艺术史上那些艺术杰作之不可替代性和独一无二性。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而哲学正是在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之中获得整体性的。 第三、透过哲学史唤起对自我的思考。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哲学史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唤起当下的自我的苏醒。雅斯贝尔斯非常强调要以自己的尝试，去跟哲学家们一同体验真正的哲学。 “这一权威的本质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服从它。我们的使命是，以自己的经验通过传统发现自我，并在传统的根源中找到自我的根源。”{41} “因此，一旦历史唤醒了我，它就变成了自我的一面镜子：在映像中，我可以观察自己，我自己在思考什么？ 哲学史———一个我在其中思维着呼吸的空间———为自我的探索展现了榜样，这些榜样之圆满，是我们无法仿效的。哲学史通过在其中的尝试：成功以及失败而提出问题。并且通过那些看得见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的事例来鼓励我。”{42}第四、哲学史是存在哲学的一种形式。我们切不可忘记，雅斯贝尔斯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他的很多哲学主张都是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 “这不可避免地要向每一位思想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那里所具有的权力到现在也还会对由单纯的此在提升至生存、提升至自我存在发生作用吗？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后，雅斯贝尔斯主要把那些能够唤醒可能生存成为现实生存的思想家作为大思想家。可能的生存在历史上听从与过去的生存。”{43} 《大哲学家》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考察历史上的哲学大师对待生存的态度。因为作为同样的人，都面临着人类生存的问题。历史上的哲学大师们，从不同角度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付诸了实践。这正是我们要从大哲学家们那里用心去体会的。参考文献：原典：1.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的》（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年皮波尔（Piper）出版社，慕尼黑。2.《哲学自传》（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1953年，收入为纪念卡尔·雅斯贝尔斯诞辰80周年由克劳斯·皮波尔（Klaus Piper）结集出版的《著作及影响》（Karl Jaspers Werk und Wirkung）一书，1963年皮波尔出版社，慕尼黑。3. 《大哲学家》（Die gro?en Philosophen）1957年皮波尔出版社，慕尼黑。4. “悼词”（Nekrolog），此文收录在《巴塞尔大学讲演录》（Basler Universittsreden）一书中，巴塞尔1969。5.《哲学是什么？》（Was ist Philosophie?）1976年皮波尔出版社，慕尼黑。6.《哲学世界史导论》（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Einleitung）1982年皮波尔出版社，慕尼黑。研究资料：1.萨那尔（Hans Saner）：《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970年罗沃特出版社（Rowohlt），汉堡附近之兰贝克（Reinbek bei Hamburg）。2.黑格尔（G. W. F. Hegel）：《著作》20卷（Werke in 20 Bnden），1971年苏尔卡姆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3.赫尔施（Jeanne Hersch）等编辑：《雅斯贝尔斯———哲学家，医生，政治思想家》（Karl Jaspers - Philosoph, Arzt, politischer Denker）1986年皮波尔出版社，慕尼黑。4.毛尔（Ram Adhar Mall）和徐尔斯曼（Heinz Hülsmann）：《哲学的三个诞生地：中国、印度、欧洲》（Die drei Geburtsorte der Philosophie-China, Indien, Europa），1989年博威出版社（Bouvier Verlag）波恩。5.罗茨（Heiner Roetz）：《轴心时代之中国伦理》（Die chinesische Ethik der Achsenzeit），1992年苏尔卡姆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6.顾彬（Wolfgang Kubin）主编：《你眼中的我的形象———20世纪中德文学中的异国情调和现代化》（Mein Bild in deinem Auge -Exotismus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 China im 20. Jahrhundert），1995年学术图书协会（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达姆施塔特（Darmstadt）。7.顾彬：《关于“异”的研究》，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8.克勒（Lotte Khler）和萨那尔（Hans Saner）编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卡尔·雅斯贝尔斯书信集1926 -1969》（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2001年皮波尔出版社，慕尼黑。注释：{1}《大哲学家》中文译本已于2003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出版。{2}参考：雅斯贝尔斯1976，第112页。{3}参考：顾彬1997，第6和47页。{4}雅斯贝尔斯1963，第114页。{5}雅斯贝尔斯1963，第115页。{6}有关“主客体之分裂”在文学上的表现，顾彬教授对此有精彩的描述。见：顾彬1997，第18页以下。{7}参考：雅斯贝尔斯1976，第45页以下；萨那尔1970，第85页以下。{8}萨那尔1970，第86页。{9}参考：雅斯贝尔斯1969，第4页。{10}萨那尔1970，第108页。{11}有关“异国情调”这一题目，参考：顾彬1995以及1997。在这两部专著中，顾彬教授对“异国情调”对中德文学的影响，做了深入的探讨。{12}参考：雅斯贝尔斯1983，第95页以下。{13}雅斯贝尔斯1976，第89页。{14}雅斯贝尔斯1976，第89页。{15}雅斯贝尔斯1976，第89-90页。{16}雅斯贝尔斯1976，第90页。{17}转引自：雅斯贝尔斯1976， 第90页。{18}雅斯贝尔斯1976，第90页以下。{19}雅斯贝尔斯1949，第40页{20}参考：罗茨1992，第47页。{21}黑格尔1971，卷18，第42页。{22}克勒和萨那尔2001，第361页。{23}黑格尔1971，卷12，第134页。{24}雅斯贝尔斯1976，第45页。{25}参考：萨那尔1970，第78页。{26}雅斯贝尔斯1957，第7页。{27}雅斯贝尔斯1982，第6页。{28}参考：萨那尔1970，第78-79页。{29}雅斯贝尔斯1957，第8页以下。{30}雅斯贝尔斯1957，第11页。{31}雅斯贝尔斯1982，第114页以下。{32}雅斯贝尔斯1982，第117页。{33}雅斯贝尔斯1982，第118页。{34}萨那尔1970，第81-82页。{35}萨那尔1970，第82页。{36}萨那尔1970，第71页。{37}萨那尔1970，第74页。{38}参考：萨那尔1970，第76页。{39}萨那尔1970，第77页。{40}参考：雅斯贝尔斯1976，第111页。{41}雅斯贝尔斯1976，第117页。{42}雅斯贝尔斯1976，第118页。{43}萨那尔1970，第81页。李雪涛：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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