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l, Jaspers 我出生于奥尔登堡城，父亲出生于耶伏尔州，母亲出生于布加丁根，两地均临北海海岸。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们每年都到佛里兰岛消磨时光，并同大海一同成长。我记得，我三、四岁那年，我们曾住在斯皮格罗格，但根本不记得那里是大海，而只记得灌木丛和房屋。但几年后，我们住在诺德尼岛，傍晚时分，父亲拉着我的手，走下宽阔的海滩，向大海走去。退潮了，路穿过清洁的海滩，那番情景，令我惊讶，难以忘怀。海面越来越辽阔，潮水如此低沉，我们走到水边，这里布满了水母、海星——我简直如醉如痴。大海第一次映入眼帘!对此，我未加思索。我不曾想到这就是无限。但自那以后，对于我来说，大海就是不言而喻的生活背景，即无限的当下。波浪无穷无尽，没有一种波浪同另一波浪相似。一切总是处于运动之中。任何地方都没有以完满的、无限的、牢固的实体方式存在的坚固性和全体性。自那以后，在我说来，观看自然界所拥有的大海是最美好的事情。大海一如生活和哲学思维的一面镜子，因为大海总是变幻不定，总是处于无限的伟大秩序之中。一切坚固的东西、一切绝妙地整理过的东西都有居所，都有安全感——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里存在另一种事实，大海的无限仿佛解放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一切坚固性归于终结的彼岸，但我们并不陷于无底深渊，而是进入无限的秘密。大海的无限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我们从束缚着我们同时又被认为是美妙的地方中解放出来，亦即把我们从居所和安全感中解放出来。大海的无限超越这一切，而这种超越恰恰是哲学思维的本质。哪儿都不是陆地，因而无处是陆地的地方是真正的陆地，超越一切；哪儿是虚无，哪儿就发生狂潮巨浪——能够忍受这一切，这正是绝无仅有的大海的令人可怕的独一无二性。那么，我们马上会认识到大海的本性吗?不!大海的确不是生活而是超越，是我们用以超越我们的被缚状态这一有限性的镜子。这一基本经验可以说是残酷的，但在我的生命中，拥有纯粹要素对于我是极其宝贵的。我同大学的关系极富特色。我18岁入大学，当时我意识到，仿佛踏入圣殿。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了不起的了。在此，可以发现一切真理。我有幸看见那些杰出的教授，聆听他们的教诲，同时尽管没有充分的反思，但我确信：就像教堂一样，大学是某种伟大的、西方的、超国家的东西。在此，我不是属于一个把我系在国家或诸如此类机构的共同体，而是属于一个只有无条件地、无限地意欲真理的共同体。当我是个大学生而后当了教授时，这一大学的意识早已深入我心。大学就像一个童话家乡一样，由国家建立，由国家意欲，但某些方面它却独立于国家，超然于国家。在这个家乡里，人们可以得到体面的报酬，能够简朴地生活(人不必提出过多的要求，人们在世界之中能够实现更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人们甘于这种生活，那么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比这里自由。没有人告诉我们做什么。指令，即我们想做什么来自我们自身。全部责任在于我们。因此，某些自由的广度是不可比较的——我们时代的一个童话!好吧，我是认真对待这一思想的。然而，我的许多同事却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思想。绝大多数人主要是从民族主义立场思考问题。我完全没有勇气。我根本不是英雄。我从未冒生命危险，我要保护自己，不冒这种危险。但在某一点上，我在大学受益匪浅：我把威信、名望看得很淡，我毋宁持反传统的态度，按照对我一目了然的事实说话、行动。关于我的生涯，我如何当上了教授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事情。这件事如此反常，以致人们谅必作出有利于我的说明：一个友好的天使插了手，相反，一个大 骗子天使愚弄了我尊敬的同事们，使得他们让我平步青云。我将告诉您们我的奇特经历：从医科大学生、精神病科医生转向哲学家，或者从医学学科过渡到哲学学科。1913年，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盛行这样一种看法：必须有人代理心理学。心理学属于时代，我们不能没有心理学。但是，当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所谓“西南德意志哲学”颇有影响。他们认为，哲学与心理学彼此毫不相干，不能任命一位心理学家担任哲学教授职位。对此，怎么办呢?经过一番考虑后，他们强调说：这里有个著有《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精神病科医生，他有很高的名望，他似乎倾向于作为心理学家在我们这里谋求授课资格。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马克斯·韦伯是介绍人)他们都因摆脱其困境而感到十分满意，并以一个简单的无俸教师满足了他们对心理学的要求。于是，我就这样被谨慎地授予了讲授心理学的资格。这是1913年。1916年李凯尔特被任命为文德尔班哲学职位的继任人。他待人和气，对我十分友好，但旋即说道：“您要成为什么?您被授予讲授心理学的资格，可是这与哲学毫无关系，离开了医学系，在我们这里一点前途也没有。”“哈”，我说道：“评议员先生，我将成为哲学教授!”这时，他哄然大笑起来，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年青人，即使胡说八道也罢。好啦，事情发展得顺利，我得以讲授心理学，起初是纯粹经验生理心理学，而心理学借助于许多卡片和图表，顺便提一下，我对此很感兴趣，而后我便缓慢地一直前进到作为心理学已是很成问题的“世界观的心理学”，直到1921年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副教授德里施赴科隆任职。1919年我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问世。我推想，德里施副教授离开后，谁会成为他的继任者呢?我想，我得搞点政治活动。我决定去见李凯尔特的同事迈耶，当时他是一位世界观迥异的著名哲学家，他根本不承认心理学与 哲学的分立。我去了迈耶那里，说道：“评议员先生，我有个请求。我给您带来了我最近出版的书，请您审阅一下，是否有可能把我的授课资格扩大到哲学?”“哦，同事先生，这完全没有必要。您将成为德里施的继任人。”这样，我实现了我的目标，李凯尔特不情愿地作出了让步，从而我以默许的方式被任命为哲学副教授。这是1921年。1922年我相继收到了去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基尔大学任哲学教授职位的聘书，在这方面，海德堡大学曾考虑过对我如何任用。因为李凯尔特表示反对。毕竟我不是哲学家，我两头落空。现在我应该成为哲学教授。好啦，我不想告诉您们当时发生的有趣的谈话。结果是，我当上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正教授，而“西南德意志学派”的全部理论即心理学和哲学归于没落。我被任命为哲学系教授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在哲学系里默默无闻。我对哲学系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没有产生过影响。人们全然不知我的来历。我的威望在于受到精神病科医生和医科大学生的喜爱，并为他们尊重。很巧的是，一旦人们需要一个心理学家就造成一个哲学家，而哲学系师生完全不在乎他们实际上接纳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得不说，他们毫无觉察地把一个布谷鸟蛋放入了他们的窝里。开始他们蒙在鼓里，后来发生了变化。我是个另类。我抱有另一种信念。原因何在?我觉得(这听起来太不谦虚了)有个人从生命的第一学期就已经认真接受了大学的理念，而这个人却被使用在这一大学理念全然无效的企业中。我说“企业”(Betrieb)。“企业”意味着，所有遗风仅仅是古老传统的残骸，而这种传统主要强调那种从大学生到教授的态度中，业已丧失了精神与人关系票面价值的依赖关系。这些人都以当教授为自豪，利用每一个机会表明这种自豪，并且在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异上，每个等级都把低级等级看作次等等级，从而完全毁灭了全体精神。这种等级精神，这种凭借职位获取权威的意识，实际上丧失了这样一种思想：权威永远不能当作某种权利来要求，而只能通过精神成就和精神个性来存在。但是，如果现在进一步回顾我的生涯，我就总是重新惊讶不已。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一个一连数月、有时几乎整年都无法好好工作的人，是如何保持内心深处宁静的呢?一个受到各种严重干扰，不能参加正常的社交和正常的公众生活的人，竟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再者，一个如此反叛的心灵，是如何在一个如此等级森严的秩序中最终发现了自己的位置的呢?一个原本才华平平的人，是如何凭着坚韧不拔、只争朝夕的精神，最终在生活中(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变得更聪明，并且，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也未展现出一种卓越的青春天才，相反，循序渐进，以致我在垂暮之年才写出了或许是现有作品中最佳的作品。现在想：如果我还能活半个世纪该有多好啊……现在我才真正开始。一种最异乎寻常的生活。这类奇迹(当一个人观察自己时)是如何能够发生呢?歌德在晚年曾说过：“模仿一个人，不出人命事故。”好吧，一个人无法跟歌德相比。但是，有件事情却是可比较的：当我回首我的一生时，我意识到，我从未做得到的事情，别人不会重复，我自己也不会重复。情况、机遇、良机都如此偶然，纵观一生，一系列偶然事件都具有某种意义，就像古代也有过的那样，的确离奇古怪：“命运女神”(tyche)一词适用于瞬间的偶然，并且“命运女神”也适用于所谓全体命运的东西即某种意义的东西。好啦，这样我就莫名其妙地意识到这类关联是多么神秘莫测、不期而遇。对此，我无可奉告。我不胜感激，但不知向何处去。具体说来，我感谢许多人，他们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抱有好感，他们给了我诸多帮助，而且今天还在帮助我。但是，超过这一点，就一片昏暗了，在此，人们一无所知。我真正意欲什么，我渴望什么?这时，我依次遇见了三个人。回想起来，我只能再一次说：我生命中的奇迹。第一个人是我的朋友恩斯特·迈尔，一个犹太人，我们一起学过医学。在上手术课时，他开始跟我攀谈起来。我专心致志，有时反应十分冷淡，说道：“等一下，迈尔先生”，但是，我们互访了我们的大学生房间，在此，我们不做手术，而可以推究哲理，我为之欢欣鼓舞，他也是如此。正如后来所表明，我们之间立刻开始了这样一种关系：并非一个人从属于另一个人，而是共同前进。有一次，当我遇见他读李凯尔特的《认识的对象》一书，我就对他说：“您怎么能读这类根本得不出结果的理性主义的胡诌!”“您怎么能如此毫无顾忌地谴责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这种争吵(当然，以这种无礼的方式发表意见仅仅是表面上的)贯穿我们的一生，其基础事实上是一种完全共同的哲学思维，这种共同的哲学思维竟然达到如此地步，以致我的三卷本的代表作《哲学》，如没有恩斯特·迈尔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他和我一同工作，我们按照相同的方式思维。甚至某些想法都来源于他。整个结构，较好的写作愿望，措词上的精确把握，文字上的无可指摘，凡此种种，都归功于他。在此书中(后来我们当然不可能按这种方式继续)我们具有一种令我难以忘怀的认同，而且，我相信这种认同是绝无仅有的。跟恩斯特·迈尔一道工作，令我无限荣幸，这不是因为在有关问题上有了一位哲学思维中的伙伴，而是因为有了哲学自身本质中的一个朋友。这是第一个人。然后是第二个人。通过恩斯特·迈尔我认识了他的妹妹格尔特鲁德。我跟她会面时是1916年。她当时住在海德堡，她的哥哥告诉她：“现在我结识了一位真正的德国大学生。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必须结识他。”接着，他向她谈起了我，并说我病了。他命运多舛的妹妹格尔特鲁德患了精神病，男友自杀身亡，还有其他的不幸，正为深深的悲痛所侵袭且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事务；她想补考高中毕业文凭，并为大学考试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以便在大学里学习哲学。期末，为了讨好她哥哥，七月份她安排了一次访问。当访问时，我的报告能力却停止了。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仿佛瞬间某事就已经铁定了：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相遇，仿佛他们同时在时间现象中融合，好像他们一向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好吧，这是比喻。一个人无法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在书信中反复谈到了爱。一切由那而来的问题，我所说过的，我所认为的东西(并非没有一点道理)都是些乌托邦的、虚构的、古怪的空话，但对我来说却是绝对真实的。我说：我无法告诉这一点如何永恒不变地持续了一生，直到今天!但是，我可以告诉一些相对表面的事情，即自1916年格尔特鲁德到此以来，在下述意义上在我身上起了某种变化：直到那时我作为一个求知欲极强的男人，一心致力于真理，显得超然冷漠，现在我却成了天天被提醒是一个人的人。这种提醒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身边其他人存在的现实：你不能够认为，你单凭精神成就就已经功德圆满了。后来我们结为夫妻。我的妻子注意到，我没有过分疏忽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她提醒我，在人类事务中，我如此健忘的、必须做的事情。她“检查”、核实我发出的所有信件，以免任何地方突然出现严重的差错，而这些差错是我易犯的、可以排除的错误。然而，这种对真正人性的关注，由于她的存在而与日俱增。只要她在这里，可以说我就充满了冲动，我就不会沉陷于精神世界和纯粹思维之中。而且，其他的事情毕竟是或多或少客观的事情：我确信，没有我的妻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哲学思维永远达不到我的哲学的深度。现在轮到第三个人——马克斯·韦伯。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我遇见的实际上不是一位朋友——这一点我说得太多了，因为同等的人(al pari)才属于朋友，诚然，对我来说，他表现得仿佛我就是他的同等的人，而且不愿承认任何其他关系，但我如此敬佩这个人的重要和伟大，以致只要他活着，我就感到无地自容。而且，这个人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不是由于他庞大的研究(我无法用三言两语刻画这种研究)，也不是由于他的诸种创造(范畴世界、方法论以及他称之为价值判断与事实确定之间的紧张状态)，而是由于他把一个完全没有解决的问题作为一种紧张状态对峙引入了世界，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简要描述的。在科学中，在科学的发展中，我从他那里看到了重视科学精神的伽利略；在此，他试图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的可能性，并且广泛地阐发和证明这种科学原理。但是，这也许不够。这后面站着一个人，而对这个人来说，整个科学事业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能令他满意的背景。他站在这个现代世界之中，而且十分悲观厌世。他对一切伟大事物都抱有很强的感受力，他热爱伟大事物，但由于他的态度如此真诚，以致他永远都无法忘记事物过去如何一直发生过，今天如何进行着以及现实的事物是什么。他的生命中存在着某种总体分裂状态。他从未获得统一。现代人的悲剧，亦即诸如克尔凯郭尔、尼采的悲剧在于，两者在创造性上确实胜过韦伯，但两者都是永远的年青人，热情奔放，总是直观地把握事物，非凡地领悟事物，相比之下，韦伯则是个真正忍辱负重的人。克尔凯郭尔发现了解救基督教信仰的出路，尼采通过“永恒轮回”和“权力意志”为自己铺平了道路，而在韦伯那里，因其诚实，因其不可解决的分裂状态，这一切出路都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可以十分具体地指出，在讨论价值判断过程中如何出现我刚才给您们描述的东西，并且以可客观化的方式出现!于是，这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以任何方式都无法统一起来的人，他令我十分害怕，他毕生一再抱有自杀冲动，他病倒过，后又痊愈，至于他，人们不得不说：他并非榜样，我永远都不想说：我也会如此做。但是，在一件事情上他曾是一个榜样，而在这一件事情上则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即死前谵妄中他的最后一句话：“真实的东西就是真理。”如果人们像韦伯所做的那样严肃看待这句话，那么他就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谁毫无顾忌地意欲真理，他也许注定不会幸福。好吧，我现在转向另一个题目，即政治。在我的思维中，政治起什么作用呢?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最终是哲学的。谁探究哲理，谁就必然根据哲学思维的意义来关注万事万物。当我拒绝哲学教授们时，我首先全面拒斥了当哲学教授的想法时，我就锻炼意欲认识现实性的哲学意志，而且并非首先从那种哲学家们在其著作中因自身的原初经验所创的美丽之花开始的。如果一个人要想赢得这类精华，那么体验必须先于伟大哲学家所拥有的体验。因此，当时我并未按这种方式思考。但是，我曾想过我需要认识现实，而所有现实好像自动地从哲学思维的动机中产生出来：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医学，然后是政治，再后是神学和教会——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关涉哲学思维的，即不关涉原则的!有时我们被愚蠢地视为无所不知的人，其实我们是一无所知、极其肤浅的的入。我并不笼统地认为这种斥责是错误的，但我认为，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这不取决于知道许多或一切，而是取决于在每一个领域里使知识的基本原理和现实的基本原理清晰明白，与此同时，使其不言而喻地详尽再现于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也转向了政治。但是，还有第二个动机：政治是一种燃眉之急的现实。这一点尤其通过民族社会主义而变得一清二楚。诚然我早在20年代就开始从事政治(在我的小册子《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包含着好些政治内容)，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纳粹时代。虽然1933年这个年头到来时我惊愕不已，但我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有我的朋友恩斯特·迈尔——他是我所知的惟一例外。在1933年夏他对我说：“人们终有一天会把我们犹太人赶进草棚并点火烧掉这些草棚。”而我答道：“但是，恩斯特，这又是你的一个大幻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随后渐渐发生的事情，您们都知道，我不必描述了。在我们那里，恐惧始于1938年的打砸抢之夜。从那时起，恐惧与日俱增并在战争期间白热化，而且我们有生命危险是无可置疑的。我们曾如何生活在那个世界中，真是一言难尽。一个原则问题：幸存的惟一可能性在于不引人注目。面对纳粹当局，如有必要，当然可以撒任何谎，但是表现得不亢不卑，总能保持尊严。例如，在盖世太保审问期间，我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小伙子坐在档案前，显然，他是奉柏林之命而对我说，最简单不过的是，只要我申请离婚，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对此，我回答说：“是的——这是个大问题。”似乎我把它看得很严肃。对此，他说道：“我也无意劝您”，他的头低了下来。他仅仅在履行一项任务。然后，他走出屋子，我说道：“我可以看看档案吗?”我想他说过“是的”；他误解了我。当他回来时，我已经抓起他的档案飞快地翻了翻，以便发现柏林方面对我都写了什么。那里写着，我是国家的敌人，必须对我格外注意。这时我说道：“我刚刚读过这宗档案”，哼!他被激怒了，但很快平静下来。“这里写着我是国家的敌人。您不想纠正柏林的说法吗?我是一个忠诚的国家公民。我当然不会因为我妻子是个犹太人而同意您对犹太人的态度，您会懂得这一点的。但是，我是一个忠诚的国家公民。”随后我补充说，这最后一句话是对的：“您可以相信，我不会从事任何反对这个国家的活动。”我是从社交举止角度告诉您们这件事的。按当时人们所处的境况，一个人不得不采取某种可信的态度。我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借助这一原则，我们得以渡过难关。在最后几年里，我们忍受了巨大的恐惧，但我们如此平静地生活，因而我领会了那个时代：我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了8年休假，没有这段休假，我就永远不能完成我的哲学，我的后期哲学。这时，发生了纳粹的覆灭，同盟国拯救了德国。这时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拒绝有罪过的被动性吗?当时，在我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我就强调了即使今天我也认为正确的两点：第一，当我们的犹太同胞被运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走上街头，大声呼喊，直至我们也被一同毁灭；我们并没有错，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未曾助一臂之力，未曾留下任何印象，变得毫无意义!我们还活着，这就是我们的罪责。第二，我们曾生活在一个做过这一切的国家。尽管我们没有道德或刑事意义上的罪责，但是，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就必须为我们曾生活过的那个国家的所作所为负责，尽管这是某种根本不同的责任。而且，必须承认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这意味着政治责任。当时，我在一本关于罪责问题的著作中阐述了直到今天没有受到重视的责任概念，这一责任概念迄今未被接受，而这一概念一直未被接受正是毒化我们今天外交政策的一个根源。这类辩论并没有成为德国的共同财富。好啦，自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1945年我生活在这样一种希望中，即作为政治作家跟许多其他人一道为现在主管事情的德国人发现语言，同时随时借助于懂得如何建设新国家的同盟国的帮助。而且，这个希望大到近乎真实可信。后来，失望随着失望——直到今天，当我们再次说：崇高的德国人，数十万人、也许数百万人，再次被一大批没有思想的、利己主义的、卑鄙的人席卷、淹没。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活着就意识到其他德国人的存在，我们听见他们的声音，但他们没有权力。我把自己算作他们之中的一员，必须说些对人对己一样的话，即我们没有取得权力是基于精神自身，因为这种精神是一种观察的、分析的、判断的精神，一种具有信念的精神，但并非一种冒生命危险的精神。如果我们从古代世界中阅读历史作品，并从那里随处听见尊严(尽管这在那个时代那么可怕，还是为人们承受)，我们就会悲叹不已。我们缺乏这种尊严。这原因在于精神自身，精神并不争得权力，因为它仅仅是精神。K. Jaspers，“Ein Selbstportrait”，原载 Schicksal und Will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1967，责任编辑：张伯霖） 本文系雅斯贝尔斯于1966年在北德意志广播电台上的演讲，后收录于作者的《命运与意志：自传文集》(Schicksal und Will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Hans Saner, R.Piper und Co. Verlag, München 1967,S.15—38)。本文的德英对照载于L－H·埃尔利希等编：《今日卡尔·雅斯贝尔斯：未来门槛上的哲学》(Karl Jaspers Today: Philosophy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Future ,Edited by Leonard H.Ehrlich and Richard Wisser,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88, P.1—25)。——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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