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体制与各项大一统制度，成为后世中国古代王朝的基本统治范式。自西汉至唐朝的千余年间，历代王朝无不希望长治久安，明智的当政者都力图在制定方针政策与制度设计上讲求成效，但因存在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等因素，其施政导向又不尽相同，或积极主动，或患得患失，或刚柔相济，或倚重猛政，从而有成有败，甚至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留下无数的经验教训，并深刻影响到其后当政者执政路线的选择。就宋朝而言，在长期治国与应对现实错综复杂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了求稳压倒一切的政治导向，由此造就了有宋一代鲜明的时代特征。
历经唐末五代百余年皇权更迭频仍、统治秩序败坏、社会剧烈动乱之后，宋朝又一次通过兵变建国。前车之鉴与亲身经历都使宋太祖对前世教训深为戒惧，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高度重视中央集权体制的重建，尤其关注内部秩序的整顿。以收将帅兵权、抑制地方等为主的一系列举措，贯穿的都是巩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原则，手法则是以柔性赎买与渐进性树立规则为主，而非直接剥夺的方式，以避免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与此同时，在因丧失燕云十六州带来的北部边防困境背景下，宋初也制定了统一天下的方略，即先征服弱小的南方割据政权，再筹划北伐强敌辽朝，其出发点同样是力求稳妥，防止战争风险影响到内部治理。当太宗时期两次大规模北伐失败后，由于一方面丧失对外征战的信心，另一方面因更注重国内秩序稳定，从此奉行单纯防御的国防战略，放弃了收复长城防线，转而以内部建设及成就为治国的主要目标。当真宗朝抗击辽朝的决战以双方妥协而告终后，“澶渊之盟”的签订，标志着宋朝脱离了大一统帝国的发展道路。清代思想家王船山认为：“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王夫之《宋论》卷1《太祖》）其实也点出了宋朝统治者因惧怕失控而力求稳定的传统。
宋太宗在登基诏中赞颂宋太祖的贡献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乙卯）也就是说凡事防患未然，本质上则是畏惧开拓带来的风险，这便成为宋初确立并为以后继承的施政与制度建设的核心精神。因此，体现在国家组织与运行设计上，突出分权制衡的原则，其中最高中枢机构由宰相、枢密使分管的中书（后改为三省）与枢密院组成，使行政与军事大权分立与制约；地方大区的路级建制，分由转运、提点刑狱、安抚及提举常平四司共同主管，相互牵制；在州级机构中，专设通判一职，与长官相互制约。为了有效控制兵权，又推行“以文驭武”政策，在枢密院和各地军事系统中逐渐使用文臣主管，制衡武将群体与军队。还组建许多重叠机构，并推行官员的表面官职与实际差遣（职权）分离的制度，等等。这些正是分权制衡意图的体现，反映出宋朝过度追求稳定的政治导向。
从思想意识上看，宋朝统治集团长期引导朝野认同以上导向，否定内外并举与强硬的路线，并将其与传统儒家的纲常有序、仁政及重义轻利等正统理念相结合。如宋仁宗表示“深文峻法，诚非善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冬十月甲戌），便是表明推崇包容的统治方式。苏轼在为皇帝经筵讲读中，强调“讲读之官，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宋朝诸臣奏议》卷3，苏轼《上哲宗论王道六事》），意在劝诫朝廷在内外政策上规避急功近利的冒进举动。至于宋代理学家，在树立追求“三代”的政治理想下，更赋予纲常伦理秩序以强烈的现实意义。南宋人宣称：“本朝以仁立国，君相同心。”（曹彦约《经幄管见》卷3）其实也是在为这种过度注重秩序稳定的思路做注脚。
宋朝还对以往历代治乱兴衰进行总结，既汲取经验教训，也为自己的导向加以辩护。宋代前三朝，君臣之间的相关探讨已常见于文献记录，其中针对御辽边防的难题就最为典型。如端拱初，宋太宗下诏要求文武群臣提出化解北部威胁的对策，宰相李昉“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宋史》卷265《李昉传》）。淳化四年（993年），宋太宗与大臣讨论到开疆拓土的议题，宰臣吕蒙正以隋唐为例，指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四伐辽东，人不堪命，认为“且治国之要，在内修政事，则远人来归，自致安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此后，官方编纂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等前代史书，都反映出宋朝主流意识对借鉴历史的认识。宋神宗亲自赐名《资治通鉴》一书，正看重其资政的功用。还有范祖禹《唐鉴》等史籍以及两宋大量士大夫文集中的篇章，也有相关的点评。简要言之：对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重在总结其急功近利下实施暴政的危害。在对西汉经济、文教建设肯定的同时，对盛极一时的汉武帝时期的内外举措则予以批判，“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资治通鉴》卷22武帝后元二年）。隋炀帝内有营建东都洛阳、兴修大运河等宏大的工程，对外有过度用兵等举动，百姓深受兵役、劳役之苦，终于导致天下沸腾而亡国，遂成为宋人笔下突出的反面教材。唐朝是宋人评价最高的王朝，其疆域版图、典章制度以及文化成就，都盛极一时，但其频繁的对外用兵也广受宋人批评，如宋代史家虽承认唐太宗的功业超越以往帝王，却对其征伐活动大加谴责：“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新唐书》卷2《太宗纪》“赞曰”）吕公著在宋英宗经筵上告诫：“古之人君，一怒则伏尸流血，故于兴师动众，不可不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还是在提醒君主注意好大喜功的危害。
正是在以上导向之下，两宋存在的三百多年间，由于内部稳定期长于以往历代，民众较少受到暴政下兵役、劳役的干扰，因此社会经济、文教及科技等领域得以持续发展，其成就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如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与此同时，来自权臣、外戚、宦官专权与地方割据等以往政治痼疾大都不明显，而局部的农民造反活动虽不少见，但类似前代席卷全国性的大起义却不曾发生，反映了社会矛盾冲突相对缓和，这使得宋朝江山延续更久。但是，矫枉过正的规律在宋朝也突出地显现出来，宋朝过度求稳的导向，深刻影响到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道路，过度求稳下的患得患失，得归得，失也失矣。首先，因为“崇文抑武”，坚持被动防御战略，先进的生产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正如元代人修宋史时评价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493）故宋朝不仅失去了大一统的疆域，对外长期陷于被动挨打局面，还签订许多屈辱和议，并最终两次亡于边患。南宋学者因此总结出：“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序论》）其次，制衡规则过度，不仅导致官僚组织、人员叠床架屋，开支巨大，而且造成官场萎靡风气盛行，繁文缛节下，官员难以作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些积弊最为后世所诟病。最后，这种导向也深深影响到社会风尚，致使宋代民风与文化趋于细腻内向，从而与汉唐时代的雄浑大气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陈峰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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