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讲座，中国传统史学

灿烂辉煌的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众多的史学名家、宏富的史学著作、完备的修史制度、多样的史学体裁、进步的史学思想，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中国传统史学宏伟壮丽的画卷。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继承这份历史遗产，发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利用其重要的社会价值，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传统史学的辉煌成就

中国传统史学是一座瑰丽的宝库。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完备的制度、杰出的史家、精善的理论、几近完美的历代典籍，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通过中国传统目录学就可以得到反映。从《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并确定了经、史、子、集的顺序，到清代编《四库全书》，史书一直位于第二位。这足以看出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文明古国，正是因为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这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通过历代史家的史著。史著作为史学的表现形态，具有记录、综合、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职能，流传至今的中国历代文化典籍，诸如二十四史、正续通鉴、十通等都有这种职能。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海，也大都是古代史家的杰作。这说明一个事实：历史著作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文化领域的具体部门本身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一）源远流长的史学内容

举世闻名的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也是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明清的历代政权都非常重视史实的记录、整理，从而使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丰富多彩。

1.先秦史学

先秦是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早在远古时期就注意积累和保存以往的经验，传播为公众利益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的业绩。由于当时没有文字，所以只能靠脑记口说，辅之以结绳刻木等简单的方式，使其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中国关于远古时代的大量历史传说，即属于此。历史传说虽还不能称作史学作品，但毕竟已经包含着史学的因素，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源头。

文字历法的产生及其不断成熟，为史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意识的历史记载逐渐成为统治者经常性的活动和国之大事。《尚书?多土》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典是放在架子上的书简，册是用绳子穿起来的竹简，这说明最晚在殷商时代就出现了历史文献。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史，记事者也。”故“史”字最初指史官。我国最早就有史官的设置，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过最初之史官，并不像后世那样专门记述人的活动，而是巫史合一，兼司人事和神事。后来史官才逐渐从神职中分离出来，专司人事。随着史官的设立，有关历史的记载日益增加。出现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就有不少关于史事的记载。《尚书》和《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便是我国最早记载史事的历史文献。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文化的下移和私学的兴起，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记载本国的史事，如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等等。春秋末年，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成的《春秋》一书，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它不仅创立了编年体史学体裁，开启了私人修史之先河，而且形成了寓褒贬、别善恶的史法和轻鬼神、重人事的史观，因而孔子被学者们尊崇为中国史学之父。《春秋》之后，史学飞速发展，史著逐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著主要有两类：一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世本》、《竹书纪年》等；二是以记言辞为主的记言体史书，如《国语》、《战国策》等。

2.两汉史学

两汉是中国史学的确立时期。西汉武帝时，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史记》组织严密，内容宏富，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在广阔的时空里，作者以驰骋纵横之笔，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博极天地、囊括古今的宏伟历史画卷。东汉时，班固沿用《史记》体例，编成《汉书》（即《前汉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史记》与《汉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之后，纪传体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体裁。东汉末年，荀悦奉献帝之命，写成《汉记》一书，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的大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1）史著数量增加。据学者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较前增加了四十多倍。与《史记》、《汉书》并列前四史的《后汉书》、《三国志》皆成书于这一时期。（2）史著种类繁多。从记事时限上看，有通史、断代史；从体裁上看，纪传体的地位得到巩固，编年体蓬勃发展，人物传记、史评史注、地理方志等类史籍也大量出现。（3）这一时期，史学摆脱了经济学附庸的地位，在学术领域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南朝刘宋时，国家设置四种专科学校，以史学为专科之一。“史学”一词也出现于这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图书四部分类法，将历史著作独立为专部，并形成经、史、子、集的顺序。

4.隋唐史学

隋唐是我国史学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1）史书数量有了更大发展。《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一百九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这仅是唐开国百十年间的成就。其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2）正史编撰成绩斐然。唐开国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史书的编撰，中央设史官专司修史，当时著名公卿如魏征、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芬等皆兼领史职，所选史官多为当时的高手。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部史书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候修成的。（3）官修史书制度正式确立。隋、唐以前，中国史书大都出自私家之手，虽有官修史书，也不过是个人奉诏而作，与私撰并无多大区别。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褒贬人物者，皆令禁绝。”将国史的撰修权垄断于政府之手。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设史官于禁中，专修国史，并令宰相监修。这一做法为后世各朝所效法，影响深远。（4）出现了史学理论专著。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著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5）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典制通史。唐代杜佑所著的《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史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史体——政书体（或称典制体）的创立，从而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其贡献之大，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公认。

5.五代、宋、元史学

五代、宋、元是我国史学继续发展的时期。主要表现在：（1）正史的编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一时期修成的正史有：后晋刘煦的《唐书》（即《旧唐书》）、宋薛居正的《五代史》（即《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元脱脱的《宋史》、《辽史》和《金史》。（2）产生了带有总结性的三部通史巨著，即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南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为我国史苑又增加了一个新品种，这是中国历史编纂法的一个重要创造。（4）宋代的“金石学”独具特色，成绩斐然。代表作有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博物图》、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5）民族史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撰成的民族史著作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蒙古秘史》等。（6）方志学著作大量出现，编纂体例渐趋完备。重要的方志学著作有：宋周淙的《乾道临安志》、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元代官修的《大元一统志》等等。

6.明、清史学

明、清是我国史学的嬗变时期。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渐趋衰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得到缓慢发展。随着社会生活中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与增长，史学出现了新的特点，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问世。这一时期，私人修史之风兴盛，蔚为大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著《藏书》、《续藏书》，对历史人物重新分类评价，批评陈腐的理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反传统色彩，是当时进步史学思潮的力作。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写出了一些充满新气息的史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对封建纲常名教和封建专制主义展开了抨击，具有启蒙色彩。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开我国学术专史之先河。明、清两代，类书、丛书、目录书的编修达到了高潮。明永乐年间编撰的《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计22900卷，3?7亿字。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纂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类书和丛书的编成，对保存我国的古代典籍起了重要作用，堪称古代文化史上的盛举。清代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又撰成了《四库全书总目》200卷，该书代表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成就。清代考据学在校勘古籍、考证史实、辨伪、辑佚及改纂增补旧史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重要的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方志编修在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亦为前代所不及。史学评论在明清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成就最大。明清两代的官修史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官修正史有《元史》和《明史》。其它重要的官修史书有：《大明会典》、《明实录》、《清实录》《清会典》等等。

（二）异彩纷呈的体裁形式

中国传统史学体裁多样，品种齐全，呈现出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景象。《四库全书总目》将史部书籍划为15类：正史、编年体、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载记、诏令奏议、职官、政书、传记、时令、地理、目录、史评、史钞。从此分类可看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类别的多姿多彩。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体裁有以下五种：

1.编年体

按照年、月、日时间顺序记载历史史迹的史书体裁，称为编年体，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史体。《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是鲁人系统叙述春秋时期的历史著作。《春秋》源于鲁国史官之手，后来经过孔子整理。孔子修《春秋》，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达到了“惩恶扬善”的目的。《春秋》文字简短，措词隐晦。后来学者引用阐释，出现各种解《春秋》的书，称之为“经”。《春秋》则称为“传”。流传下来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左传》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全书约18万字，用编年体的形式，比较翔实地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共259年的历史，是一部相当完备的编年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汉末以后，荀悦和袁宏分别编出《汉记》和《后汉记》两本关于东西汉的断代编年史。《汉记》是关于西汉一朝的编年体断代史。荀悦在编年体的写法上有所创新，在叙事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补叙前因或备述后果，且兼及同类人和事，这样如同纪传一样，备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从而扩大了编年史记叙的范围，为编年史写人找到了一条道路。袁宏的《后汉记》也是一部断代编年史名著。袁宏博取众家之长，且治学严谨，在《汉记》“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基础上，采取了“言行趋舍，各以类书”的叙事方法，扩大了编年史的容量。故此书一出，后来居上。

两《汉记》的出现，完备了编年史体的规模，从而促进了汉唐之际编年史的发展。至北宋司马光，打破了断代格局，撰写编年通史《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按年记载，上下贯通，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名著。鉴于司马光的巨大成就，人们把他同司马迁相提并论，视为中国史学的两大伟人，并称为“两司马”。《通鉴》是《史记》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该书专评治乱兴衰，着重叙述历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战争，也记载一些重要人物的事迹、言行，兼及有关国计民生的制度和文化状况，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比较全面反映历史内容的通史。《通鉴》行世后，影响很大，补撰、续作、改编、仿制、注释、评论之书络绎不绝，蔚为大观，很快在史坛掀起“编年热”。南宋李焘竭40年之精力私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记载了北宋9朝168年的历史。南宋李心传接续《长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是关于南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到了清代，毕沅在李焘、李心传的著作以及清初徐乾学所撰《资治通鉴后编》的基础上，参考宋、元、金、辽四史，历20年，撰成《续资治通鉴》220卷。这部上自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年）的宋、元编年史一经出现，史家便认为可以取代诸家续作，把它同《通鉴》合刊，称《正续资治通鉴》。

毕沅是清朝人，照理而论，他续《通鉴》，应以明末为限，但明清相距不远，易代之际，语涉忌讳，就可能受到文字狱的惩罚，因而缺而不载。到了清末，文网渐疏，陈鹤编《明记》、夏燮编《明通鉴》等明代编年史。陈书早出，卷帙较简，所以后来苏州书局合刊《正续通鉴》时，取《明记》相配，以使一系相联。从《春秋左传》到《正续通鉴》、《明记》，形成了自春秋至明末近2400年前后衔接的编年史。这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

2.纪传体

中国古代所谓的“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史书。《隋志》首先以“正史”一名概括纪传史一类，记录南北朝末年各史籍。《隋志》把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后汉书》视为纪传体之祖。因为《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班固因《史记》作《汉书》。断代为史，改“书”为“志”，废去“世家”，整齐为纪、传、志、表四体。而纪、传是这种体裁的主体。班书以下，表、志或有缺略，但一定有纪和传。凡属这一体例的都叫做纪传体。中国古代“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总共4000万字左右，3249卷，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末年（1644年）共4000余年的历史。其中《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载了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万多字，经夏、商、周三代至秦代，不仅是世代相传，而且包括吴越和周边少数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 史记》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以纪传史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榜样。所以说，《史记》是中华民族的史诗和颂歌，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精神源泉的经验总结。

鲁讯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非常贴切的。司马迁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熔3000年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完成了这部气魄雄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成为历代史家竞相学习、仿效的楷模。继《史记》之后，东汉班固沿用《史记》体例而略有变更，写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以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了西汉一朝历史。《汉书》体例完整，记载系统完备，体现了“文赡而事详”的特点。特别是它的“十志”取法《史记》八书，又有重大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补充了新内容。如《艺文志》，著录了西汉官府藏书，分析了学术源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总目录。纪传部分内容翔实，远胜《史记》。总之，《汉书》记载翔实，不愧为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亦为史家所重，二书和《史记》《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3.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该书按《资治通鉴》原文，区分事目，将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标以相应的题目，各篇又按年月顺序述其始末，能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这种编撰方法可补编年、纪传二体之不足。自袁枢首创此体起，后世史家纷纷仿效，上接下续之作不断问世，遂与编年、纪传二体鼎立史坛，并称为中国古代史书编撰的三大体裁。这样纪事本末体史书也形成了一个贯通古今的独立体系。纪事本末体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点，这就是难以说明同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利于读者了解某时期的历史全貌。

4.学案体

学案体是记述学术源流的史书体裁，接近于今天的学术思想史。创始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该书综述明代学术源流，梳理各家学术观点，按师承关系和学术宗旨将儒学名流分为若干派系，称为学案。少数上无师承、下无续传之儒学名流，汇集众家，单立诸儒学案记载。其编次顺序是：每一学案前有一小序，简要介绍该学派的源流及学术概况，然后以次分述该学派的主要人物。每人先立小传，次录其文章或语录。《明儒学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为研究明代学术思想史必读之书。学案体的创立，为我国史书编撰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史学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之后，相继出现了多部学案体史书。

5.史评体

史评体著作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种：一是史事评论，二是史书评论。史事评论就是史学家对历史事实进行评论，目的是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司马迁《史记》中的“论赞”，便是史评的一种重要形式，为后世所沿袭。自汉以后，其他形式的史论作品也很多。以专著形式评论史事，最早出现在两晋。之后，此类史书不断出现，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晚居衡阳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他一生著作甚丰，《读通鉴论》是其史学代表作，书中颇多真知灼见。该书共30卷，每卷又分若干篇，每篇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若干进行分析评论。

史书评论就是对史学著作进行评论。史书评论亦由来已久，《左传》中就有对《春秋》笔法的评论。南朝梁刘思勰在《文心雕龙》中立《史传》篇，专门评述史学著作。唐刘知几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他一生笃爱史学，长期从事史学研究和史学编撰，史学造诣甚深。刘知几的《史通》全面总结了封建社会前期史学的发展，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包括历史观、治史宗旨、修史制度、史学体裁与体例、史家修养、史学源流等重要内容，差不多囊括了历史学的全部理论问题。中国古代另一部史学评论名著是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该书论述范围很广，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创见。一是力主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专条考索和空谈义理两种倾向；二是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三是在历史编撰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四是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五是在刘知几史学三长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表现了他的卓识和创新，他和刘知几同为中国古代超绝他人的史学评论家。

（三）博大精深的典章制度

我国古代史家非常重视典章制度的记录。《史记》有八书以记天文、地理、文物制度，其后许多断代史皆沿“八书”体制，设志以记历代典章制度。但制度的演变有很大的继承性，断代为书或原委不明，或繁复简略。到了唐代，杜佑冲破束缚典制史发展的局面。著成我国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通典》。《通典》记载历代制度沿革，上起传说中的黄帝、唐虞，下迄唐天宝年间，肃宗、代宗时的变革，也间有记载。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部，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综合各代，其中以唐代叙述最详。《通典》内容翔实，源流分明，既补历代史志之未备，又会通古今，为史书编撰开辟了新的途径，特别是把食货放在典制的首位，充分反映了其进步的史观和卓越的史识。

南宋史家郑樵承司马迁通史家风，撰成200卷的纪传体通史《通志》。其纪、传部分几乎全部摘抄诸史原文，并无新义。郑氏功力最深的得意之作是“二十略”，“略”即各史的“志”。他在《通志总序》中说：“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者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图谱、校典、金石、灾详、昆虫、草木，把经学、礼乐、天文、地理，文字乃至昆虫草木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汇集进去了。这些研究吸取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而且“二十略”，意在“总天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充分体现了“会通”的史学思想。

宋末明初的史学家马端临，仿效《通典》体例，增广门类，或续或补，竭20年之精力，撰成一部“贯通二十五代”，统计历代典章的通史《文献通考》。《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典章制度沿革，共348卷，凡分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收、市籴、士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田赋等十九门，依《通典》旧例，详加增补；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属马氏独创。马端临收集材料，一是靠书本的记载，就是“文”；二是学士名流的议论，就是“献”。作者详加考证，去伪存真，区分类目，排比编纂，就是“通考”。这种方法实开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先声。《通考》的史料价值高于《通典》，可以说《通典》一书的精华，全包括在《通考》中了。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目录学家合称为“三通”。清代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敕撰《续通典》150卷，起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与《通典》相衔接，止于明思宗崇祯末年（1644年）。同时又官修《清通典》100卷，起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官修《续通志》640卷，《清通志》126卷。《续通志》和《通志》体例大体相同，分本纪、列传、二十略，纪传部分从唐初至元末，二十略从五代至明末。《清通志》只有二十略。乾隆十二年（1747年）敕撰《续文献通考》250卷，起于宋宁宗嘉定末年，止于明崇祯末年。又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撰《清续文献通考》266卷，起于清初，迄于乾隆二十六年。后刘锦藻更私撰《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上续《清通考》，下迄清末。这样，人们把“三通”、“续三通”、“清三通”和《清朝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十通”卷帙浩繁，共2660卷，贯通中国几千年文物制度的历史，实是典章制度的渊海。

《通典》、《文献通考》属于通史范畴，此外历朝还有专详一朝典章制度的史书。私人撰修的，多称“会要”；出于官修的，多称“会典”。这些断代制度史书，与贯通古今的制度相配合，相得益彰。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我国古代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它是以往史学家们优良的思想品质、品德、学风和经验的集中表现。我们所说的批判继承传统史学遗产，不仅是古代史家所积累的资料、撰述的成果，还应包括反映在史学家身上的优良史学传统。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学兼天人，会通古今

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撰述。都具有恢廓的历史视野。他们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用包容一切的气势和规模，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司马迁撰《史记》就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不论是通史家，还是断代史家，在他们的著作里，都力图展示其学兼天人和会通古今的恢宏气势。《史记》自然是视野恢廓的，它贯通古今，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网罗宏富。《汉书》断代为史，不如通史那样辽远，但也颇具恢宏气象。刘知几称赞它“究西都之首末，究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正是肯定它博通的内容、广阔的视野。

会通古今，重视通史著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随着条件的成熟（客观的需要、资料和经验的具备等）和通人的出现，新的通史之作便会应运而生。就是不推崇通史撰述的刘知几也以“总括万殊，包知千有”之势纵论古今史书，品评其得失利弊，写出了《史通》这样一部古代史学批评通史。此后，杜佑撰典章制度体通史《通典》，司马光撰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郑樵以纪传体撰成《通志》。袁枢别开生面，以事为主，撰成《通鉴纪事本末》，马端临撰典章制体通史《文献通考》。这些著作，都发展了会通之旨，展示了恢宏的历史视野。《汉书》以下的断代史也不乏鸿篇巨制，如《续汉书》、《宋书》、《魏书》、《晋书》及《五代史志》，都展示了史学家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宏大气魄。中国古代史家的这一传统，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繁荣，而且也影响、造就了许多通人、史家。

（二）劝善惩恶、激浊扬清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向来重视史学的道德教化作用。《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提出了史学的德育功能。所谓劝善惩恶，就是对历史上的善人、善行直书其善，加以褒奖肯定，使其流芳千古；对历史上的恶人、恶行直书其恶，加以贬斥否定，使其遗臭万年，从而达到激浊扬清的目的。

孔子作《春秋》，“善褒贬，别善恶”，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目的就在于劝善惩恶。正如孟子指出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一书，字里行间都隐含着褒贬之意，如同样杀人，就有杀、诛、弑等不同的字眼表述，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者曰弑。这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自《春秋》兴褒贬臧否之法治，劝诫、规谏即成为中国史学之定法，为后世史家所宗所本。荀悦认为，史学的宗旨是“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刘知几把“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作为治史的重要目的。章学诚亦指出：“史文有褒贬《春秋》以来未有易焉者也”（《文史通义》卷七《永清县列志传序》）。

中国古代史著中，对克已奉公、舍生取义、廉洁自律、刚直不阿的忠臣贤相；对热爱祖国、抵御外侮、捍卫民族独立与统一、维护民族利益与尊严的民族英雄；对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求贤纳谏、躬行节俭，治绩卓著的明君英主，一句话，凡是为民族进步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史学家都为其树碑立传，予以热情的歌颂和褒奖。相反，对骄奢淫逸、纵欲无度、拒谏绝贤的昏君乱主，对弄权肥私、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的佞臣奸相，对贪赃枉法、扰民害民的贪官污吏，对卖国求荣、屈膝投降的民族败类，对见利忘义、丧失人格的无耻小人，史学家也秉笔直书，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笞。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既写仁明、威武的帝王，勤政廉洁的宰相，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和品德高尚的义士仁人，称颂他们为政理民的嘉言懿行；也写昏君庸主、奸佞贼臣和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大量揭露他们的罪恶和不堪入目的丑行。南朝宋孝武帝和隋炀帝的荒淫与残暴、汉灵帝的贪婪、晋惠帝的愚蠢、唐玄宗的腐化堕落等等，都在司马光的笔下得到反映。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在《纲鉴会纂?总论》中，对历史上昏君奸臣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而对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大加颂扬，称文天祥“从容就义于颠沛流离之际，为国争光”。李贽在《续藏书》中，热情歌颂了于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说他做地方官时，每次入朝从不请客送礼，有人问：“既不囊金往，宁无一二土物充交际耶？”他笑而举其袖曰：“吾惟有清风而已。”调到中央后，因抗击瓦剌有功，明景帝赐其“阙西甲第”，他坚辞不受，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儿皇帝石敬瑭、汉奸张邦昌、刘豫等民族败类痛加谴责，斥之为“万世之罪人。”

在中国古代，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历代志士仁人所向往追求的崇高目标，它激励着人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英勇奋斗，慷慨赴死。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就是这种追求的生动反映。另外，也有一些人因害怕史留恶名、遗臭万年而不得不对自己的贪欲和恶念有所抑制。就连至高无上的帝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唐贞观年间，许多大臣就常以此来规谏唐太宗。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曾对唐太宗说：“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知起居事，不敢不尽愚直。陛下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贞观政要》卷六《慎言语》）。《贞观政要?直谏》记载，隋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一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唐太宗将其纳入后宫，聘为充华。魏征听说此女已许嫁徐氏，就进谏劝阻，他告诫唐太宗：“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唐太宗听后大惊，深自克责，立即把郑女放还旧夫。宋太祖赵匡胤曾在一怒之下用斧柄打掉一位大臣的两个门牙。那位大臣将落齿拾起置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欲讼我耶？”大臣答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宋太祖自知凭一时之怒而辱打大臣，有背君臣之义，害怕史官记下来，留下千古恶名，随即转怒为喜，并赐金帛慰劳之，想堵住那位大臣的嘴。但是这事最终还是让史官记下来了。唐朝宰相韦安石看了史官朱敬则写的史稿后，不禁感叹道：“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新唐书?朱敬则传》）。

（三）以古为镜、经世致用

会通古今的目的在于鉴古知今，也就是，“以古为镜”，“古为今用”。中国古代史家非常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非常注重史学研究的古为今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又一优良传统。

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国史学的一贯传统。司马迁写《史记》，就是着重写当代史。《史记》130篇，写了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关汉代史的内容就超过半数。再如《汉书》，是写前朝的历史，此后历代纪传体正史都是如此。“实录”、“国史”都是当代史。只是到了后来，撰写“国史”和前朝历史的工作为史馆所独占，私家修史方渐渐转向古代。尤其是清代，屡兴文字狱，致使一些学者不敢谈论现实问题，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考订上。即便如此，清代还是有不少著名史家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撰著。浙东史学的几位大家如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等，就是杰出的代表。

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历史遗产和记事写史，很注意其借鉴和垂训作用。《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经》上也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诗句。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唐初君臣以史为鉴，当时史官修《隋书》就贯彻了这一宗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房玄龄、魏征等修五代史成，唐太宗大为高兴。他说：“朕读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勤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唐太宗的话可能代表统治者对修史目的的看法。唐太宗说他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以古为镜”就是“古为今用”，就是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司马光写《通鉴》的目的就是给帝王“周览”，从中鉴戒得失，神宗皇帝特赐名为《资治通鉴》，特强调以史为鉴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家向来都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政治情怀，大都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孟子论及孔子作《春秋》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觉的社会目的。这一目的就是史学为现实服务，包括以理想来批判现实，也就是经世致用。

另一方面，史学满足现实政治所需要，因而又得到国家政权的提倡和支持，这也是政治关注史学，对史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同时也是政权对史学事业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史学的创业精神。史家以考论政治得失、扬善惩恶为已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所撰史书的主要内容是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政治和人事。像《资治通鉴》，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尽管其篇幅宏伟，内容丰富，总离不开政务这个中心。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民族特色之一。

（四）尊重历史，秉笔直书

历史是一门求真、求善的学问。据实直书，不隐恶，不溢美，将历史事实真实地记录下来，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但是要真正做到秉笔直书，并非易事，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历史上，因秉笔直书触犯帝王权贵而身遭斧钺者代不绝书。刘知几曾感叹：“险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史通》卷七《直书》）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正直的史学家，把史学作为一项关系到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神圣事业，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不畏强暴，不避权贵，刚直不阿，秉笔直书。

在中国历史上，曾广泛流传着齐太史以身殉职的悲壮故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权贵崔杼杀了齐庄公，立景公。齐太史不畏权贵，直书道：“崔杼弑其君”，结果惨遭杀害。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也被杀害。齐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依然这样写，崔杼一看没办法了，只好做罢。南史氏闻太史尽死，便冒死带着简册前往，准备继续写。中途得知已写入史册，才返回。

齐太史的风范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司马迁又是一个典型。他在《史记》中，既写了当朝天子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也以“敢述汉非”的浩然正气，忠实地记载了汉武帝的种种不善之事。汉武帝迷信方术的愚昧、热心封禅的荒诞、生活上的奢靡、酷吏的残暴、权贵的骄横等丑行，无一从司马迁的笔下逃过。

三国时吴人韦曜，孙皓为帝时任中书仆射、侍中，领左国史。孙皓令韦曜修国史，并为其父孙和作本纪。韦曜认为孙和未登帝位，应入列传。孙皓大怒，将韦曜下狱。但韦曜不为权势所屈，冒死违旨，坚持直书，终被杀害。北魏崔浩奉诏编写魏史，成《国书》30卷，并在京城东郊的交通要道立石刊载其书，“以彰其笔”。《国书》记事直书无讳，遭到一些鲜卑贵族的忌恨。后崔浩被杀，夷三族，受牵连而死的达128人。这就是影响颇大的崔浩史狱。东晋孙盛著《晋阳秋》，词直理正，记事无隐，如实地记载了权臣桓温枋头战败的史实，引起桓温的不满。桓温威胁孙盛之子说：“若成此书，自是关君门户事。”（《晋书?孙盛传》）孙盛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父为全家百口人计，修改其书。然孙盛愤而不改。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生活在文字狱迭起的雍正、乾隆年间，他不避文网，不怕灭族，著史大量表彰明季忠烈。清末刘光汉在《全祖望传》中盛赞其“直笔昭垂，争光日月。”

这些正直的史学家，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史学的纯洁性和神圣性。他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信史”、“实录”，也为我们留下了秉笔直书的治史优良传统。整个封建社会中，那些仗义直书、书法不隐的史家，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而那些趋炎附势、曲笔媚主之徒则遭到世人的鄙弃。刘知几在《史通》中，专写《直书》篇，把直书作为撰史的基本原则和评价史著的重要标准，他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仗义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至于今称之。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为了使史官能够据实直书，中国古代还形成了君主不观当代国史之制。《贞观政要》记载道：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向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褚遂良提出。欲观史官所作的起居注。诸遂良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身观史。”唐太宗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答：“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何不书之。”结果史臣没让唐太宗看起居注。一年后唐太宗又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唐太宗说：“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盖有善事，固不必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从这段记载可知：其一，君主不观当代国史之制，自古有之，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史官能够据实直书。唐太宗寻找各种理由借口，最后看到的也只是实录，而非更原始的起居注。即便如此，仍受到后人的非议。其二，据实直书，善恶无隐的治史传统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史家修史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五）兼备四长、尤重德识

史学既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又是一门对政治、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学问。史学本身的这些特点，要求治史者具备很高的、多方面的素养。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此十分重视，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隋书?经籍志》史部后论说，凡治史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际无不达也”。唐人郑惟忠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几回答道：“史才颇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刘知几把史学人才必须具备的素养概括为才、学、识三个方面，可谓真知灼见。才，指史家撰写史学作品的表达能力；学，指史家掌握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指史家明是非、别善恶。观成败的能力。刘知几不仅提出了史家三长说而且进一步论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囤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在刘知几看来，才、学固然不可缺少，但识尤为重要。他说：“假有学究千载，书富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虽多亦安用为？”（《旧唐书?刘子玄传》）刘知几虽未单独提出史德，但他在《史通》中却反复强调了这一问题，认为良史必须做到不畏强御、无所阿容、善恶无隐、据实直书，反对任情褒贬、曲笔回护。章学诚在充分肯定刘知几史家三长说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德，并在《文史通义》中写《史德》篇，以很大的篇幅加以阐述论证，从而把史家三长说发展为史家四长说。章学诚认为，作为一个好的史学家，必须全面具备才、学、识、德四个方面的基本素养，缺一不可。但是，他又强调，四长之中，德识尤为重要，“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章氏遗书》卷宗十四《方志略例》）“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共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文史通义?言上》）在他看来，一个著史者，尽管有好的写作表达能力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如果没有观察、判断是非曲直的史识和善恶必书、褒贬公允的史德，也不会写出优秀的史学作品来。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其德。”

“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方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心羞，文辞何足其重。”（《文史通义?史德》）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史家自身修养的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正由于此，才出现了众多的史学名家和大量的优秀史著，使中国古代史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走在世界史学的前列。

三、中国传统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还有广泛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史学作为—门经世之学，从它诞生起。就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历朝历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对历史学予以极大的重视，官修私撰，久盛而不衰．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个看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中国古代史学在古代学术领域中地位崇高，成就巨大。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内容之—。从目录学上看，西汉刘歆所撰《七略》和东汉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均无史部，他们将史书附录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中。把文书附录于经部，固然说明史学在当时还没取得完全独立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却反映出史学地位的重要。出现于魏晋南北朝，确立于唐初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不仅为史著独立专部，而且位居第二。从此，史学成为仅次于经学的显学，终封建之世而未变。

中国古代史著的数量相当可观。《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史书874部，16558卷，占著录图书总卷数的34％左右。《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史部图书，据粗略统计，多达3900部左右，80000多卷，比《隋书?经籍志》著录史书多近五倍。这仅仅是目录书中已著录的史书数量，再加上大量未被著录的史书，其数量就更大了。人们常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中国古代史籍之宏富，不无道理。除史部外，经部、子部、集部中也有大量属于史学范畴的著述。如经部中的《尚书》，就是上古历史文献和上古史著作的汇编。“尚”通“上”，“书”是历史简册，“尚书”意即“上古的史册”。“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记载的是周代的各种典章礼仪制度，具有典制史的性质。《春秋》及“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更是地地道道的史学著作。这些本来属于史学范畴的著作，只不过后来被人为地从史学中分割出来，提高到经的地位。其实，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元代刘因已有“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之说。明代的王阳明、王世贞、李贽等人也提出了“六经皆史”、“经史一物”的思想。清代章学诚不仅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和论证。他认为，古代根本“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至于尊之为经，那是后来“儒家者流”所为。当然，“六经皆史”、“经史一物”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这就是把文学著作与史料混为一谈。

另外，中国古代史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历史记述的系统性、完整性极强。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就出现了编年史。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便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几乎每年都有史可查。像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政书体等史书．都对中国历史做了贯通古今、系统完整的记载，这在全世界是仅见的。

中国古代史著还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国古代文明生生不息，保持连续不断的纽带。历史学是—门综合性学科，它具有记载、保存、传播文化成果的重要功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组成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各个历史时期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通过历史学得到完整保存和综合性地传播。中国古代史学无异于一座蕴藏着历代文化珍品的宝库。我们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正是由于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历史学记录、保存下来的。在记载、保存古代文化成果方面，历史学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若没有发达的古代史学，就不会有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只要我们粗略地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文化，就不难看出，历史学与其他诸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对其他诸学科都有重大的影响。“以史注经”的治学传统，表明经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中国古代素有文史不分家之说，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佳作，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史学还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就取材于文学著作。如《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志》等等。

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史学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就不难看出，它在世界史学史中称得上独领风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保存历史遗产最丰富、最完整的民族，在近代以前，中国史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史学。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意义

1.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意义

这里所说的认识意义，是指导史学在认识现在、预见未来及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中所起的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们只有正确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才能自觉地投身到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目标明确而又满怀信心地去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然而，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人们臆造出来的。因此，要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除了必须研究现状外，还必须深入地研究和掌握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古国。若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就不能说了解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它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唯一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不能不重视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认识价值；要了解、掌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也离不开对中国史学的学习和研究。

认识中国历史；还是认识中国现状、国情的必备条件。古诗云：“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历史恰如长江大河，是一个奔腾不息、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过去与现代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没有无昨天的今天，亦没有无历史的现实，一定的现实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社会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年页）历史无情又有情，尊重历史，尊重国情，肯定会得到历史的报答。要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现状和国情，一方面需要研究中国的今天，另一方面还需要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人们常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列宁曾说过：“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他认为这是用“科学眼光”观察问题的“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方法”（《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另外，要科学地预见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与道路，也需要认识中国历史。历史、现实与未来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对中国的历史没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与趋向，就不可能确定走向未来的航程。其结果，或陷入无历史根据的空想，或成为鼠目寸光的庸碌者，两者都不会把事业引向成功。“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越是关注自己的未来，越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历史认识的越清楚、越透彻，对未来的把握就越准确、越科学。1941年5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

正因为中国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意义，所以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始终把史学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一条重要途径，他一再告诫全党，要重视历史研究，特别是本国的历史。他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59页）在这方面，毛泽东本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一生酷爱中国史学，倾心研读中国史著。他由此而形成的文化资质方面的突出优势，是其他许多人所无法企及的。他的许多远见卓识，是与他长期的史学积累以及超绝千古的史识是分不开的。

2.中国传统史学的借鉴意义

历史经验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中国史学一向以取鉴资治为已任，它记录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在治理国政，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实践中的艰辛探索，以及无数次的成功和无数次的失败，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今日的实践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古往今来，凡是事业上的成功者，无不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学习，无不重视历史的启示。我党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高度重视借鉴历史的经验，并有许多成功的范例。

1944年，当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将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争取全国胜利时，我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同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科学地总结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的成败得失，特别是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沉痛教训。此文不久传到延安，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深谋远虑，独具慧眼，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立即做出异乎寻常的反应。毛泽东很快将《甲申三百年祭》推荐给全党学习。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901、902页）随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在各根据地印成单行本。一篇历史文章，竞引起党的如此重视，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足以证明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1954年，毛泽东谈到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都是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本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60年代初，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时，把姚崇向唐玄宗上的10条建议誉为“十条政治纲领”，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有的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毛泽东读书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四期》）其实，历史借鉴的范围是十分广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得到启示。例如，探讨我们的改革怎能样才能进行得更顺利，系统地研究一下中国的改革史，总结一下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是会大有裨益的。

3.中国传统史学的教育意义

首先，历史学是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史学犹如一座宝库，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爱国与卖国历来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的首要标准，爱国者名垂青史，卖国贼则遗臭万年。在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许许多多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爱国诗人屈原，为了楚国的强大，敢于与投降派斗争，遭放逐后又写出了千古传颂的爱国主义诗篇《离骚》，最后以身殉国；爱国名将岳飞，英勇抗击金朝的进攻，立志收复中原故土，精忠报国，至死不悔；抗倭将领戚继光，为了保卫祖国的海防和人民的安宁，舍生忘死，血战沙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民族英雄郑成功，举兵挺进台湾，赶走了荷兰殖民者，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尊严。这一个个光辉形象，彪炳史册，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强盛，抗敌御侮，英勇献身。

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易经》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警示语。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史上，尽管也遭受过种种天灾人祸和无数次的磨难，但是，无论是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还是在与黑暗腐朽势力的抗争中，中国人民都表现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并赢得了一次次的胜利。此外，中国传统道德中，向来重视国家的利益，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提倡为国献身的精神。从《诗经》中提出“夙夜在公”，到贾谊《治安策》中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思想；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追求；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苟利国生死岂因祸福趋避之”的高度社会责任感，都体现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精神境界。正是在上述精神的鼓舞下，中华民族创造了自己辉煌悠久的历史和举世闻名的文化，并孕育出许许多多为民族、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华民族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这样一部历史，可以培养人们深厚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龚自珍就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章太炎也认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国家。”

其次，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也离不开中国史学。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间的大团结，是巩固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从历史上阐述民族团结的发展过程，说明民族关系的主流和趋势，对于促进当前的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自秦汉起，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生活众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吸引、互相依存、共同进步，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对祖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族的发展离不开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也离不开汉族，各族人民相依相存，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上的相依相存，而且表现在文化上、感情上、心理上的强烈认同感。不论哪个民族，都把自己看作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历史上的多数王朝是由汉族建立的，也有一些王朝如北魏、辽、金、元、清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但是，不管是汉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被视为中国历史的合法继承者。南北朝时，鲜卑族拓拔部建立北魏政权，统治中国北方广大地区，自称“中国”。唐朝时，出现了民族大团结、国家大统一、民族关系大发展的空前盛况。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太宗对各族“爱之如一”，各少数民族则把他视为“华夷父母”，尊之为“天可汗”，承认唐太宗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高元首，是各族共同的政治领袖。唐太宗死后，各少数民族失声痛哭，出现了感人的场面：“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嫠面、割耳、流血洒地“。可见他们对唐太宗的感情是何等深厚、何等真挚！这是民族团结、海内一家的生动写照。至于汉藏和亲、文成公主入藏，更是家喻户晓的千古佳话。元朝修史，将辽、宋、金三史并列，置于同等地位。明朝官修《元史》，把元朝视为中国历史的继承者。清乾隆帝诏定四部正史，其中既包括汉族建立的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两者都被作为正统王朝看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7世纪30年代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的土尔扈特部，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终于摆脱了沙皇俄国的统治，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历史雄辩地证明，各民族之间团结合作，共同发展，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是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各民族的先进人物都为此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就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历史。

中国传统史学的教育意义是多层次的、全方位，远不止以上所述。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弘扬中国优良传统道德，陶冶人们的情操，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培养“四有”新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再从史学这种知识形态来看，也有其独特的优点。史学的教育意义，不是靠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真实感人的历史形象及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发生积极影响的。中国传统史学中，记述了许许多多各种类型、各个方面的英雄模范人物，热情讴歌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和为国为民奋勇献身的精神。

4.中国传统史学的文化意义

首先，中国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中华文明史上，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举世罕见。中国史学既是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史学是传统文化最丰富的宝藏和最权威的百科全书，其开发利用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毛泽东在谈到无产阶级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7—668页）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虽然以该时代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现实源泉，但却不能不以前人的文化成果作为自己的历史渊源。因此，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离不开发掘利用中国史学这一传统文化的宝藏。

其次，中国史学在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和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学习中国历史，掌握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可以开发人们的智力，完善人们的知识结构，开阔人们的视野，启迪人们的智慧，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人们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洞察力。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能够从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中吸取营养。历史知识的多寡是公认的衡量一个人学识水平高低的重要参数，人们常用“博古通今”来说明一个人的学识渊博，道理即在于此。三国时代有个“城下阿蒙”的故事，讲的是吴国将领吕蒙，作战勇猛，但文化水平不高，鲁肃很瞧不起他，称他是“吴下阿蒙”。后来吕蒙听从孙权的劝告，发愤读书，尤其是读历史书。几年之间，学业大进，等鲁肃再与他见面时，发现他纵古论今，头头是道，不禁发出了“非复吴下阿蒙”的赞叹。其实，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人，极少有不懂本国历史的，否则不过是个“城下阿蒙”而已。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问家孔子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一个对本国历史知之甚少的人，是个浅薄的人，有知识缺陷的人；一个不重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个不成熟的民族。因此，加强中国历史教育，普及中国历史知识，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