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灾难常常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而逆境中的苦读则会成为通向新的成功的机缘。王朝柱就是这样：他本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高才生，1966年5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但讨饭出身的他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送到溏沽芦苇滩去劳改，一去就是6年。孤独中他想用读史来寻找灵魂栖息地，没想到这一读就读进了历史的深处，为他后来改行成为史传文学和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大家打下了基础。
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强烈的挑战性格使王朝柱对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有着一种少见的兴趣和悟性，良好的音乐修养又赋予他出色的艺术结构能力与合理想象能力。再加上旺盛的创造欲望和顽强的意志力，20多年来他已创作出几十部史传作品，堪称著作等身；创作出近20部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其中多部电视剧已成为标领我国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潮流的史诗性作品，海内少人能匹。他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自由飞翔的姿态，他用艺术方式对历史作出独特发现的功力，至少可从三方面来分析：
其一，像严肃的史学家那样去占有和辨析相关史料，为艺术表达提供最坚实、最新鲜的史料支撑。王朝柱常说，在历史学上他是半路出家的绿林好汉。而据我所知，在所需史料把握上他一直从难从严。比如，为写《解放》他查阅了中共中央军委在解放战争时期进出的所有电报；写《张学良》前他除占有文档材料外还到夏威夷，一连与张学良交谈好几天；创作《辛亥革命》时在史料运用上与最权威的史学家相互讨论，以至在片审中史学家们未在史实把握上提出任何质疑。他还像真正的史学家一样，在创作中大胆运用新的史料分析对已有的史书作出补正。比如，原有党史包括年谱认为，1939年5月重庆大轰炸时周恩来不在重庆。王朝柱写《周恩来在重庆》时却找到了周恩来当时已到重庆、并从被炸医院中救出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的确凿证据，匡正了史书的缺漏，片子用合理想象设置的周恩来在重庆大轰炸中组织救援的情节也成为全剧的一大亮点，受到了观众包括史学家的一致好评。又如，原来有的写严复的史书说，严复在英国学习海军技术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是同学。王朝柱创作《船政风云》时从史料比对中发现严复去英国比伊藤博文晚了十几年，不可能是同学，从而避免了不合理的虚构，保证了剧集真正的历史美学品格。
其二，以出色悟性与合理想象直抵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深处，传达出一种独特而又深入的精神文化启示。我以为与对史料的深入把握相比，王朝柱身上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历史真谛的非凡悟性，他常常能从人们习以为常和看不到的地方发现历史风云变幻的精微之处，抓住历史与现实相联的那根共振的神经。正因如此，在那么多写红军长征的作品中，王朝柱编剧的电视剧《长征》能用毛泽东、周恩来各自文化人格的独特魅力及其相辅相成照亮全剧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从文化人格的高度对长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作出了最深刻最动人的诠释，从而获得了久播不衰的效果。在那么多反映解放战争的作品中，王朝柱编剧的《解放》一开头便用对比手法表现出，就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当天，国统区飞行员刘善本驾机投奔了延安，毛泽东一声“天意”的慨叹更强化了它的象征意味，使全剧对谁顺应历史前进要求、历史就选择谁的主题阐释达到了更深的层次。又如，《解放大西南》第一次真实揭示出解放军追剿胡宗南集团的进军路线竟然与当年蒋介石军队围追长征红军的路线是同一条路线，不同的是方向相反结局相反，其中的历史启迪和文化意味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再如《辛亥革命》开篇用邹容背诵《革命军》和章太炎谈“汤武革命”来提领全剧的主旨，《船政风云》对普法战争与法国从北京撤军、天津教案处理的内在联系的揭破等，都是王朝柱用艺术方式对历史的独特发现，引人浮想联翩。
其三，以坚实的史学功力和一流的艺术结构与把握能力攻坚克难，把历史评说中的难点变成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的亮点。在这方面，王朝柱可谓艺高人胆大。比如1927年至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活动，过去的历史评说长期有顾忌，影视剧在这里也多有碰壁，王朝柱1998年创作《周恩来在上海》时却迎难而上，靠自身优势第一次真实又完整地再现了特科在上海的惊险历程，敏感点把握得恰到好处，播出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又如延安时期毛泽东与许世友的纠葛，也一直是史书中的难点，影视编剧更无人触及，2003年王朝柱创作《延安颂》时却以透悟历史的自信大胆超越具体的政治是非，从两种文化人格的强强碰撞去写毛、许矛盾的产生与解决，既真实反映了历史，两个形象也撞出了耀眼的光彩，产生了强烈的思想艺术震撼力。再如孙中山1914年，为组建中华革命党与黄兴从争论到分手，其是非得失史学界长期众说纷纭，已有影视剧的表现都有点欲说还羞，这次王朝柱的《辛亥革命》抓住认识分歧的定位，既把冲突推向极致，又真实凸显两人的目标都是为了救国，特别是孙中山赶去送别黄兴，两人长时间拥抱的那场戏，令观者看得热泪盈眶，倍感革命的艰难和救国信仰的崇高。这种把难点变亮点的成功，是推动影视剧繁荣的新的生长点。
天道酬勤。王朝柱的自由飞翔还将飞出新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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