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的年代里，这些称谓是多么地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在随后社会的急遽变动中，这些光环一个个被击碎。大多数的群体都遭遇了声誉滑铁卢。
内文导读
1.现象调查：声誉下跌前三甲，教师医生大学生
2.六大群体的声誉变迁：教师，大学生，医生，警察，公务员，专家
3.声誉魔鬼辞典
访谈 职业伦理的思考：良心需要制度化
徐友渔：很多贪官报告做得好
渐行渐远的那些可敬的人
自从女儿上了小学，汪洋成了家里和老师打交道最多的“外交部长”。不过这“外交部长”一职却让汪洋极为头疼，“一学期下来，要送老师红包，要时刻保持和老师的联系，我觉得比我自己读书还累！”
不独汪洋，不少家长都表示教师这个行业，现在让人尊敬不起来，从幼儿园到小学，不少家长苦于送与不送红包的矛盾中。汕头一个小区的林小姐便说，在中小城市，逢年过节送老师红包已经成为了一个“潜规则”，一开始坚持不送的家长，因为担心孩子在学校不受重视，也慢慢向“潜规则”妥协了。于是有人说，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已经堕落了，成为惟利是图的教书匠。
这是一个无法不去直面的事实，如今，几乎所有曾经体面的职业或者傲人的群体，在经历了万众瞩目的荣耀之后，如今都已经褪去了往日的光环，成为了普罗大众中的一员，有的甚至是被批评声湮没的一群。
一些手机短信是这样描述医生的： “医生越来越像杀手，见死不救，草菅人命；杀手越来越像医生，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这样的语言，字字如刀，尖刻之极。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曾被誉为的“白衣天使”，真的沦为“杀手”了吗？
一位医生感慨：有的患者看病时，居然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对簿公堂”。患者的维权意识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同时也在表明医生的形象下降到了历史低点。
曾经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也被看做缺乏敬业精神、散漫无为的垮掉的一代。近日，一则新闻便以“大学生在公众中形象已跌至20年最低点”为题配以人大女学生“露腿照”以及北大学生杀猫事件，再次将大学生掷入舆论的焦点。
这个20年，是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20年。于是，每一个行业，以及每一个曾经有着特殊荣耀的群体，都在经历市场和社会的洗礼。去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项关于“当代中国大学生公众形象”的调查便得出结论：社会公众对当代大学生的评价很不理想。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目前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精神萎靡不振”，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非常好”的比例则只有8.5%，由此可以看出，公众对当下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精神的评价不太乐观。
谁是值得尊敬的人、哪个是值得尊敬的行业，一直以来是国人喜欢探讨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似乎羞于再提那“最可敬”的三个字，问起现在还有最可敬的人吗，多数人会以调侃的姿态回敬记者：“你认为还有吗？”学者徐友渔便说，他不好意思将写书说成是为学术为理想，尽管事实上，他内心的确是那么想的，但他不得不找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顺耳的词汇来描述自己，诸如赚稿费谋生之类。
在徐友渔看来，祛除意识形态下的光环和神圣色彩，还原大学生及各个行业以本色，是一种理性的正常的回归，但对于缺乏信仰基础一时又找不到思想资源来代替意识形态教化的中国社会来说，在还原的过程中，出现了泛道德化、世俗化的现象，出现了道德真空，这一切并不奇怪，却值得深思和警惕。
或许，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到哪里寻找最可敬的人，而是面对褪去的光环，我们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面对“不再可敬”的教师们、医生们、公务员们、大学生们……社会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自己该做什么？智者又何为？
大学生：无奈的骄子
现在已经40岁的张竟春依然记得1984年前刚考上中国纺织大学时的情景。前来道贺的亲戚几乎踏破了门槛，母亲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大摆了一轮宴席后，将剩下的200元塞到他手里——在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的80年代，这已经够他用一个学期。
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张竟春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整天泡在教室和图书馆里。一个月后的国庆大游行上，北大学生挥舞着那日后成为经典的“小平你好”横幅的情景，更让千里之外的张竟春的心情像雏鹰一般豪迈。
那时候最让张竟春自豪的是他胸前的校徽，每次出门，行人都会露出羡慕的目光。到一些小店买东西，老板还专门给予优惠，临走时还不忘竖起拇指对他们说：“大学生，好样的。”
后来，张竟春攒了10多元买了一台收音机。从这个小方盒里，他和同学们听到了当时被批判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歌曲，还有后来崔健那敲碎众多花岗岩脑袋的《一无所有》以及罗大佑那醉人的城市民谣。
4年后，成绩优异的张竟春被分配到广东顺德一家大型纺织厂工作，两个厂长亲自到车站迎接了他。他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一些老工人对他非常尊敬，经常拿着纸笔向他请教一些专业性问题，一些年纪稍轻的还称他为“老师”。
20年后，张竟春向侄女张慧玲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后者已经是广州某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了。和大多数20出头的女生一样，张慧玲的MP3内总装着周杰伦的歌，喜欢参详时装杂志里的模特衣着和迷恋哈利·波特。
在她进入大学的那一年，中国大学的扩招工程已经进行了6年，中国每年新招大学生数从扩招前一年(1998年)的180万迅速攀升到现在的530万。然而，降低了的大学门槛并没有带来更大范围的荣誉感。新世纪的大学生日渐被一种悲观情绪所笼罩，在日渐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读书无用论”等论调有了重新抬头之势，校园暴力、道德滑坡、性解放、享乐拜金、丧失社会责任感等标签也蜂拥而至。马加爵案，清华刘海洋伤熊案……这些事件都让大学生长期处在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前段时间一位师兄找了一份600元月薪的工作，同时网上也不断出现“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等嘲讽的论调，这些都让张慧玲感到很压抑。不甘平庸的她今年参加了4轮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她想逃离这个地方，去国外学习她喜欢的生物学。
“现在的大学生个人主义情绪的确要强烈一些，大小问题也不断。”张慧玲说，“但我不赞成用极端事例来‘妖魔化’大学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群体特征，更何况，我们比任何时代的大学生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教师：受伤的园丁
李萱至今仍保留小学3年级班主任高老师送的日记本，手掌大小，绿色的封皮上还印有一只活泼的小猫。这位50多岁的女人给了李萱关于老师最初的印象——灰白的头发，和蔼的笑容以及一双粗糙但温暖的手。而现在，李萱也成了长沙一名高校老师。
高老师的语文课让孩子们很感兴趣，天资聪颖的李萱更是备受高老师的喜爱。她自己掏钱给李萱买日记本，还送给她一本《格林童话》，这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母亲得知此事后拉着李萱的手说，长大以后要好好报答老师。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工程师”、“辛勤的园丁”、“吐丝的春蚕”……这是那个年代对老师的写照。1984年7月，暨南大学5名学生从广州一路骑车到北京，促成了教师节的诞生。人民教师迎来了“文革”后最受尊敬的时期。
李萱那时候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个理想——长大后也要走上讲台，像课本中形容老师那样“点亮自己，照亮别人”。
当李萱以为高老师会永远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一起风波粉碎了她这个梦想。李萱所在的小学开了一个小卖部，引得学生课间都跑去买零食。高老师对此多次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这既浪费家长的钱，也吃坏了孩子们的身体。高老师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学生家长的支持，校长在尴尬中停办了小卖部，但也找了个理由让高老师提前退休。
高老师的正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自此之后，李萱和许多同学一样，每年都要和父母到老师家一趟。高老师的叮嘱和教诲伴随李萱完成小学和中学的学业。
3年前，完成研究生学业的李萱成为湖南一所省属高校的老师。她逐渐发现对于这个职业，社会上有了许多不和谐音，一些老师在金钱面前迷失了，而更有一些极端的事情更是让人无法接受。2003年，沈阳一年轻教师猥亵班上6名女生达两年之久；次年，甘肃临夏5天内接连揪出4个“禽兽教师”……看着电视里受害学生家长痛斥作案教师的画面，李萱觉得这个职业正遭受玷污。后来，汕头大学教授胡兴荣剽窃学生论文等事件层出不断，更让李萱感到气愤。
“我不太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样混进教师队伍的？”李萱说，“我觉得是我们的选拔机制出现了问题，单方面注重授课能力和升学率等指标，却忽视了师德方面的要求。”
一次久违的同学聚会中，几位老同学一个无意的感叹触动了李萱——“社会在变，人心也在变。不要再给老师戴高帽了，他们比我们还平凡。”
李萱觉得儿时的梦想正在受到伤害，但她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毕竟身边还有很多敬业的前辈和同事。“他们才是教师队伍的中流砥柱。”李萱说。
医生：愤懑的天使
上世纪60年初，当岑红娟还是一个1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时，她被一部电影《护士日记》深深感动着，里面讲述的是上海一群刚走出校园的年轻护士支援北方落后地区建设的故事，与主题曲《小燕子》风靡全国的同时，“白衣天使”的形象也迅速深入人们心中，医生和护士成为当时一个神圣的职业。
受此驱使，初中毕业后，成绩优异的岑红娟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考进了佛山卫校。1968年，学成毕业的岑红娟被分配到广东上川岛成为一名基层医生。岑红娟把陪伴自己度过校园时光的“白求恩”塑像带在身边，坐上一艘名为“红星号”的轮船。
此时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岛上居民缺医少药，住在简陋的草棚或渔船里。岑红娟的到来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将她看成亲人一般。除了日常的看病外，岑红娟和同事还经常深夜出诊。他们在漆黑中背着药箱翻山越岭，为防蛇虫，还绑上了厚厚的绑腿，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
岑红娟在海岛诊所里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除了诊症、打针等常规项目外，还要帮村民接生和到山上摘草药。岛民与岑红娟相处得非常融洽，逢年过节他们总会送一些鸡鸭、番薯、芋头等东西到卫生院慰问。岑红娟也经常到岛民家做客，拉拉家常。
岑红娟充实的海岛生活持续了5年。1973年，她被调回县城的人民医院。临走前，岛民们不约而同到卫生院送行，他们把在深海捞到的漂亮贝壳和珊瑚树送给岑红娟，互相间依依不舍了很久。
在县城医院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岑红娟先后经历市场经济冲击和医改等重要时期，也目睹了医生吃回扣、收红包等恶劣行为。“作为老一代医务人员，我觉得与新一代有鸿沟，就连对病人最基本的同情心，在他们身上都变得很淡薄了。”岑红娟说。
然而，媒体的报道比岑红娟的想象还要严重。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患阑尾炎女童卵巢错割一案让人们一片哗然；2016年5月16日，患者翁某于入住哈医大二院，住院82天，医院共收取其住院费138.9万元，造成轰动一时的“天价医药费”案；最近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院长带头搞腐败事件曝光，该院共有七成医生吃过回扣……
岑红娟还记得退休前夕一位老农的控诉。曾红娟在对方的处方笺上看到，从没有生过大病的老农竟被开了一些价格昂贵的高抗菌素，这预示着日后真的大病来袭，他将无药可用。老农得知实情后，气得直摇头。
最近，一个熟人想让岑红娟靠老关系把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儿子安排到一个收益较好的科室，这个请求被岑红娟拒绝了。“现在的年轻人急功近利，医德流失得太严重。”她说。
警察：反思的卫士
湖北黄石警察吴幼明称自己是警队里的“异类”。2016年1月5日晚，他在天涯社区发表了《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一文引起强烈反应，7个月后，他又在网上发文《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针砭目前国内户籍制度的弊端。这个警察平时还热爱写作、画画和拍小型电影。
在参警前，警察的形象在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吴幼明心中非常威严高大。“警察叔叔”也是那个时代对公安人员非常亲切的称呼。1994年，吴幼明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为了一名巡警。
穿上警服后，吴幼明才发现警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圣，也有很多潜规则。他曾跟着年长的民警到街上收小贩管理费，为完成任务而四处搜刮赌徒收罚款。
“一直以来，群众对警察很抵触，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规范自身。”吴幼明表示他曾经也是滥用暴力的警察之一。他回忆那时候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方稍有不从就拳打脚踢，还要求对方下跪。那时候的普遍思维是“不打案件审不出来”。
由于近些年中国社会变动巨大，社会治安的维护需要更多的警力。而警力的增加也对警队的整体素质提出挑战。
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直至现在还能常见诸报端，2001年2月20日，福州一老板勾结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两名警察，射杀生意对手，上演了震惊全国的警匪勾结枪杀案；2016年5月3日，太原警察刘利民因为几句争执，伙同一伙社会闲散人员，在自己的地盘打死了北京警察李忠义，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警察打死警察案”。不久前，北京一名警察为替妻子出气，持械打瞎了一名群众的眼睛。
或许是因为这些害群之马，或许是老百姓对人民卫士的期待过高，或者还有百姓对执法的不理解。负面事件的发生加上警察在日常执法中不尽如人意，当年可敬的“警察叔叔”的形象日益受损。
“引发这些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和个别领导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所致。”吴幼明说，罚款任务的盛行，不切实际地追求高破案率，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表现，百姓对此意见很大。
令吴幼明欣喜的是，现在警队内部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去规范民警的行为，如公安部五项禁令的施行，加上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不合理现象正在逐渐减少。“总体来说，警队还是在进步的，只不过步伐没有期望中快而已。”吴幼明说。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第10页
公务员：理性的公仆
2002年，当郑俊雄决定去考公务员的时候，还有点担心会在机关里枉费青春。那时候他对公务员的理解非常模糊——“大概是一杯茶和一张报纸就能过一天的那种。”
最终，郑俊雄从80多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广东省一个质监部门的公务员。父母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他们觉得儿子到这个收入稳定、福利好的省直单位去，以后就不用操心了。那段时间，父母觉得脸上特有光彩。
真正开始工作后，郑俊雄才知道他先前的想法错了。巨大的工作量压得他几乎喘不了气。一接到投诉电话，就要立即出差。2016年夏天一次野外执法让他记忆犹新。那次他和同事在山上追踪一批劣质钢材，两天内仅睡了5个小时。成群结队的蚊子把他蛰得两臂通红。
由于表现良好，今年7月，郑俊雄被提拔为副主任科员。看着已是“科级干部”的儿子，父亲倍感自豪，他叮嘱郑俊雄，在外执行任务要注意安全，同时不要掉进金钱的陷阱。
一些朋友得知郑俊雄晋级的消息后，经常半开玩笑地调侃——捞了不少吧？这让郑俊雄哭笑不得，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准时入账，如果不买房，仅能维持一家人的开销而已。但随着大家说得次数多了，郑俊雄也懒得反驳了。
单位里经常组织职工进行廉政教育，从电视记录片里，郑俊雄回顾了陈希同、王宝森大贪案，成克杰受贿案，胡长清受贿案，李真受贿贪污案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郑俊雄认为，正是这部分人让“公务员”一词遭到群众的曲解。
但纵使这样，早在1995年以来，中国的公务员招考日渐升温，近两三年更是热得发烫。2016年中央国家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考10282人，报名人数近百万，其中通过了资格审查的50多万，这意味着录用的机会仅2%。一项有1733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73.6%的人愿意当公务员，其中有超过8成人认为公务员最大的吸引力是“稳定，医疗、养老有保障”，超过5成认为是“能获得切实利益”。
郑俊雄发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对早期的国家干部普遍都有怀念之情。他们觉得，那时候人们同吃同穿，到处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而现在，“人民公仆”在很多人眼中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各种贪污腐败案件的不断曝光，一方面的确造成公务员形象的下滑，但另一方面也显示我们监督力度的进一步到位。”郑俊雄说，“新老两代干部很难对比，以前的干部带有影视化、神圣化的色彩，而现在公务员则有更严格的职业规范，与老百姓的接触也更按程序，更理性。”
专家：失信的权威
赵黎那次被骗得很惨。
身高不足1米50的赵黎自小生活在自卑中，因为这个问题，她数次谈恋爱受挫，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也很不如意，最后只好将就在一家只有6个人的私人公司里做文员。她做梦都想改变这种现状。
去年年初，一则增高药广告让赵黎激动万分。这是一种叫“哈佛戴高乐”的增高药，里面称这种神奇药“由美国哈佛大学投资2.5亿美元研制”，已荣获“世界生命医学‘普林那尼’紫心勋章奖”，并得到“世界生命科学医学会全球认证”。
如果单是这些头衔，赵黎还不一定会动心，当她此后不断看到“国家食品医药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中国青少年成长促进会会长”、“延边大学医学院院长”等“政要”出现在荧屏上为此药叫好，此外还有一名“美国专家查姆斯博士”做宣传，赵黎最终放下戒心，她一下子购买了近3000元药品，等待奇迹发生。
虽然服药后的赵黎每天都带着希望醒来，但始终没有发生像“专家”宣称的“一个星期后骨骼中生骨细胞的数值明显增高”的情况。两个月过去了，赵黎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变化。直至2016年8月，赵黎才在报纸中看到“戴高乐”是假药的消息，那些所谓“政要”、“专家”都是厂家花钱请的群众演员。
这场漂亮的骗局让赵黎恨透了“专家”，这个曾经令人敬仰的头衔，骗取了她的信任和金钱。
长期以来，“专家学者”无疑是让人尊敬的称谓。对专家学者们说的话，人们往往奉为金玉良言。社会的发展使得金钱和权力的获取似乎变得容易。于是乎，不少专家开始利用其身份以及所掌握的知识到处淘金，有的到处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有的为商家吹捧伪劣产品；此外，更不用说那些彻头彻尾的“假冒专家”混杂其间。以至政府部门都发规定，不准保健产品利用专家的名头推销。
“现在我不会再盲目相信专家了。”在广州一家酒店做大堂经理的何扬声在轻信了一位“专家”股市预测后，深陷其中。“专家的头衔太容易鱼目混珠，我们普通人还是保持距离好。”
一年前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的王攀峰现在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名“专家”了，未满30岁的她已经上过多家媒体的版面。“真正的专家还是那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就像我身边的同事和老师一样。”王攀峰说。
角色声誉魔鬼辞典
不仅是大学生、教师以及警察等声誉在发生变化，无数的社会角色的声誉都随着这个极度变动的世界在改变。这些社会角色不仅包括诗人、主持人、乞丐等各类人群，同时也包括花花草草、猫猫狗狗、土地房子，甚至是传说中的神鬼。而它们声誉的变迁也都折射着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
诗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人，曾经用着有力的词汇冲破重重迷雾，曾经用婉约的调调叩开无数少女的心扉。只身打马过草原的诗人，到如今只好做做天下最好吃的馅饼，而被广泛流传的也就剩下这个梨花带雨的馅饼了。
导演
在聚光灯下指挥镇定、演员们渴望巴结的掌权者，过去曾经是人民艺术家，今天和各类绯闻紧密相连，成为男性同胞们“最羡慕”的一个群体。人民大众一边欣赏他们的片子，一边暗暗想着屏幕上哪个女演员被“潜规则”了。
记者
在报纸相对较少的年代，据说曾经是申张正义的无冕之王，顶着压力，深入虎穴，揭露社会丑恶；如今更多地和“狗仔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成为天下最八卦的人，为同样八卦的大众奉献明星的吃喝拉撒等娱乐新闻。而队伍的不断壮大导致什么鸟都有了，不时爆出的丑闻也给记者这个职业增添不不少灰暗的色彩。
电台主持人
曾经在无数的午夜里，用着类似深沉的嗓子拨动过无数少男少女以及异乡人的心，也曾应无数的fans的要求举办主持人和听众见面会。如今，随着其它媒体的发达，他们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得不同各类与下半身有关的广告同台出现。
妓女
短暂出租身体的某个器官供男人使用并收取金钱。在道德至上的年代，这是一个同魔鬼联系在一块的职业。或者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悲惨个案引起的怜悯，或者是大众为了显示自身开放的思想。如今，也有人称她们为性工作者。
乞丐
因为生活所迫，同时利用陌生人的怜悯，讨要金钱或物品等行为，在过去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凡有利益存在的地方，现代社会都会将从事获取这块利益的人职业化。而职业化涉及的行业，显然要有一套系统的存在，包括对欺骗的大量使用。当怜悯遭遇欺骗的时候，人们只好选择躲避，因为乞丐的声誉已经大不如前。
骑摩托车的人
曾经风光一时，姑娘们若是能坐摩托车后座跑一圈也算里一次浪漫的兜风。随着汽车等交通工具的风行，以及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普通摩托车的象征意义基本丧失。双抢以及乱冲红灯等行为让骑摩托车的人声誉进一步下降。禁摩成为大城市的主题。
理发师
掌握着一门手艺，从前可以称之为“匠”，同铁匠木匠相当。自从制服化社会被打破，人们开始无可救药地爱上身体外形的打理，并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下功夫以彰显个性。学习理发技术的人数剧增，他们的收入也剧增。现在，他们有个新名字：发型师。
土地
在农业时代，土地是需要尊敬和膜拜的。往后自大的人们开始随意糟践土地，过度开采、大肆污染。如今，在城市里土地已经成为某些机构和那些非常有钱的地产开发商的奴婢，可以随意标价买卖。
吸血鬼
西方神话里的恶灵。白天睡棺材，夜晚出来觅食寻欢。国人一直将它们和清末僵尸联系在一起。如今，白天在封闭的格子办公室上班，夜晚出来透透气的上班族将吸血鬼引为同类，并在其被浪漫化的神话故事里缓解各类生活的压力。
小狗
一度只是起着充当护卫和满足人类口腹的功能。随着人类情感的需要，小狗们开始进入人的家庭生活，相关服务行业同时兴起。它们独占某些特制的食物和器具，并如人类开始穿衣，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待遇，有时还可以报销医疗费用。捕杀狗类的行为被视为野蛮，踩死狗宝宝那更会招致公众的围殴。
良心制度化,职业伦理才能建立
（罗蔚：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
南都周刊：你做过一些行业的职业道德培训，在你看来，现在公众对某些行业形象的质疑甚至极度不信任，你觉得问题集中在哪里？
罗蔚：从私有部门的职业伦理和公共部门的职业伦理状况看，目前私有部门的职业伦理建设在自发培育中。例如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企业伦理方面的培训和要求都在逐渐完善。而对公共部门的职业伦理状况，公众是质疑和不信任的，特别是政府公共行政伦理与公共服务行业的职业伦理这一块。这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们整个的社会体制还缺乏公民教育，我们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当公众对公共服务有所要求的时候，我们的政府部门在观念配套、行政改革等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建设方面仍然没有跟上，因此产生了一种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之后与公共服务体系之间不对称的矛盾。我认为，公民社会中公共道德体系的建立可以以职业伦理状况为风向标与显示镜。
南都周刊：实际上，相关机构也总是在强调职业道德，包括一直以来的“为人民服务”的宣传，还有树立各种先进典型，这些为什么没有达到相应的教育作用呢？
罗蔚：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去给教师、医生做职业道德的培训，我就一直强调，请他们要把道德的优越感祛除，因为这种道德优越感无助于建立真正的职业精神，反而会有妨害。真正的职业精神或者说职业伦理，应该是各行各业平等的，每个行业都有他们这个行业应该遵循的行业规范。
目前的这种树立道德楷模的教育模式，其实是非常不适应当前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要求的，因为强调“为人民服务”，强调道德楷模的作用，实际上依靠的还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自律，个人道德修养因个体而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会随着榜样的树立而消失。有时候榜样甚至是起反作用的。有个学生跟我讲，东北树立的某个人民警察榜样，为了工作，没有照顾好孩子，孩子生了重病没有及时医治，妻子也因为孩子的问题而精神有问题，这个人民警察自己身体也不好，最终得了癌症，生病后坚持工作，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学生就对我说，“老师，这样的榜样我可不要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有什么好的，工作再好也没有意义。”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一强调为社会奉献的价值，就抹杀了个人生命中的另外一方面的价值，而且还把这种忽视作为道德典范来宣传。
罗蔚：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建设存在困顿和矛盾的地方。
南都周刊：在很多国家，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区别就非常明显。我们的整个价值体系，似乎比较混乱，此前不是有个地方将官员的孝与不孝作为一项考核指标吗？
罗蔚：对，这就是价值体系混乱的一种思维模式，这个做法，是完全违背了私域和公域的界限的。我们的所谓职业道德的教育，很多是千篇一律的口号式的关于敬业爱岗的宣传，这些实际上是这个行业存在就已经、应该建立的一个最基本的敬业精神了。我们要做的是，将良心制度化，职业伦理才能够真正建立。医患关系不是非常紧张吗，大学的教授不是经常被发现抄袭作假等等丧失职业道德的行为吗？但是，另外一方面，医生说他们是弱势群体，公务员也说他们是弱势群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缺乏制度和规则，我们缺乏一整套行业规范和行业协会，当医生遇到伦理问题，当他们觉得自己被“妖魔化”，他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程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徐友渔：光环的祛除是常识回归
以前的说法有虚伪成分
南都周刊：最近出现的一则新闻称“大学生在公众中形象已跌至20年最低点”，经核实，这其实是去年的一项调查，课题组负责人卢德平说该课题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大学生公众形象评价不佳是该调查反映出来的问题。以您的经验和认知来看，您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形象与20年前有什么不同？
徐友渔：目前大学生公众形象或者一般人所认为的大学生素质跟20年前相比确实有所下降。但是不是跌至20年最低点，是不是20年前即1986年最高？这可能只是一个大概的，而不是精确的说法。其实大学生身价最高应该是77届和78届。我本人就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那时大学生形象非常好有特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1977年，大学在停招12年后重新招考，12年中积累一大批人。淘汰率非常高，能上大学的多半确实是尖子，所以1977年那时候的大学生形象应该说是最好的。
现在可以说是到了引起我们警惕的时候，因为跟以前的确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不过这应该从两方面看，不能全归咎于大学生素质差。整个社会都处于转型期，高等教育也由精英化转向平民化，大学生越来越不再高人一等，越来越平常，这是自然的过程。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现在大学生形象招人议论，不管怎么说，当大学生还是年轻人的首选。如果大学生真的很不值钱，就像以前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就会说“好人不当大学生”，那为什么学生不逃避，反而打破头要做大学生呢？所以说大学生价值下降，只是相对而言，不能片面地夸大。
南都周刊：实际上，公众不仅仅对大学生有质疑，对许多行业都表现了不满，比如对于公务员系统不满，对医生不信任，对教师不再尊重。 “天之骄子”、“无冕之王”、“灵魂工程师”、“人民公仆”，现在这些称谓在渐渐成为过去式。
徐友渔：我对这种“去精英化”的心理和倾向表示认同。这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发展相关，应该把它看成是比较正面的现象。以前那些说法是意识形态的，有虚伪的成分。中国历来说当官的是公仆，可它什么时候是公仆？现在流行的民谣是“一等公民是公仆”，谁不想当公仆啊？这是虚伪的说法。
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果仔细考究也是不对的。人的灵魂必须改造，人的灵魂可以按某种模子铸造，这是很可怕的，违反人性的说法。实际上教师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并不是教师在改造学生的灵魂，以前我们的教育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吗？教师和学生一样需要改造灵魂，甚至更需要，教师从来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以前那些东西都是很虚伪的，现在不过是一种回归，向世俗和常识回归，我觉得社会的发展第一步应该做到这一点，哪怕做到这一步有些偏差。
南都周刊：现在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就是认为大众媒体在妖魔化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个个人，比如大学生为自己的群体辩护时便认为大学生被社会舆论“妖魔化”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自辩？
徐友渔：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大学生问题，公众的舆论是正常的，我不认为媒体舆论妖魔化了大学生。也许我们的媒体还应该说得更多一些，更尖锐、敏感些。
“妖魔化”这个词我觉得不应该滥用，这是回避问题的做法。现在媒体对大学生问题的关注、讨论没有狂热、片面，丧失理性的倾向。为什么大多数大学生会有这个看法？不是说你用了“妖魔化”这个词批评就不起作用了。他们应该反思舆论提出的问题，如果指不出舆论中失实、偏执的地方来，就不应该问为什么舆论“妖魔化”这样的问题。现在有一种习惯，一碰到批评就马上反驳、辩解。其实第一反应应该是首先弄清到底事情是怎样的，无论是辩护还是批评，都应该先弄清大家在描述事情时有没有重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的话首先做的事应该是尊重舆论，而不是说你“妖魔化”我了。
很多贪官作报告都讲得挺好
南都周刊：如今，在精神层面，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各行业的人似乎普遍存在着空虚、涣散或者价值体系遭遇挑战等等问题，理想主义不存在了，是不是因此导致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社会责任感也难以为继？
徐友渔：在那些光环和油彩去掉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必须坚持，这就是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过去的光环过分地强大和耀眼，去掉它以后就形成了道德真空。如果没有那些假的东西，平实地讲究每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话，情况就好一点。
我认为“去伪存真”的工作还没做到位和彻底。现在我们对教师、公务员、大学生等等的要求往往都还停留在过去的意识形态教育上。大学教育实际还是像以前那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人的教育还是少了些。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口号背得熟而没有公共道德。我们把力量都放到了这方面去，所以形成了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的缺失，最突出的例子是很多贪官作报告都讲得好得不得了。
促使职业道德向上的不应压抑
南都周刊：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集体感情却变得脆弱和模糊，个体意识越来越摆脱了集体意识的羁绊。对当下的中国来说，二三十年来的变化，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社会思潮的变迁？和西方有什么不同？
徐友渔：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有类似的观点。当然我很难说他们的观点很正确，但从他们的著作能够看到这样很有启发的观点，就是说西方的劳动分工、集体意识与他们的宗教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社会稳定，与他们道德没有出现真空、有宗教支撑有很大关系。敬业精神与宗教精神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现在谈中国问题，首先中国没有这么一个宗教维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人对宗教维度与职业道德的关系不是很懂和重视。今年有个学术会议，讨论一个调查报告，涉及基督教伦理与现在社会转型期职业道德和经济道德的关系。这个调查的结论与我的观察是一致的，就是有宗教道德、宗教信念的人职业操守比一般人要好。因为他感觉有个神在看着他，他是受监督的。
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很多人在寻找一种宗教的东西以安身立命。我个人可能不需要这种东西，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需要的，如果这种东西能够促使人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向上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压抑。
南都周刊：对大学生群体或者对某些过去备受尊敬的行业来说，私人和群体的关系，个人和职业身份的关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该遵循什么原则？
徐友渔：这在中国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半个世纪以来，私人跟公共事务、利益是不分的。个人的东西融合到集体里面去，集体把个人抹消掉了。后来拨乱反正又强调个人的东西，但仍然没有把个人和公共的东西界定清楚。我们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选择自由方面做得也不够，用社会整体来压制个体长期以来很过分。现在有一个激烈的反弹，人们在伸张自我权利和自由的时候，层次往往就混淆了，越界了。
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弱项，我们从本土资源中得不到什么好的东西，所以应该从其他思想、文化中吸收更多先进的养分。比如说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把个人权利表述得很好，他说有一条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和伦理的界线，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条件来保证个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