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份工作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读过这期“我的故事”，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辛弃疾的这首词。人生百种况味，在字词游转间，跃然纸上。
企业家不是诗人，没有细腻婉转的文字，然而回忆起当年的第一份工作，却都有着一种百转千回的洒脱。
谁都有过年少无知，谁都有过书生意气，然而岁月磨练，时光蹉跎，磨圆了人生的棱角，人生起步不容易，但在少年却没有那么看重选择，似乎时间多得是，明天定能拼出个天地。第一份工作与成功有关，也可能无关。
不知道巴菲特在15岁时，在他父亲的 股票经纪公司的黑板上抄写股价是不是注定了这位“股神”的未来；不知道 默多克当年在伯明翰的《公报》上开辟的小专栏，是不是开创了新闻集团的先声；也不知道丰田喜一郎担任机械师时是不是就想到了要开创世界第一的汽车帝国。他 们的起步与未来的成功或多或少有点关联，世事总是在潜移默化中烙印着人生。
也有人的第一份工作与未来毫无干系。谁能想到日本佳能公司的开创者之一御手洗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北海道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的助手；又有谁能想到台湾商 界巨擘王永庆最初只是个茶楼跑堂；人们恐怕也不会知道戴尔公司的创立者迈克·戴尔的第一份工作和中国还有点关系，他还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当过小工。正如本期 讲述中的一位企业家所说，人生重要的不是在起步，而是在转折。未来的掌控者，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说了这么多名人轶事，其实“第一份工作”不是在猎奇，而是在寻找一种共鸣。有人说，第一份工作就像初恋，或许有的苦涩，有的幸福，在反复寻找中总是，“欲说还休。”
当年的“混世魔王”
口述·北京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合伙人阎焱
究竟什么该算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也说不清。如果说第一份拿到工资的工作，那应该是排球运动员；如果说第一份劳累的工作，那是插队下乡，做农民；如果 说每天八小时上班的工作，那恐怕是在飞机仪表制造厂做工人；如果说在美国生活，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在世界银行上班。但我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做投资。
做排球运动员，恐怕纯粹出于一种爱好。那时十六七岁的我，正值青春年华，在大院里，我们家五个男孩，各个痞得要命。我在家排行老大，也就成了这些“混世魔王”的老大，天天打架。可是后来喜欢上了排球，要打排球，家里全力支持，因为打排球就不用打架了。
到安徽省队，我净跳能达到97厘米，教练看是个苗子，就把我招了进来。那时候正值“文革”，我觉得能有一份球打，不用下乡，真的是一份很不错的差 事。而且在排球队，待遇好，有牛奶喝，更是美得不行。当时根本没觉得训练有多苦，全国各地打比赛，团队生活真的很带劲。现在想来，无论运动或者别的什么职 业，只要你投入进去了，就能欣赏到其中的美。
虽然打球很愉快，但我还是想上工农兵大学，可是打排球上不了大学，于是我还是下了乡。下乡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感受，开始的时候挺高兴，后来就是绝 望。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生活上的艰苦，而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你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但把你扔在那个穷乡僻壤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没有出 路，没有前途，前面一片黑暗。
终于熬到有资格上工农兵大学了，可是“文革”结束了，工农兵大学取消，又恢复高考了。一直打排球的我，那时哪里认真学习过，于是翻出来一本老的复习课本，开始复习高考。
我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很穷，但我从小就对飞机着迷，总是把钱省下来去买一本叫《航空知识》的杂志，当时我还没见过真正的飞机，但因为老看书就特想像美 国莱特兄弟那样一飞冲天，想想人可以像大鹏一样在天上飞那可多伟大，所以特想当飞行员。1977年，我考入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被分进当时三 机部下属的一家工厂。真失望，本来想驾驶飞机，结果只学了制造飞机，不过也有好处，就是培养了我对数量的敏锐。
那时候中国的工厂真落后，工厂里有一批聪明的人，可是天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干活，看报纸喝茶，然后就是骂社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那时候工厂的真实写照。那时的航空制造厂，还真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可惜最后大都废掉了。
我就打定主意要摆脱这一切，在中国想改变一切就要当官，要当官就要上北大，还要学社会学，可是考上北大社会学之后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在北大没呆 多久就出国了。毕业后，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世界银行，这是我经历过最差劲的工作，比中国的工厂工作还无聊。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老让我重复做同样的 事，我肯定干不了。做投资，每天我就想着去上班，到办公室，看到小公司长大，给很多人带来就业机会，我就觉得幸福。
我的代号201
口述·盛禹铭集团公司董事长张醒生
每天8小时戴着耳机，不停地与各种人对话，完全军事化的管理，早上出操，晚上点名，吃大餐，10个人一盆菜，睡大屋，80个人一个房间……那时候，我是一名接线员，但在线路另一端的人不会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只知道我的代号——201。
那个年代的电信局还属于军管单位，按照党的指令，一批老人被撤掉，一批学生就被招进来。刚刚从北京125中学毕业的我就直接被分配北京长途电信局，开始了接线员的生活。15岁的年纪，无所谓选择，只知道被分配到什么工作岗位上就要努力去把什么做好。
战备值班、坚守岗位、敌机、警报……这些关键词，组成了我年轻的接线员生涯无法磨灭的记忆。战备值班是24小时不能睡觉，要随时警惕美军飞机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即便我方并没有什么武器可以阻止敌机，每次紧急警报的上报也丝毫不能含糊。
那是一天清晨6点多，正是最困的黎明时分，许久未眠的我抵不住阵阵睡意的侵袭，耷拉着脑袋，隐隐约约似乎听到有警报响起，却怎么也睁不开沉重的眼 皮，迷迷糊糊中便忘记了上报。直到保卫处派人来找我，问我今天早上是不是贻误了一个上空，也就是漏报了一个紧急警报，我才恍若惊梦，想起当时的确曾经听到 紧急警报的声音，说是敌军的飞机已经进入到山东半岛这一带了……被吓的不知所措的我只得承认是自己打盹贻误了上空。
按理说出现这样的失误是要被处分的，好在当年我有过立功表现，曾经想方设法通过沿途的铁路站接通了火车上的电话，使单位得以紧急救助了他们出差在外 的同事，事后该单位还敲锣打鼓给我们送来表扬信。本来那年要评我当五好代表的，可偏偏后来又出现了这样严重的失误，最后领导研究决定，既不算我立功也不给 我处罚，功过相抵，以通报批评和写检查的形式做了了结。
如今回忆起来，似乎当年有好几次意外皆是由睡觉引发，如果说上述事件让我备受打击，抬不起头，在那个倡导学习英雄的年代感觉到自己的前途受到了威胁，那么另一起“睡觉事件”则是我受过的最大委屈。不同的是，这次睡觉的人不是我，而是我同住一间宿舍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