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拍着他的肩膀道：“我都了解过了，你在伪满修过铁路，当过近千人的工长，虽然是为日本人做事，但是你心肠好，从没坑害过谁，有中国人的良心。我们看了十来份竞标的图纸，认为你的设计最符合实际，价格也最合理。我们决定，把修建浑江大桥的任务，交给你了。”
父亲不善辞令，感激地握住部长的手，心情激动不已。当即就跟着部长去商量开工事宜。
大桥的正式修建是从冬天开始的。那一年父亲刚好40岁，承担了通化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的全权指挥任务，既承受着莫大压力也涌动着无穷的动力，他要用自己全部的心力来建造好这一座象征着自由和解放的大桥。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一度出现过零下40度的严寒，加上还有国民党要第二次占领通化的谣言，闹得人心惶惶，工程进度不自觉地就慢了下来。父亲着急了，他决定扩大施工队伍，把“两班倒”改成“三班倒”。歇人不歇机，日夜不停施工。
为了保证工期，父亲干脆就住到了江边的工棚里，日夜监守在工地。因为每个班里都有现场问题需要他来解决和定夺，一个走了又来一个，那个冬天下来，他没睡过一宿安稳觉。连大年三十晚上的饺子，都是由大哥送到江边的。
在父亲的坚持和督促下，大桥的建设进度明显加快，终于赶在第二年开江前，如期在桥面上铺下了最后一块钢板。
通车典礼那天，通化市的党政要员和解放军首长悉数到场，十几辆拉着野战炮的美制卡车徐徐通过大桥，两岸同时燃放起鞭炮。
“修文彬寒冬建江桥”成了当时流行的一段佳话。
这座桥虽然是由木头建造的，但却是坚固无比，它在浑江江面上挺立了十多个春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新建起一座钢筋水泥大桥后，才把它拆除。
1953年，为了纪念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市委决定修建“杨靖宇烈士陵园”。
工程的开工仪式很盛大，但是进展却不如想象的顺利，由于山坡的土质问题，陵园围墙屡建屡塌，工程无法继续进行，不得不停了下来。众多的设计和土木建筑方面的专家赶来，一连商量几天也没拿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有人建议易地改建。可是，大部分建筑材料都已经运到山上，易地改建，谈何容易？就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有人想到了父亲，请他出山来帮助“会诊”。
如果说建造一座横架大江两岸的桥梁，展现了父亲高超的建筑水平和指挥能力，那么在这一同样重要的建筑中，展现的是父亲基于中国古建筑知识师古而不泥古的高度智慧。父亲没有什么文凭，但他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完全不亚于科班出身的高级土木建筑工程师。
父亲察看了地形和土质后，当即提出一个既简单又出乎众人意料的设想——建造“地桩镂空围墙”。
这个“地桩镂空围墙”的想法，是从建造铁路和桥梁的实践中演化而来的。铁路建设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地质土层，解决的办法多种多样，地桩固定就是其中一种。修建桥梁更不用说，它是建在水上的，桥桩也是同样原理。这个设想不仅可以解决建造围墙的实际困难，还可以让围墙更加美观。
市领导经过研究后认为，这个想法切实可行。于是把领导“杨靖宇烈士陵园”施工建设的指挥权交给了父亲。
能为杨靖宇将军修造陵园，父亲感到非常荣幸。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就听说过杨靖宇将军的大名，从通化到集安的铁路沿线，正是抗联活跃的地区之一。修建铁路期间，日本人对工人实施严密监视，但工程队的工人们还是尽己所能给抗联战士们提供过帮助和支持。在父亲的掩护下，他们把粮食和棉衣送给了抗联战士，日本人追查时，作为把头的父亲都机智地遮掩和搪塞了过去。所以，父亲不仅是善良的、勇敢的，而且是正直的。
烈士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修好陵园便是对烈士最好的尊敬和纪念。
父亲是个精益求精的人，他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请来教授，一同研究陵园图纸和装饰图案的设计，进行了切合实际的修改，直到他完全满意时，施工才正式开始。
首先开始的是围墙建造。许多人都在关注“地桩镂空”设计的可靠性。依照父亲设计的地桩，按一定的距离深深打入地下，成为围墙的坚固支撑，着力在地桩上的镂空围墙，克服了地层条件的影响，牢牢地立在地面上，成为陵园里一道亮丽的景观。
父亲以他的智慧告慰了逝者英灵。“活鲁班”的名声从此传扬通化城。
此后，父亲成为了通化市建筑工程公司的土木工程师，参与和指挥了英额布水库、军分区大楼等工程的施工建设。父亲以他的聪明和智慧，不断地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题，成为通化市建筑业著名的领军人物。
就在修建杨靖宇陵园的那一年，阎相吉终因久病不治而去世。父亲将他的牌位长供于家中，与我们的祖先一起，享受着永久的祭祀。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他一直坚持两个字：责任。父亲从不豪言壮语，也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他认为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父亲一直用他淳朴的人生观教育着我们要诚实，要踏实，“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这是父亲对我们最重要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并以此来教育我的儿子和我的员工。在修正文化当中，我首推的就是责任——制药企业的责任。我认为责任是制药企业的本质。而这种理念的本源就来自于父亲从小对我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