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得知缉安铁路招工的消息后，有些犹豫不决，为日本人干活，父亲从心里是不情愿的。但又一想，铁路是修在中国境内，而小日本迟早会从中国滚回去的，况且参与修铁路的工程，不同于做木匠活，毕竟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从小日本那里肯定能学到更多的技术。

　　父亲打定主意后，便带着阎相吉去通化参加了施工队。铁路工程浩大，仅木工就有几百人之多。但只有父亲会写字算账，他能够记下所有工人的名字和钱数，并且账目清楚。于是，工头就让父亲给他当半个文书。可这并不是父亲的志向所在。

　　父亲对筑路测量、图纸设计等都非常感兴趣，顷刻之间就能默记下来。晚上回到住处，他将所有的东西画在纸上，自己琢磨其中的奥妙。一年下来，他已经可以画简单的图纸了。

　　就在当年的年底，那个领着几百人干活的工头，从日本人那里领到全部工资以后，携款潜逃了。工人们拿不到工资，无法回家过年，几百人乱成一锅粥。

　　父亲镇定地安抚大伙的情绪说：“咱们大家想想办法，要不和日本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先预支两个月工资，让咱们拿点钱先回家过年。”大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平时父亲在众人心中威信颇高，于是他们一致请求父亲代表大家和日本人交涉。临危受托，父亲义不容辞。

　　面对日本人，父亲的意思委婉而明确，就是希望预借明年一月、二月份的工资，好让工人回家过年。日本人同意了，但是要父亲保证，领到工资的人在春节过后必须准时回来上班。如果有一个人不回来，就要把他送到监狱去“顶账”。

　　父亲回到住处，把话跟大伙转达了。大伙一听，纷纷签字画押，有的跪下来对天发誓:谁拿了钱不回来，天打雷劈。

　　父亲把大家画了押的账本，交给日本人看。日本人最终同意预借工钱。父亲把钱一一发给了大家。

　　年很快就过去了，父亲忐忑不安地从家里赶回工地，让他惊喜的是，所有的工人一个也没少，全都回来上工了。现在想来，父亲不但是善良的而且也是勇敢的，是智慧的。

　　日本人认为，这个“修”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就任命父亲来当木工的“把头”。

　　当了“把头”，除了能够为工人办事，更有机会接触到施工中的高难技术，比如说道路测量、桥梁建设、涵洞和隧道建设等等。他在这个工地的所见、所闻、所学到的知识，已经让他成为整个队伍中技术最好的中国技术人员。整个铁路沿线，筑路、筑桥和打通隧道等多个工种和上千名工人都归他管理。

　　两年后，缉安铁路的修建结束了，日本人想让父亲继续参与下一条铁路的建设，父亲委婉地拒绝了。尽管日本人给的工钱并不低，但对父亲来说，钱不是最主要的，他已学到了他想学的东西，该离开了。

　　这一年，爷爷去世了，父亲决定定居在通化，把奶奶从山里接来。他在繁华的街口，开设了一个木匠铺，招收了几个徒弟，开始过着靠手艺吃饭的生活。

　　抗战胜利之后，为了便于浑江两岸的交通，人民政府根据当时的财力决定建造一座木制的大桥，在通化市开始公开“招标”。父亲闻讯，认为自己有能力为通化市民设计大桥以解决这个最大的交通难题，为新中国建设尽一份力。父亲没有助手，也没有多少仪器，只凭自己的经验和土办法，一连十几个日夜奋战，完成了标书，参与竞标。

　　几天之后，一位解放军的后勤部长来到我家，详细询问了父亲的学历和经历。父亲说他的本事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偷学来再加上自己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