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所有外出清欠的人开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单程车票，收回欠款来，他们就可以用回款买票回来，我还给他们提成，本市提成为20%，省内提成为30%，省外提成为50%；收不回欠款来，返程车票就得他们自己掏腰包；收不回款又没有合适说法的，视为自动离职。我给他们开了个会，把政策讲透，做好会议记录并形成文件存档。

　　一个正常的企业不但需要人性化的管理，同时也要有制度的约束。这是荀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礼法并用”的治国思想，先贤的思想，穿越时空仍放射出智慧的光芒。

　　最终，回来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没有要回来钱，拿着对方付款凭证的复印件回来了，因为对方根本不欠钱，而是药厂当年的销售人员并没有把收到的钱交给药厂；另一个人要回了8000元钱，我兑现诺言，给他的提成就有4000元。

　　我把这两个人留了下来。班子成员基本上还是原来那几个人，一直到1997年，包括财务在内的班子都是原来的。我相信只要我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就能以努力来回报我。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在现今的修正企业文化里，有一条理念就是：做事要深一步、再深一步；对人要宽一度、再宽一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人，我选择宽容，有容人之量才能容天下，容人亦被人容，这样才能做到人和而不断扩大，才能形成核心力量而不断扩展，事业才能长久兴旺。

　　我们东北人从来就不缺干劲，缺的只是观念变革。我在那段时间里重点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转变思维，主动进取。

　　我们厂的干部和工人本身所欠缺的仅仅是商品经济意识和科学的管理理念。要想救活这个厂子，就得大跨度构想、深层次挖掘、超常规运作。但我知道一定要有度。

　　我提出一个口号：要不断地启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总开关。把它制作成条幅悬挂在厂子最明显之处。那段时间我们一周开一次会，就是不断给他们洗脑，树立商品经济意识。

　　很快，生产恢复了正常，厂里人全都忙了起来。

　　我把所有机关干部包括我自己的工资调到了200元，工资向一线工人倾斜。因为产品是由工人生产的，工资的倾斜就是为了激励一线工人，使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更便于管理，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工人的工资提高了，看似增加了成本，但他们的积极性上来了，工作效率提高，残次品减少，实际成本却降低了。并且我承诺，从我接手起，无论如何也要按时给大家开支工资。

　　到了快开支工资的日子，可还没有卖出过一件产品，用什么给工人开支工资呢？我把希望寄托在银行贷款上。

　　银行本来同意贷款50万元，我自己缩减到30万元，本以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可是，到了要取钱的时候，银行又变了卦。说我根本不懂药，贷了款肯定还不上，银行不能冒这个险。要贷款必须要有担保，而原先医药局允诺的用下属企业担保的事儿也是东推西推成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