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厂子大小，好歹是个“一把手”，我有权力下个命令，让别人上房，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先上去了。这件事在工人们心里无疑产生了震撼，也让不少干部感到汗颜。

　　厂里的垃圾、废弃物拉出满满的１０多车。车来了，我和工人们一起装车；车走了，我和工人们一起清扫；我身上流的汗，滚的泥，比工人们还多。

　　我进厂后的一举一动，工人们都看在眼里，谁不盼着厂子活起来，自己好有碗饭吃？看到新来的厂长这样卖力气，谁还能有脸再混下去？

　　几天之后，院子干净了，车间干净了；再过几天之后，机器的转动声响起来了，工人们开始工作了。

　　领导好当，也不好当，领导就是吃苦的人，凡事要带头去做，就是身先士卒，从下到上的所有事情都能够了解于胸，才能领导他人。用我们今天修正的理念来说就是：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对工厂有了大体的了解，摆在眼前的主要是这些问题：

　　厂里干部太多，一定要砍，但是砍多少，又如何取舍？

　　从银行可以贷款５０万元，是全贷还是只贷一部分？贷来的钱干什么用？

　　启动生产之后，具体该怎么做？选择生产什么产品？

　　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像钉子一样塞满我的大脑，又像千万个小兵在我脑里踢正步。

　　勇气和决心我有，但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胆子敢来接这个烂摊子？要是一无所获怎么办？要是得不偿失怎么办？要是彻底毁了这个厂子怎么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五六十人生存的大事。一旦那样的话，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工人？怎么面对我的亲人朋友？怎么有脸面对交警队？

　　其实按当时的环境来说，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那时干部下海都有一定的保障。即使呛一两口水，也不用担心回不到岸上来。到企业工作的机关干部，在原单位中的级别、编制、工资、职称评聘等方面都不会因为下海而受到任何影响，实在干不好，还可以借着“３年内保留级别与待遇”的优惠政策重返机关。

　　在机关待了那么多年，我当然深知这其中的潜规则，我也可以和那些人一样，捞一把就走，即使捞不到什么也不会白白损失什么，大不了回支队当交警去。但是我不想那样做，那样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药厂的那几十名工人，更对不起国家和社会。那样的话我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尽管心中闪过种种失败的可能，但也构思着种种成功的可能。在一次次失眠中，理出了一条条思路：

　　用现有的资源生产能和市场对得上号的产品，用成本价销售积压的库存。

　　经过反复核算，重新启动生产，30万元已经足够，那就减少20万元贷款。

　　原厂长王怀玉仍有干劲，就是思路较少，我觉得他毕竟做了多年的厂长，在某些方面的经验肯定比我足，我肯定有需要他指导的地方。还有主管技术的副厂长老何，他也不能走。

　　厂里的行政人员过多，但是按照当时的机制，他们都是事业编制，不能随便开掉，那就得想出办法让适合的人留下来，让不适合的自己走人。我选择了让他们走进市场去销售产品和清欠账款的办法。

　　全厂40多个干部，除了领导班子5人、化验室3人、财务3人以及兼司机、保卫和劳资于一身的1人以外，其他人全都出去清欠账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