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是严复先生离世的日子。
95年前的今天，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因病去世。严复的形象在历史上是暧昧、矛盾的：一方面，他是积极提倡向西方寻找出路的“先进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他也固执地坚持“旧法不可偏废”。他是一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变革者。
百年前剧烈变动的晚清和初年民国，在年谱上已是往事。但我们所面临的中西文化和现代化方向的问题却并未离开历史舞台，反倒变得扑朔迷离，而这种不确定的状况同百年前已不一样。
喘息声从胸腔中艰难流出，一阵接一阵，微弱而沉重。1921年10月的严复先生不行了。糟糕的身体在五十岁以来就每况愈下，而咳喘病，还有用来缓解痛苦的鸦片，已成了生活中最折磨他的两件事。
但他的思维还是那样清晰，气已短，却强忍着在书桌旁坐下，决定提前留下遗嘱，“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十月三日……”，结束了简短的开篇，随即把“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列在了遗嘱赠言的第一条，期望自己的子女、同时代人和来者既不固守但也不偏废中国千年来的传统。他主张“旧法可损益”，相信温和的改良和启蒙方案，比激进的革命更可能指引探索出现代化的方向。
1921年10月27日，遗嘱成信刚两周，严复先生在福州郎官巷16号的住宅中撒手人寰了，终年67岁。他结束了身体的痛苦，也结束了在世人看来矛盾且不可理解的一生。既被推崇为开一代风气的变革思想家，也被惋惜在晚年落伍于时代而变成一个守旧的保守老人，其矛盾形象被长期定格于此。
严复先生写下遗嘱的第二周，也即逝世的前一周，武昌起义迎来了十年周纪念日，梁启超撰文评论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简单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民主共和观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正在成为一个上升中的共识。但严复到临终仍坚持中国的未来在于温和的改良，却在文化精英中并未收到追随的回声，也显得不太合乎时宜。
而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就发表过《政治讲义》和《<民约>评议》等文，批判卢梭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导致辛亥革命所产生的混乱局面。他指出卢梭的《民约》(即今译《社会契约论》得到国内追捧后，“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所谓“谬”，错在哪里?严复说，社会契约论仅仅是卢梭自己推演出来的，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即便是远古人也并未是自由的，而帝制也不是一无是处，据此将卢梭的学说比拟于占星学。应该说，严复在理解卢梭的学说上是存在偏差的，但他的目的很明确，反对辛亥革命和那时的革命风潮。到了民国初年，他直接批评了初年的议会民主政治，肯定袁世凯的“权威政治”而提出被称为“尊孔保教”的主张。
文化精英很困惑，不禁怀念起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严复。甲午战争爆发了，他是那样的义愤填膺，在新式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气势恢宏的时论文章，抨击晚清时政而挥斥方遒，康有为和梁启超还表示了他们对这些时论文章由衷的钦佩;戊戌变法失败了，尽管未直接参加变法行动，但严复也沉浸在持续的悲痛中，站出来表达他深切的悲愤和同情，专门作下长诗《哭林晚翠》悼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这是青年和中年的严复，既被归入到革命派思想家，也被认为是戊戌变法派的同道之士。这样的归类，似不为过。
孤独者的冷峻探索
严复在艰难的喘息中逝世了，所育五男四女，在临终时却只有二女儿严璆陪伴在身边，可谓名副其实地逝于寂寞。这或许也昭示了严复在政治思想上的孤独，如今看来，尽管但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和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等职务，但他的主张显然既没有得到时代的回声，也没有真正意义的门生。
晚清政局剧变，军事、政治和社会领域都面临了西洋的冲击，如何在中西文明中做出选择成为那时最深刻的问题。如果说严复是温和的保守主义，却并不特殊，政坛上的张之洞，以及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派，都大致如此。相比之下，严复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的推崇更加持续和坚定，判断出那是西洋社会日臻富强的原因，而也是中国启蒙的方向，但即便如此，还是和同样主张学习西洋的革命派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严复双重否定了保守派和革命派。他的基本观点是，不管是欧洲的工业文明，还是传统中国的农业文明，都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是长期适应自身面对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压力过程中演化出来的社会有机组织。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自主的企业、团体与个人，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以及议会民主政体等等，都是社会有机体内“各司其职”的“器官”，彼此相互配合与依存。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官僚、科举与名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内部“相资相用”的因子。如此一来，偏激的剥离西方的某一个组成器官做移植，都可能因失去了西洋社会的整体环境而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内部无法协调。
严复的思想源泉是他翻译达尔文进化论主将赫胥黎的《天演论》(即今译《进化与伦理》)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今译《社会学研究》)。欧洲早期社会学模仿生物学而提出的“社会有机论”，将社会的构成比拟于生物的器官。但同时，社会的有机的构成又是变迁的，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学提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进化思想，演变过来的社会进化论将社会文明同样认为是成序列进化，而存在先进与落后的优劣。
很显然，严复意识到了中国在西洋文明面前的地位姿态，但又由于受“社会有机论”的影响，而选择了渐进启蒙的路径。帝制和农业文明塑造了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如果国民性的基础不改，“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革命并不能带领中国走向现代。但这不意味着严复否定现代的自由和民主。他历数八股的局限，“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而主张新办新式学校，欣赏西洋各国“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重视教育。
严复的选择很明了，他相信以“开启民智”的启蒙事业为根基，现代化的未来才可能。在此意义上，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895的文章《原强》中最早称呼中国人为“病夫”了。为了启蒙事业，即便翻译《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等书，严复也用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
尽管被指早年傲慢，但严复确实是一个冷峻而务实的探索者，不附庸浪漫主义的潮流，在复杂的中西文明碰撞中寻求稳健和温和的道路。但自古来，经济和军事就很容易见证输赢，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就困难得多，往往只能依靠争取“民意”而论证优劣。晚清民初，遭遇西方的冲击，政治和社会氛围较难以接受偏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拔本塞源”的革命主张更能赢得支持。时代显然等不及严复。
但即使到了今天，经历一个世纪的冷静，严复的面孔依然不是那么清晰。既推崇西洋的自主和自由，但也主张婚姻的目的是“承祭祀，事二亲，延嗣续，故必须承父母之命”，致使长子严璩和三子严琥终身受此之累。既翻译西洋典籍，也卧床吸食鸦片。私人生活中的他，曾经或被回避，或被丑化，但现在，却又有了一些辩护和诗意的美化。但这正是严复，一个有着自己的局限和痛苦的人，不需回避，更不需美化，而并不会模糊那个独立而冷峻的形象。
历史很难跟实验一样做假设。晚清民初，严复是否更可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不得而知，而一切惋惜和感叹只能是推测。我们能切身体会到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增长，但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反而容易在现代化方向上不知所措，自傲自大而可能偏离人类文明的主流。推崇原教旨主义的儒学兴起，严复对传统中国的观点被选择性使用，而不顾严复完整的思想。严复先生所指出的晚清民初的“国民性”，“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经过百年中国的努力和反思已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也正是他毕生从事的“启蒙”事业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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