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朋友在几个月后跑了。一开始认为他叛逃，那天晚上正睡觉呢，部队紧急集合，团长说："投降就让他投降，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子弹，上膛！"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边境线上，最后突击了一天也没找着。因为他的朋友回家了。

　　有一次刘震云去他村里看他，发现他在家里摆了好多书。村里人都说他疯了，农村孩子老不下地干活，在家看书，不就是疯了吗？过了几年，听说那朋友杀了人。起因是女朋友也说他疯了，找了另外一个男的，他朋友"咣当"一锤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局审讯他朋友。一堂审下来，把公安人员的脑袋都弄大了，说没见过这么疯的人。问他一句话，他能说上几十句，语速特别快，都是《资本论》上的话。县公安局的人哪知道这种语言，纷纷嚷道："他疯啦--"

　　刘震云最后总结说，是一个疯子把他领上了文学道路。但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他妈妈。

　　刘震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觉得写作是件简单的事。她在镇上卖过酱油，那时开始学字。酱油店旁边是个书店，她去抓了一本书开始看，一抓就是鲁迅的书。后来她知道儿子以写作为生，聊天时就说："你现在也写东西？这工作不难。"刘震云说："我觉得挺难的。"母亲说："鲁迅在写东西的人里边算是一大个的吗？"刘震云说鲁迅可成啊，好多人都觉得他写得挺好的，把他当祖师爷。母亲说："嗨，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我看过他的书：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都能写出来，我就是识字少，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很容易。"

　　一开始写东西很占便宜

　　刘震云的第一部作品是《塔铺》。当时写东西很倚重生活描写，对内核的东西不一定完全领悟，但写生活本身的时候作品会帮作者厘清相关事物。"就好像你在地里，一锹下去，有杂草根、蚯蚓啊什么的，你未必知道一锹下去有这么多东西，但土地确实有这么多含量。所以一开始写东西很占便宜。"

　　《温故1942》是刘震云最看重的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它写得既感性又理性，是个好作品，包括它将要拍成的电影也是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1942年，河南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更可怕的是，后代把这些事全忘了。中国是个特别容易遗忘的民族，这当然也和它经受的苦难太多有关系。那场灾害本来不该死那么多人，可是当发生旱灾的时候，一批人逃荒到原本荒凉的西北，饿死了。日本人进攻河南，蒋介石想把灾区甩给日本人，日本人坚持不进兵，不给蒋撤退的借口，双方军队形成了僵持，就在这僵持中，河南人一个个倒下了。刘震云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长民族的记性，避免灾难的重演。

　　笨人有笨办法

　　刘震云说自己读书受两个人影响较大，他们都姓李，都是评论家，一个叫李敬泽，一个叫李书磊。"他们读书比我多，有好书就推荐给我。这一阶段我在读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和奈保尔的《百万印度的哗变》。"

　　刘震云每天上午下午各写三个小时，每天创作三千字左右。每一次创作都是一个寻找新发现的过程。"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但笨人有笨办法，笨鸟先飞。当对一个看法出现自我分歧的时候，可能有三种写法比较好，聪明人可能一下子知道哪一种是最好的，但我不知道，仨都要试，都写出来，可能试出一个好的，也可能发现第四种。自我表扬的说法是勤奋。"

　　刘震云认为文学创作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写作经验少、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用复杂的事说复杂，但当作者人生阅历多了以后，会喜欢用简单的事说复杂。简单不是简陋，像孔子、胡适等人的书，都用最家常的，最物质的，像茶杯啊，烟啊，说明另外深奥的东西。他们就不是用哲学来说哲学，而是用生活说哲学，甚至超越了哲学范畴。另一方面是，一开始写东西特别容易用人的第一反应，第一反应就是直觉，写东西节奏容易顺。写作的经验、阅历多了以后用的就不是第一反应，第二反应、第三反应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更多一些，会显得作品更疙里疙瘩。比如《手机》里一个场面是开会，各人手机响了，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大家都在说话，把会议干扰下去，但《手机》里选了一个细节，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听，他不说话。一个说话的场面一个不说话的场面，这细节就比那个好一些。

　　"有时候写东西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阶段爱写这个东西，另一个阶段写另外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作家的风格在不断变化，那么证明这个作家在不断探索，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我们发现95％的作家写的第一篇作品和最后一篇差不多。一以贯之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创作性的。另外探索和创作跟年龄特别有关系，《一地鸡毛》我是二十多岁写的，到三十多岁更张扬，就写《故乡面和花朵》那类作品，到《手机》就四十岁左右了，这时候和过去就又不太一样了。"

　　一也可能成为零点八

　　在《甲方乙方》里刘震云演过一个情痴，至今为止他就演过那一个角色，还是一个特别不着调的角色。当时也是因为好玩，冯小刚告诉他说就坐一块吃顿饭，结果一坐就是七天，刘震云烦了，不去了。很多人劝哪劝，最后葛优说："您是一大演员啊。您的演技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但您的做派确实是大演员！我没这么等过别人哪。"

　　刘震云说他写剧本是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他只改自己的小说，编剧不是他的职业，他也没有给哪个导演出卖过劳动力。他认为，电影剧本和小说的关系一直没有摆正，其实不论哪个东西在前边，后边的应该是沾前边的光。如果小说在前边，电影剧本在后边，因为小说把所有的选择都体现出来了，剧本可以比着小说择出需要的；如果电影剧本在前边，小说应该比电影剧本写得好，因为可以站在材料和实验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小说。但是中国的作家确实把这事给弄拧巴了，先有电影剧本的时候，小说就成了剧本的扩充，注了好多水，变成了剧本的附庸，结果现在根据电影写的小说就没法看。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小说和电影非常不一样，看电影是看热闹，就像听好多人在大厅熙熙攘攘地说话，看小说则像两个人在灯下谈心。如果小说成为电影的附庸，那剧本的一就可能只成为零点八，如果站在电影剧本基础上重写小说，那就是一加二等于三了。

　　"《手机》小说起码能把这个颠倒的事实再颠倒回来。而且小说是三部分，电影只用了其中一部分。电影改小说，是电影吃亏，没有哪个电影可以像好小说那么丰厚，电影一个半小时看完了，小说几十万字可以读一个月，时间上不成比例。另外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晶，有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等等，哪个环节掉链子整体分数都会向下减，小说的修改则是个加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