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的攻击性与施虐-受虐

作者:施琪嘉来源:中华励志网 2008-10-28

母性,太过母性

--青春期的攻击性与施虐-受虐

我们常常说,祖国啊,母亲!不过,在有些国家(如德国),则把祖国称为父亲国(Vaterland)。称为母亲的国家是否更看重母亲对孩子的养育,而称为父亲的国家是否更看重父亲对孩子在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呢?

母子的感情是否和母女的感情一样呢?在我国,人说女儿是母亲身上的贴身小棉袄,我们常常看到,夫妻吵架,很多原因缘于女方的“扒家”,婆婆方指责女方过多地关注自己的娘家,临放假过节,大包小包地将东西往娘家拎,对娘家好的女儿可以说还特别表现在那些在幼年时并非受到特别好的待遇的女性的身上,她们总觉得自己还给自己家里补贴得不够,总觉得自己对娘家有特别大的亏欠。这特别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时代尤其突出。

相比之下,儿子对自己家庭则变得越来越马虎,长兄如父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没有所谓长或幼之分了)。青春期的时候不是和父亲搞不好关系就是和母亲像仇人一样,轻辄冷眼相看,重则拳脚相加,再长大则约会,长期不回家,成家后还不断要家里补贴,从投资效益来看,无疑属于大斗出,小斗进,风险大,收益小,甚至血本无归的类型。偏偏,天下的母亲是个受虐者,看着屁股冷还是将热脸贴上去,如果说,以前太监和皇帝之间是受虐和施虐的绝配的话,在今天,我们的母亲和这样的儿子之间也是这样的一对受供需求的绝配。

有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这样的供求关系呢?

用施虐和受虐来形容这种关系似乎有些过份,在心理学的定义上“施虐”和“受虐”是一种病理性的行为,常常与性的攻击行为(性犯罪)或攻击性性行为(性虐待)有关。发生在青春期母子之间的行为似乎更多具有攻击性,而不一定与性有关,不过人们经常把施虐-受虐和攻击性联系在一起,当成同义词来用了(Laplanche & Pontalis, 1973, 447)。我们若以以下的例子来看,这种关系则有着更复杂的背景,在理解性的含义方面,也需要有更广泛的知识和更深入的理解。

小刚今年16岁,身体从外观上还看不出来有多少发育:脸上没有带脓疱的疖子,没有看见喉结,声音甚至还带着几许稚音。不过,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像个小大人似的很规矩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很自然地看着我。我本人的性取向从众,但仍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这样漂亮的一个男孩,在泰国可能无须修正,就是一个瓷亮的“人妖”!或者,没准儿,他还是哪个朝代的书童变来的吧。治疗师要允许自己对来访者进行自由联想,这种联想并不一定总是治疗师自己的,有时,它就是来访者所传递过来的信息。我把这种感觉放在心里,相信,以后会回到这一点来。

小刚在武汉的一所重点中学念书,这个学校在湖北省中学界相当于清华、北大的名声,每天早上六点一刻起床,下午5点下课,7点晚自习,但很多班上改为6点后,吃饭、休息的时间就只有一个小时了,因此,活动的空间就只有早上起床后的5分钟晨跑,课间操,其他业余活动基本没有机会进行。本人也从该校毕业,记得当时下午4点多就下课,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用来活动。

小刚的学习成绩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在班上排在前3名内,平时,他根本不需要什么培优,不需要在校外租房子学得更多更晚。不过,小刚说,因为他刚上高一,别人都这样做,所以他妈妈也准备这样做。

近3个月来,据他母亲讲,小刚出现烦躁,经常在家里发脾气,摔东西,甚至对母亲拳脚相加,有时又号啕大哭,学习成绩自然也下降了许多。母亲非常痛苦,完全不知道,到底是小刚的哪一根筋接错了,一天,在又一次大发作之后,母亲终于听到了小刚带着哭腔的诉说:你们以为我喜欢这样,我完了,这辈子都完了!

小刚对着我,看得出来,他是有备而来,他很坚定地从开始就把他母亲拒之于我治疗室之外,然后,小刚几乎是流畅地说出他心中的烦恼。

原来,小刚自幼就有隐睾症,曾经为此做过手术,不过那时他很小,对此没什么印象。初二,初三时,很多男孩子就开始说什么“勃起” 的话题,而且他们还对女孩子,对性交等津津乐道。

我是一个不算老派的人,也见识过很多青少年所谈论的话题,但在心里还是为小刚的描述感到感慨。我记得我刚进医学院的时候,学解剖学,生理学,提到“结扎”二字,我才知道,原来,血管也可以“结扎”的,并非以前我们经常听大人在谈论计划生育的话题时把“结扎”念经一样地念,那时,一些小孩子好奇地凑在一起,讨论结扎的含义,头脑中闪过女人、生孩子、性等模糊而又兴奋的一些概念。记得大学一年级和一些上了工科的高中同学在一起闲聊时,提到“结扎”二字,他们惊呼起来:你们听哪,他说“结扎”这个字。他们的口里发出一阵阵啧啧丝丝声,像害怕被开水烫伤一样,又好像是羡慕和赞赏。大三的后半学期,我的另外一个高中同学每次到我的大学宿舍来玩时都要求看看《妇产科学》,他是一个工科生,在工学院里,女生在一个上百人的班上的资源分布只有3-5个,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要获得追求的成功,要有超强的综合实力,一般的做法就是从高中同学入手,从老乡入手,从本小组同学入手;退而其次就是从周末舞会入手,从学生会工作入手,从医学院的学生入手(那里女生的比例要高许多);最后,就是从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入手,了解对方的身体心理结构。我的这个同学长相浓眉大眼,轮廓冷峻,但俊不过潘安,酷不过杜丘,于是,他选择了上述的最后一条路入手,索性将我的《妇产科学》借回家看,等返还时,我随手一翻,就可以翻到女性解剖结构的章节,可见他学习得多么努力。与文革时期相比,这种生理卫生知识的获得总比偷看《少女之心》来的正大光明。

现在的资讯发达,孩子们开化早,按小刚的描述,已经开口闭口将勃起和性交当作日常话题毫无遮拦地来谈了,这不由使我联想到我们社会的成人,也在很多场合里口无遮拦地讲黄段子。孩子还是出于好奇和生理上的发育、冲动所驱使,成人,则更可能出于对他人的意淫和侵犯的动机。

小刚说,他们讲这些,我开始很不习惯,觉得他们真是和我不一样,时间久了,我则开始怀疑是否我是和别人不一样:我对女孩子毫无兴趣,我对他们所说的话题也没有兴趣。

我问,你自己没有这些反应吗?

小刚说,有,高中后更明显些,我感到,我的勃起和他们所说的女孩子没有关系,而是经常在我上课有些疲劳时,或者校服比如裤子穿得比较紧时出现,有时,做操时也有勃起,但都不是他们说的那种情况,我对女孩子毫无兴趣。但他们谈论多了,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这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做的手术,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是不正常的,我在上厕所时开始注意别人,担心自己不够正常,以致于我现在到人多的地方上厕所小便就解不出来,回到家里,或者一个人关在有隔档的便池里则正常。我洗澡时也担心自己的睾丸太小,曾经和好朋友谈起,他们说,有一种情况是睾丸一直没有下降到正常的位置,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今后结婚不能生育,甚至,我担心自己会得睾丸癌。

小刚的情况在有些父母看来会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同性恋的倾向,一个简单的鉴别办法为询问这些青春期的孩子的性幻想对象,看是否是异性。小刚虽然性幻想阙如,或者其对象不是异性,但他自己的担心正好说明他的问题不是性取向的问题。

我接着问小刚是否有遗精的情况。

小刚说,有,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做课间操时,就控制不住地勃起,有时还会有东西流出来,我怕死了,怕自己得了怪病。

青春期孩子因为缺乏卫生常识,因身体的改变而害怕、担心,甚至出现自责、自卑,影响学习的例子太多见了。它来自社会和家庭对生理健康教育的不正确的态度和羞羞答答的方式。

小刚说,生理卫生科目的老师每次讲到关键的时刻就跳过去。

我问,什么是关键的时刻?

小刚说,就是特别黄的地方。

我笑着问,什么是特别黄的地方?

小刚笑了。

我却很严肃,因为肯定是成年人的态度,才对孩子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自己的身体有些地方是肮脏的,不该提到的,下流的。孩子们在谈到无法回避的身体改变时,也会以这样的观念去扩大化。我想到有的中学教师和家长,当孩子好奇问起这方面的事情时,轻辄训斥到,一边儿去,好好学习,不要瞎想!严重的随手一个大巴掌就骟了过去。

记得曾和科室的几个教授聊天,都是医学教授,一个到过美国留学的教授说当他7岁的孩子问到他是如何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十分为难。现在的孩子知道精子、卵子,也知道精子和卵子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孩子,但他们会问:精子和卵子怎么会有机会在一起见面的呢?这个问题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教授也感到为难,更别说那些没有医学背景的其他人了。余华在他的新书《兄弟》中对孩子们在青春期的探索行为有着绝妙的描述:

李光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骗子,他让宋钢在床上坐好了,就像在电影院里看电影那样坐端正了,他搬了一条长凳放在宋钢的面前,自己趴在了凳子上,他仰起头指了指长凳说:

“这好比是我妈。”

又指了指自己说:“这好比是你爸。”

他把长凳比喻成了李兰,又把自己比喻成了宋凡平,然后演义起了什么是嘴巴吃嘴巴。李光头压在长凳上面,双手抱着长凳,嘴巴亲着长凳时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他的身体随着响声开始上下蠕动起来,他一边亲着一边动着,一边对宋钢说:

“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

宋钢不明白他身体为什么动?宋钢说:“你身体动来动去干什么呀?”

李光头说:“你爸的身体就是这样动来动去。”

宋钢咯咯地笑:“你真滑稽啊。”

李光头在长凳上蠕动得越来越快,他开始脸色通红呼吸急促起来,宋钢害怕了,从床上跳下来,双手推着李光头的身体说:

“喂,喂,喂,你怎么啦?”

李光头蠕动的身体慢慢停下来,他起身后满脸惊喜地指了指自己的裤裆,对宋钢说:

“这么动来动去,动得小屌硬邦邦的很舒服。”

随后李光头满腔热情地让宋钢也趴到长凳上去试试,宋钢将信将疑地看着李光头,他趴到长凳上时发现上面都是李光头的口水,里面亮晶晶的好像还有鼻涕,他摇着头重新坐起来,他指着长凳说:

“你看看,都是你的鼻涕。”

李光头十分羞愧,干净用袖管擦干净长凳上的口水鼻涕,让宋钢再次趴到长凳上。宋钢趴上去后又坐了起来,他挑剔地说:

“都是你鼻涕的气味。”

李光头深感歉疚,为了让宋钢有福同享,他殷勤地让宋钢的脸趴到长凳的另一端。宋钢重新趴到长凳上,李光头像一个教练似的指导起了宋钢,让宋钢的身体怎么来回蠕动,他不断纠正着的宋钢的动作,当他觉得宋钢蠕动时越来越像宋凡平时,他擦着额上的汗水坐到了床上,十分满意地问宋钢:

“舒服了吧?小屌硬了吧?”

宋钢的回答让李光头大失所望,宋钢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他坐起来对李光说:

“长凳硬邦邦的,硌得我小屌很不舒服。”

李光头疑惑地看着宋钢说:“怎么会不舒服呢?”

接下去他殷勤地把两个枕头放到了长凳上,他觉得还不够松软,又把里屋宋凡平和李兰的枕头拿出来也放在了上面,他殷勤地笑着,殷勤地对宋钢说:

“这样你肯定舒服啦。”

宋钢盛意难却,趴到了枕头上面,在李光头的指导下动起了身体,他动了几下又坐了起来,他还是说不舒服,他说枕头里像是有小石子,硌得他的小屌都疼了。

然后奇迹出现了,两个孩子欣喜若狂地发现了剩下的那一袋大白兔奶糖,他们的父母把大白兔奶糖藏到枕套里了。他们曾经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地寻找,没有大白兔奶糖的踪影;爬到床底下寻找时将自己弄得满身的灰尘,将被子铺盖翻过来寻找时又差点让自己喘不过气来,还是没有大白兔奶糖的踪影。他们的寻找就像是在大海里捞针一样,就在他们彻底泄气,不再找的时候,大白兔奶糖自己在枕头里出现了。

我的一个在荷兰的同学,其女儿今年15岁,她谈到在国外上生理课时的情景,生理老师会用实例图解毫不掩饰地讲生理卫生知识,一次生理老师忘记带男性生殖器的模型了,随手他将自己的午餐材料――香蕉拿起来,神情自若地讲解起来,讲完后,问大家是否懂了!得到肯定回答后,剥开香蕉皮,几口将它吃了进去。老师的态度越是自然,大家对自己的身体的认识也就越自然。

行文至此,大家不要以为本文又在重复许多书里讲过青春期的生理卫生知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身体是每个人早期认识自己,并通过它认识外界、处理焦虑的一个重要工具。性是身体发育过程中的一种强烈而重要的体验,身体的改变、情感上的强烈刺激常与外界人际密切关联,因此,我们在理解性发育、性行为,在谈论施虐、受虐、攻击性的时候,最好是把个体发育的周围环境联系起来看。

母亲对孩子经常抚摸,亲吻,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以至于自己这个人是有价值的,弗洛伊德用“自欲”来形容这个过程,即孩子的发育过程中,会通过自己的身体的不同部位去表达对外界的态度,最后也形成对自己的态度。比如,用口唇表达满足、安全、亲密,如秀色可餐,唇齿相依等,反之就是不满和诋毁,如口诛笔伐,唇枪舌剑;用肛门或生殖器表达控制、攻击,如毛诗中的:不须放屁,试看天下谁能敌!反之就是被控制和服从,如失控就屁滚尿流,受控则屁颠屁颠的(形容跟屁虫的样子)。许多国骂包含了生殖器的结构,钱钟书在围城中在描述一个司机对抛锚的汽车咒骂时含蓄地说该司机已经和损坏的汽车零部件的所有女性家属都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一个久居北京的德国人Kai Strittmatter在他已经三版的《中国通》( Gebrauchs Anweisung fuer China,2004)一书中专辟一章来讲京骂,他提到,京骂中的Sha Bi和Niu BI很接近,均提到女性生殖器,前者是恶狠狠地攻击,但有时也表示亲热,后者则表达了强烈的亲近和崇拜。

弗洛伊德在早期提到攻击时认为它代表着毁灭、死亡,是不利的坏的成分。 现在,我们知道,适当的攻击性是人类发育进化的必须,大可见于旨在生存的战争、杀戮,小可见孩子因饥饿或不适而哭闹、拒食。允许、理解和接纳这种攻击性的表达对幼儿整合他们的不安,形成对外界较为恰当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反过来,母亲对孩子从事危险的行为,如玩火、玩电、玩刀具加以拒绝,或者,在成长中让孩子分床,让孩子懂礼貌,对孩子来讲也是攻击性的表现, 显然,在关系中来看攻击性则有着正性的含义。

不过,有证据表明,女性在社会上有容易被攻击的倾向,显然,这种指向女性的攻击性有着更深层的动力性含义。

我想起小刚的母亲第一次来见我的情景。作为一名神经科医生,我平时有神经科的专家门诊,专家挂号限号20名,病人随机来诊,挂着就可排号看病。每个病人在医生这儿交谈的时间平均为5分钟,焦点集中在询问病人来诊的原因,并辅以体格检查,以对疾病作出判断,复杂的病例的检查时间可以到10-15分钟。而我在一周中还有两天上午是对外挂心理治疗的门诊号,接待因心理问题前来咨询的来访者。由于对心理问题的判断要从来者的叙述中获得资料,加以综合,一般对来访者没有专业的体格检查(可能会安排心理测量),所以第一次晤谈(初始访谈)的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左右,以确定下一步的治疗计划。

小刚的母亲是在挂神经专科号的时间来诊的,但她明确地说,她就是来看心理医生的,是自己的儿子的问题,她儿子不愿来,她今天是自己来的。

我对她解释到:看心理需要在专门的时间来诊,我请她明天带孩子来诊。

小刚的母亲并不听我的讲解,她强行挤进诊室,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滔滔地开始了她的描述。我在这种压力之下,折衷地让她表达,并告诉她我只了解一下基本情况,详细的情况还是得明天来解决。5分钟过去了,小刚的母亲仍在继续她的讲演,似乎她并不在意我的存在。

心理治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为“设置”,就像外科医生手术要划定范围,消毒一定区域,以保证手术的无菌和最后的成功一样,“设置”是保证心理治疗顺利治疗的前提。其中,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用专业的技术来讨论问题是基本前提。心理治疗的初始访谈基本是用来判断问题所在,确定治疗计划。而小刚的母亲根本没有耐心听我讲解这些治疗的前提条件,这首先给我非常不适的感觉,我体会了一下,这种感觉有烦躁、愤怒和不被重视。这种感觉被小刚母亲后来的表现进一步地证实了,比如,小刚的母亲看见我反复强调设置,阻止她进一步诉说时,便问:你们这儿还有别的医生吗?你怎么像一个机器一样?虽然我已经做出妥协,但这种妥协是她进一步表达不满的开始,似乎,不满的攻击性地表达比寻找问题的解决更重要。

动力性心理治疗中强调移情和反移情的概念,即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发生的事情并不单纯是当时他/她和治疗师之间发生的情景,更代表来访者过去经常体验到的情景,治疗师的反应也不单纯是治疗师对当时情景的一般反应,更又有可能是在来访者的诱发下所产生的一种特别反应。

我相信,我的感觉也会是小刚熟悉的感觉,而小刚的母亲对我的态度,也会是她经常对小刚,乃至对一切人际关系的态度。我的感觉很快从小刚那儿得到了证实。

小刚说他从小就在女人堆里长大,因为父亲很少在家,而且也疏于与他沟通,他接触最多的人是妈妈,外婆,小姨,他自己都讨厌自己过于仔细、拘泥细节的习惯,觉得这种婆婆妈妈的感觉来自他的生活环境。

当问起他是否和父亲什么交流时,他说几乎没有:见不到人,也听不到只言片语。

我自己在那一刻有几种复杂的感觉涌了上来,他在我面前完全敞开心扉,就像我是他父亲一样,而这种机会在他那儿是在是太少太少了,在这个时候,一开始给我的“漂亮”的感觉得到了解释—这是个可以培养贾宝玉的家庭,小刚无需要产生对女性的幻想,因为这对他来讲太熟悉了,潜意识中,这种带有对女性性幻想的产生大有带来乱伦恐惧的后果。在行为中,小刚喜欢在学校住读,离开自己的家庭,在现实中,他妈妈要他到外面租房子住,要求他参加各种培优。小刚觉得自己和同学格格不入,又很想回到母亲给他租的房子里重新过依赖和被控制的生活。

在治疗室中,小刚和他母亲的关系明显是一个君臣的关系,小刚对他妈妈十分不耐烦,根本不让她讲话,而小刚的母亲则一反她在治疗师面前的控制者的形象,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服从者。

这就回到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施虐和受虐的关系模式,小刚的母亲不是扮演一个施虐者(与治疗师),就是扮演一个受虐者(和小刚)的角色。

芬尼奇(Fenichel, 1945)认为,施虐的行为是一种特别针对阉割焦虑的自我保护行为,而且,它还与性冲动及自我毁灭的巨大焦虑有关。

门厝施(Mentzos, 1982) 进一步扩展了上述观点,认为,施虐受虐者双方实际上是害怕失去控制,失去关系。

如果小刚是害怕失去母亲的话,则小刚的母亲则可能是害怕失去丈夫及代替丈夫的儿子。

孩子对要离开这样一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充满着矛盾,一方面,离开意味着不再受其控制,意味着不再依赖她,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给对方造成攻击和伤害,意味着让她终结一种功能。

我在德国时,认识一对经常打架的夫妇,最严重的一次为那男同事在答辩前将他妻子打成重伤,眼睛打成比送台湾的熊猫还像熊猫,其妻子打电话报了警。当时,大家很看不起这个男同事,因为他打女人,还闹到众人皆知,丢了中国人的脸,如果被指控,那他不仅不能参加答辩,还有可能遭到司法起诉。他妻子马上被安排到和他分开,住在我宿舍的对面。一天晚上,我的门被怯生生地敲开,我看见这男同事端着很大一钵鸡汤站在我面前,求我帮他敲开他妻子住所的门,他亲自给妻子上门道歉、赔礼。

大家在背后多次议论到这对夫妇离婚的可能,他妻子在我们面前也不避讳说他丈夫是如何对他凶狠无情,是如何心胸狭隘,总之,我们认为这次这对夫妇必离无疑。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大家都不知道的“鸡汤故事”之后,这对夫妇和好如初,这位男同事顺利地参加了答辩,妻子也改口说他那天是失手错伤。后来,我了解到,在这对夫妻的早年集体宿舍生活中,他们就经常从楼上追到楼下,互相打骂。这对夫妇现在仍然在一起生活得很好,比起很多看似稳定,最后却以离婚告终的夫妇关系要长久许多。

谁是这种带有强迫性施虐-受虐关系的始作俑者?女性的惯有社会模式和家庭中男性的缺如!

谁是这种带有强迫性施虐-受虐关系的终结者?父亲!

目前我国的孩子培养体系在象征层面上母亲的意味太浓,全家围着一个小皇帝,伺候吃、伺候喝、伺候穿,除了造成孩子离不开母亲,离不开家庭的感觉外,母亲需要这样的关系来维持自己的价值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造成这种情形的因素十分复杂,不能在此进一步展开。在小刚的案例中,小刚母亲的家庭自小就培养她不落人后,以至于在她的内心里需要用完美主义来要求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孩子,否则在她内心里就会失去控制。由于小刚的父亲不能介入其中,因此就形成这样带有强迫性质的控制-被控制、施虐-受虐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小刚是借助青春期的萌动找到一种摆脱这种关系的出口。

作为第三者可以将孩子带出具有吞噬性的母子关系,其实,这种母子分离意味着儿子对父亲身份的认同,对父母的夫妻关系的认同,于是,孩子就摆脱了脱离母亲的内疚,也摆脱了其性的对象的乱伦内疚和由此导致的阉割焦虑,从而能够自己去发展成熟的朋友和男女关系。换句话说,父亲在恰当时刻的介入使得孩子能够发展出一个均衡的三角关系而非控制性的二元共生关系。梅郎丽.克莱认为,父亲在孩子内心的有效介入,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有首诗这样写道:

父亲---男人最温馨的名字

父亲是伟大的

我为他敬佩

父亲--您是一棵大树

春天倚着您幻想

夏天倚着您繁茂

秋天倚着您成熟

冬天倚着您沉思

父亲,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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