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价值观之研究

作者:花开无声来源:中华励志网 2011-09-05

价值观一直是哲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价值观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又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同时,价值观也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又是重要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们就价值观的心理结构、过程、功能及其测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深入揭示人格的结构、类型,了解行为决策过程中价值观在解决动机冲突和确立某种态度、意向时的作用,分析、预测及塑造、校正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协助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就国内外价值观的研究作简要的概述并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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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定义

(一)价值观、价值取向、价值体系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价值观的研究始于1926年Perry对价值观的分类。但对价值观的定义曾一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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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研究者们才在价值观的基本定义上达成共识。1951年,Kluckhohn将价值观经典地定义为:价值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the desirable)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同时,他将蕴含于一个一个有关“值得的”背后的有关对大自然的看法、对人在大自然的位置的看法、人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以及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时对值得做及不值得做的看法的一整套具有普遍性、有组织的构念系统称之为“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 )。

1973年,Rokeach 将价值观定义为:“一个持久的信念,认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对个人或社会而言,比与之相反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更可取。”他认为,价值观是一般性的信念,它具有动机功能,它不仅是评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和禁止性的,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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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们大都认为,价值观是社会心理学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它是比态度更抽象、更一般的具有评价性、选择性、规范性的深层心理建构,是文化成员合理的信念体系。总之,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事物对个人或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观念,它是一种有层次的结构,因而也被叫做“价值系统”(values system)。当一种价值观经内化而成为人的行为向导时,就称之为“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稳定价值观的动态表现,纵观已有的价值观定义,无论是50年代 Kluckhohn的经典定义,还是70年代Rokeach 具有开创性的定义,其出发点和前提都是将价值观看成个体的心理现象和个体的社会心理现象,其内涵也仅是价值观的个体系统。

(二)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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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Parsons 把价值观视为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系统(Shared symbolic system ),而文化人类学家则将价值观作为某一文化类型的特征加以研究。同时,随着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及其有关价值观内容研究成果的问世。使价值观的研究从个体层面逐步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从而引发了许多关于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与文化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研究。

个体价值观即个体的价值体系。杨中芳(1994)认为它包括:对人及其与宇宙、自然、超自然等关系的构想,对社会及与其成员关系的构想(世界观);从文化所属的具体社会中,为了维系它的存在而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社会观);成员个人所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个人观)。它给文化社会成员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以确保社会制度稳定及正常运作,并给予其成员一套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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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价值体系中关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或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架构,称作“社会性价值观”(social values)。杨中芳(1994)认为社会价值观(societal values)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

杨中芳(1994)认为,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文化中的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教导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共存于文化成员之中。Schwartz(1994)也指出:不同社会中的成员在有意无意的价值社会化(value socialization)中表露出来的共同性(common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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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s),反映出支撑和保持这一社会(society)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文化的显要性。他所说的“共同性”就是一个社会文化中的“文化价值观”。zhlzw.com中华勵志網

二、价值观的内容分类

研究者们从各自的理论及其研究出发,对价值观的内容分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较为典型的分类有:

(一)国外研究者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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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6年,Perry 将价值观区分为6类:认知的、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审美的和宗教的。

2、1928年,Spranger 将价值观分为经济的(economic)、理论的(theoretical)、审美的(asethetic)、社会的(social)、政治的(political)和宗教的(religiou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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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Allport,Vernon 和Lindzey 基于这一分类于1931年编制了“价值观研究”量表(Study of Value),并于1951年和196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成为六七十年代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价值观量表。

3、1973年,Rokeach突破上述分类的框架,开创性地将价值观分为终极性价值观(Terminal Values)和工具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两大类各18项价值信念(见表1),并据此编制了“价值观调查”量表(Value Survey),被公认为在各种价值观测量方法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并被广泛地运用于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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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80年,Hofstede通过对40个国家11.6万人的调查,从人类基本问题出发,把价值观划分为4个维度: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或女性气质。

5、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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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wartz和Bilsky根据价值观可以是工具性的或终极性的目标;价值观的中心可以是个人的、集体的或二者兼有;价值观与源于个人的生物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以及群体生存与福利的需要这3种普遍的人类需求的10个动机领域有关。将价值观分为守旧、和谐、平等的义务、知识的自主、感情的自主、控制、阶序7类。

(二)国内研究者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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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课题组把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划分为生活价值观、自我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婚姻和性价值观。

2、1994年,黄希庭等人将价值观分为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职业的、人际的、婚恋的、自我的、人生的和幸福的10种类型。

3、1994年,杨中芳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划分为3个大的层次:世界观(宇宙观、变迁观、人生兴趣、理想世界、社会/个人关系、社会的功能、理想社会结构、个人的地位、理想个人、理想人际关系)、社会观(组织制度、基本单位、社会阶层、人/群关系、社会规范、人际结构、人际规范、人际交往社会化、社会奖惩、社会维系、社会分配、社会公正)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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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观(与环境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人际关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行为评价、自我发展目标、自我发展过程)。这一分类受到了Rokeach的影响,强调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

4、1995年,黄光国延续了Rokeach分类框架,将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关于个人行为方式的价值观,称作工具性价值观,分为道德价值观和能力价值观;关于存在之目的状态的价值观,称作终极性价值观,分为个人性价值(Personal Value)和社会性价值(Social Value)。他的分类不仅注重了价值观的层面,而且抓住了不同层面上社会与个体、情感与工具、道德与契约等分类所表达的两大价值分野。

尽管国内外的研究者对价值观的分类不尽相同,但杨宜音(1998)认为,可以在对价值观进行“终极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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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与“工具性”(手段、方式)维度划分的同时,再进行个体与社会性维度的划分。这样既可明晰价值观内容的结构,又能清楚看到不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群体特征。同时,大部分价值观的研究都可以在这两个维度所构筑的4个象限中找相应的位置。见图1。

二、 值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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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研究

由于文化人类学者发现,不同的文化类型在人格上也有所不同。因而,7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具有不尽一致的价值观念,并使用某些价值观的分类和测量工具,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域进行测量,取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Hofstede(1980)对40个国家11.6万人的调查结果表明,价值观具有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或女性气质四个潜在维度。他发现,在第1个维度上得分高的国家,个体容易接受专断的领导人和雇主,家长喜欢听话的孩子;而得分低的国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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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或雇主比较愿意与下属商量,家长注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在第二个维度上,他发现一些国家的人追求低风险和安全,拥有统一的国家宗教;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却相反;在第三维度上,他发现个体主义倾向的国家,个体独立自主,自负其则,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而不依赖群体和他人;在第四个维度上,他发现男性气质的社会的有些文化社会成员有较高的成就动机,这样的社会竞争激烈,社会压力较大。据此,他认为文化的价值渗透在文化社会成员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儿童的教养方式、职业的选择等等。

Traindis(1986)等人编制关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从文化差异的维度进行文化比较。他的研究涉及6种人际关系(夫妻、父母、亲戚、邻里、朋友、同事/同学)和7种假设情境(对自己为他人所作的决定或对行为本质的考虑、分享物质财富、分享非物质财富、对社会影响的敏感性、自我表现与面子、分享成果、对他人生活的情感介入),结果表明,东西方文化下人们的价值观存在明显的差异,东方人相对处于集体主义的一极,而西方人则处于个体主义的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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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等人(1992,1994,1995)编制了“Schwartz价值观量表”(Schwartz Values Survey,简称SVS),试图描绘出一个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地形图(Geography of Values),将各个文化标识在相对的位置上(mapping cultural groups)。他的研究包括了57项价值观,用以代表自我超越、自我提高、保守、对变化的开放性态度等4个维度的10个普遍的价值观动机类型(universal motivational types of values),并揭示他们之间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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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1994)的研究发现,如果集体主义是指个体深深地融于集体而没有合理的自主意识的话,中国并不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原型社会(Prototypical Collectivist Society)。

(二)本土化研究

自70年代末始,以杨国枢为代表的港台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家,从理论架构的方法上突破了对西方研究的照搬照抄,推动了一场本土化的运动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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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显著的成果。

杨国枢等人(1988)采用纵贯式的比较研究,发现了1948年、1964年和1984年中国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

林春等人(1991)的研究则发现了我国青年、中年和老年人在家庭价值、夫妻价值、亲子价值、法律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等方面的年龄变量的区辨性。

朱谦(1995)通过对1988年的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的测查,发现了这一时点的中国人⑴家庭关系相当稳固;⑵勤劳工作的美德未受“大锅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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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物质欲望升高;⑷人际关系趋向淡漠;⑸顺从尊长观念减弱;⑹中庸之道被排斥;⑺宗教信仰被存疑;⑻冒险进取精神不足。

杨中芳(1994)在回顾和分析中国人价值体系特征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世界观、社会观和个人观3个层次提出了30项具体内容,并以此构筑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分析框架。

黄光国(1995)通过因素分析,认为在儒家思想实现创造性转换的心理动力下,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在知识精英的认知系统中,已经融合成一种崭新的价值系统。

杨宜音(199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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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的研究不仅发现了中国人的“自我”具有“家我”、“关系我”、“社会我”、“角色我”、“身份我”的特征。而且认为,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个体──群体”概念,有以“自己人”为特征的整合和协调两极的心理机制,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既不够“个体化”又不够“群体化”,既会表现出对以家为核心观念的凝聚力,又会表现出对集体的事情不热心、散漫而自私。同时他认为,在“个体──社会”维度上,中国人的分布可能处于中间的位置,并具有扩张到两极和收缩到中间的能力;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够“终极化”,而具有实用性、世俗性的倾向,也不具有西方人意义上的“工具性”,而是通过对伦理价值的认同和遵奉将“终极性”和“工具性”统合起来。

李银河(1994)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农民的生育观。此外,郑伯埚(1987)关于组织行为的研究、叶光辉(1992)关于中国人“孝道”的研究、余安邦(1990)关于“成就动机”的研究、戳学伟关于中国人的“脸面观”的研究等,丰富了本土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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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价值观研究的一点思考

综观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价值观研究,历经了从个体层面到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过程。因此,关于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然而,就已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关心的只是三者间的线性关系,并企图建立三者间的某种数学模型,或从某种理论假设出发,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进行诸多的理论推论和实证研究,勿视了它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对个性“信念体系”和“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个体价值观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形成的作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我们认为,只有辩证地、多角度的、动态地来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在这方面的研究上走上一条崭新之路,否则,必将陷入机械主义的泥坑。

就价值观的研究方法而言,研究者们大多从自己的操作性的定义出发,对价值观作种种的测评,他们采用的也只是诸如等级排列法、迫选法、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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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法、因素分析法、语句填充法、群集分析法、多维量表法等众多方法中的某种单一的方法。单一方法得出的结果缺乏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可重复性(Fiske,1986)。价值观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层心理建构,用某种单一的方法只能探究其某个方面或某个维度上的特征。因此,只有从“多特征──多方法矩阵”的研究方法出发,思索与实践同步、思辨与实证互补、整体分析与具体分析并举,才能真正在方法上分析价值观的多维性和整个特性。

从价值观的研究方式来看,国外已有的跨文化研究基本上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看待非西方人,而不是站在非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非西方人,忽视了价值观中所包含的文化合理性的不同文化成员对某种价值观在理解上可能出现的差异性;国内的本土化研究大多是采用外来的量表或理念进行的,尽管有些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由于这些量表大多是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发展而来的,测量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社会赞许性问题。因此,在从强加式的通则性客位研究(Imposed etic approach)转向本土化的特则性主位研究(Indigenous emic approach)(杨国枢,1988)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跨文化和本土化的相融性的主客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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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向度来分析价值观动态发展的特点,是价值观研究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人的价值观既有历史性、社会性和个别差异,又有共性,但不能绝然等同,从时间变量来研究诸如大众传媒、商品生产与流通、生活消费的商品化、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交通和信息的日益灵便、城乡差异的缩小、职业的可选择性和可流动性、传统人际关系的演变、政治权威的弱化、西方价值观念的侵入等因素对价值观改变的影响,以及价值观与诸如学习、交友、助人、任务完成等亲社会行为和侵犯、私占、陷害等反社会行为的关系,是价值观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内容之一。<<[21][2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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