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讲创伤（trauma）特指危及生命的重大事件所产生的心理反应，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那些早年来自照料者的照顾方式的不当，如对孩子生活特别是情感上的疏忽、早期的分离也会导致发育过程中思维、行为异常，在心理创伤史的发展过程中就涉及人们对创伤概念的理解，即创伤是如何从外部的、真实的躯体创伤向内部的、幻想的精神方面转换的。我们就从心理创伤的发展历史开始讲起。 创伤研究历史 1896年5月14日，《维也纳临床周刊》在其九年进程的第20期的420页写到：神经精神病协会主席埃宾（Hofrath v. Krafft Ebing）于1896年4月21日在维也纳召开会议，秘书斯塔林格博士（Starlinger）描述那晚的第三场报告时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教授关于癔症病因学的报告（不同凡响）打破常规，但缺少总结和讨论。关于这场报告的唯一反馈来自弗洛伊德自己，在他报告后的第五天，即1896年4月26日，弗洛伊德给其密友弗利斯（Wilhelm Fließ）写信提到：“关于癔症病因学的报告在精神协会的会议上受到了冷遇，埃宾只给予了奇特的评论，说它的成功将会是个科学童话……。 癔症病因的发现很快将弗洛伊德推入到社会舆论的漩涡之中。1896年4月4日，在与弗利斯的书信中，他这样写到：“你早就知道，我是个固执的人。现在，到处都是诋毁我的言论，难道周围的人都要孤立我吗?”弗洛伊德不听朋友的劝告，仍坚持在1896年的5月6月的《维也纳临床展望》第22期26期中发表了他的报告（1896，1952；439页）： “我坚持我的主张，以每个癔症病人的情况为基础可以发现--通过分析可以重现，尽管相隔十年--这些人在早期的时候都有一次或多次的性经历。”弗洛伊德的报告和他将癔症病因归结为儿童所受到的性创伤（后来他意识到该论断没有足够的现实基础,将其修改为对性创伤的幻想,而非性创伤本身），这在今天被视为精神创伤的起源，即精神方面的症状可能代表着创伤性经历的结果。其实，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这种说法。早在18世纪中期，一些学者曾对癔病是躯体疾病还是心灵的创伤？是器质性疾病还是诈病？等命题进行过讨论。 1、从“脊髓通路（railway spine）”到创伤性癔症 神经病学的进展发现了创伤的神经生理学特点。马迪博士（Maty）于1766年描述了一个交通事故的罗达特个案（Count de Lordat）：五年前，罗达特被一辆旧式的汽车撞伤，刚开始几乎没有什么不适。六月后，罗达特出现言语障碍，并伴左前臂运动的减弱。1765年3月，也就是车祸后的第四年罗达特因病去世。去世时罗达特患有严重的抑郁，丧失了说话能力。其脑部的尸检显示，在软脑膜下有血液和淋巴积液、延髓髓质扩大、脊髓神经被膜变硬。英国的学者如阿倍克隆比（Abercrombie，1828）,布罗迪爵士（Sir Benjamin Brodie，1837）及斯密（Syme，1862）认为：脊柱的休克性创伤会导致髓质变软或者脊髓神经功能的丧失。美国学者里德尔（Lidell, 1864）及波耶尔（Franzose Boyer，1814）却认为，脊髓神经是基于机体的某种改变而丧失了其功能。1882年，伦敦大学医学院的外科教授约翰.埃里克逊（John Eric Erichsen）以“脊髓震荡”为标题写就的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本书汇集了他在1866年的六次讲座及1875年的八次讲座内容。也在这一年里，医学界对脊髓通路产生了特别的兴趣。1830年9月15日，利物浦到曼切斯特的铁路开通，第一天就发生了一起事故。随着铁路网不断地扩展，交通事故也在不断的增加。埃里克逊对事故罹难者（牺牲者（幸存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发现由于撞伤后强烈的脊髓刺激，在罹难者中有14个人罹患慢性脊髓炎，而且炎症蔓延至脑膜，并有分子结构的改变。于是，克莱芬齐（Clevenger，1889）后来以“埃里克逊病”来命名“脊髓震荡”，托勒忒（de la Tourette）称其工作为“该混乱领域的终结符”。然而，1885年，伦敦及西北公司的外科医生海伯特.佩奇( Herbert Page)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他发现，在150例火车意外事故和幸存者出现了不伴躯体改变的紧张症状，即创伤性癔症。在他看来，癔症和神经衰弱有着类似性。这也许与铁路线路事业的发展有关（此句可册）。托勒忒则认为，经历过创伤的人有着类似于被催眠时的心理状态。他阐述了一个“癔症性缄默症”的案例，这个案例也曾经被库斯毛尔（Kussmaul）描述过。一位女病人在13岁时被车撞伤，当时只有轻度的皮肤损伤，但她却丧失了语言功能。在随后的13个月内，对她做了所有可能做的检查，但没有找到原因。有一天，她靠在她妈妈的怀里，轻声地说：“妈妈，我想说话了”。她就这样奇妙地康复了。 今天，我们常作“急性创伤后抑郁”的诊断，这一诊断来源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经典描述。1865年6月9日，肯特发生火车意外事故，狄更斯作为当事人，四天后他给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写信，描述了他抑郁的感受。绍尔（Shaw，1870）和克拉克（Le Gros Clark，1870）支持佩奇关于事故结果的心理现象的假说。普特纳（Putnam，1881）也同意他的观点。《波士顿医学和手术周刊》在1881到1883间，发表了很多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章。瓦尔通（Walton，1883）建议不仅仅要讲“脊髓通路”，还要提“脑通路”，要将中枢神经损伤和心理改变的联系考虑进来。 1884年，德国社会事故保险项目出台，它促进了神经科医生对事故后果的评估。神经病学家奥本海姆（Hermann Oppenheim）认为，在“事故神经症患者”中，心理上的“休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促进了对“创伤性神经症”概念的理解。不过，奥本海姆对此的理解是，心理改变为中枢神经系统强烈震荡的结果。格利辛格（Griesinger）则推测，事故震荡和休克的经历可以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分子水平的紊乱以及尚未知的脑部改变。格利辛格因反对精神病伦理学家的重要理论，并因此而被大家所认识。他认为，“大脑每次都要忍受心理疾病的痛苦，并且这种痛苦在每次的事故中都会出现”。因此，“每个脑部疾病首先都要认识到它是心理疾病”。格利辛格从整体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他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论点现在仍适用，如“将内心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人是躯体和心灵的统一体”。 2、创伤与诈病、撒谎和性虐待 舒尔茨（Schutze，1889）和席林格米勒（Seeligmueller，1908）均认为，器官和神经心理的发生只是提供了心理发生的特殊形式。他们推测，许多所谓的创伤性神经症往往仅仅只是伪装，旨在获得保险金。“这很难令多数人赞同”（de la Tourette 1894 53页）。齐恩（Ziehen，1911,274）提出，在每一次的创伤中，“除机械因素外，休克性的心理因素也会参与反应 ...，会产生慢性的情感障碍。病人会担心事故的后果，并且会卷入金钱斗争中。” 根据癔症的病因学，克莱丕林（Kraepelin，1915,1657）指出，可以证明“事件中70%到80%的人患有抑郁”，特别是“其中33.4%有双亲的抑郁”（不明含义）。此外他还写到：“在导致内在罹难者心理疾病的多种原因中，战争是很特殊的一种...。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长久的危害中，病人受到了直指人心的持续的不安刺激...。” 在英国开始的事故性创伤致病的讨论，后来又扩展到了美国和德国。在法国，人们也可发现关于儿童虐待和儿童性虐待（乱伦）的争论。塔迪欧（Ambroise Auguste Tardieu）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医学教授、医学系主任和《医学技术》的主编，他于1860年在《公共卫生和法医年史》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虐待儿童和不当治疗的法医学课题。塔迪欧通过评定发现，儿童--通常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常受到残酷的折磨和性虐待，尽管这样的虐待并非致死性的。他曾在1857年到1878年间六次出版《关于奸淫的法医学研究》，并在书中提指出，在1858年-1869年间，法国有11576人因强奸或强奸未遂而被控告，其中，9125例是针对儿童，特别是小女孩的犯罪，但他的研究没有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基本上没有专业文献引用他的研究结果。 塔迪欧未将癔症与现实的创伤联系起来，他认为癔症女性有着同样的性格特征：“天生的伪装、无休止撒谎的兴趣，这并非是个人爱好，她们仅仅是为了撒谎而撒谎”。无论是塔迪欧的哪种观点，托勒忒均持反对意见，他说：“大家都知道，这种文章对人们理解癔症的概念带来了多么不好的影响。尽管只有一篇文章将癔症病人描述成有不正常的意识，世人却都知道了……。” 开始，塔迪欧的理论影响了一些人，如里昂大学法医学系的教授亚历山大.拉卡萨齐（Alexandre Lacassagne）、里昂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加罗奥德（Garraud）及学生本纳尔德（Bernard）。本纳尔德在他的书《对小女孩的猥亵罪》（1886）中指出：在法国,从1827年到1870年，有36176例对15岁以下的孩子犯下的猥亵罪，而对成人的强奸罪只有9653例。 布罗亚德尔（Paul Camille Hippoyte Brouardel）是一位助教，一直追随塔迪欧。在巴黎，通过对病人的细心观察，他积累了很多资料，而且每周要对医学院的学生进行三次公开的演讲。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猥亵罪》这本书。不过，该书在他去世以后才发表（1909）。另外，他还写了很多关于乱伦和因性交易而被杀害的儿童案例。他也认为被性骚扰的年轻女孩的证词没有价值，60%到80%关于儿童性骚扰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1905年，他写了一篇关于幼儿撒谎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一些被强暴过的癔症女性的陈述带有性幻想的成分。她们常常歇斯底里发作，往往有撒谎史，而且喜欢撒谎。他的这些观点受另外一些的学者影响。福尼尔（Fournier，）在1880年的一次“医学技术”的会议上就曾作过题为“儿童性骚扰的伪装”的报告。托勒忒也曾用一个有癔症家族史的个案描述伪装和谎语幻想症（Weygandt，1909,52），这一观点成了布罗亚尔德（Brouardel）书中的主要命题。1882年，波尔丁（Claude Etienne Bourdin）发表了一篇“撒谎的小孩”的文章。5年之后（1887年），莫泰特（Motet）在“法庭上小孩的错误证词”这篇文章中对波尔丁的观点给予了支持。这并非某个人的观点，让内（Janet）认为，这类病人所说的一般离事实很远。让内说：“癔症病人和以上提到的人总在不断地撒谎，重复他们的说法，没有一次让你找到事实真相...但是我想他们所撒的谎并不会比我们所习惯的死亡撒谎？更多。15个人中我只发现一个，该病人因长期撒谎而引人注目。她的这种性格对她而言就是事实，我们的责任就是找到合理的解释...”3、脑变性病？简.马丁.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1885年，弗洛伊德赴巴黎师从于当时欧洲的神经精神病学领头人沙可（Charcot），旁听了他的讲课。沙可的上级医师？和以前的助手布罗亚尔德（Brouardel）及基尔（Gilles）将一位女病人诊断为“脊髓损伤继发扩散性可治愈癫痫”。今天，这会毫无疑问地被诊断为“创伤性癔症...，可表现为从局部癫痫发作到跌倒发作”。后来，托勒忒（de la Tourette）这样形容沙可：“在他的讲座里总会同时介绍5到6个癔症病人，他的听众会听到：‘现在，请你们观察，我请求大家不要探询病源，也不要交头接耳，因为病人都在忍受着疾病和创伤的折磨’，随着演示的发展，创伤扮演了重要的地位...，它会影响现有的遗传素质。”沙可和精神科医生马格南（Valentin Magnan）合写了一篇“情绪颠倒和性欲反常”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引用了塔迪欧（Tardieu）的话。两个作者都推测，一些有奸淫犯罪倾向的男性与心理疾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他们将这些反常的犯罪行为归结为“意识清醒的错误”，他们拥有完整的智力，而心志处于摇摆不定时必需以犯罪来补偿。沙可倾向于布罗亚尔德的理论,即女性癔症病人有撒谎倾向。 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投身于沙可关于癔症研究的人有法国神经病学家让内和奥地利的弗洛伊德，以及与弗洛伊德如父亲般的朋友布罗伊尔（Mentor Josef Breuer）。他们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其中，让内称为“分离”，而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则提到“意识分裂...就象是有两种意识”（1895，1952，91页）。“这种分裂是为了克服难以忍受的性虐待的经历”（“接受意识内容的分离和分裂”，1940，1941，p9）。4、性创伤？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约瑟夫. 布罗伊尔（Josef Breuer）和弗洛伊德一起通过对女性癔症病人的治疗发展了精神分析技术。弗洛伊德运用催眠治疗的这类病人时在开始阶段能获得成功，但在持续的治疗过程中却无法获得满意的效果。布罗伊尔在其著名的女病人安娜.欧（Anna.O）-即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社会工作者白达.帕本海姆女士（Bertha Pappenheim）身上应用了一种极端的治疗方法，他每天看病人一次，尽量少讲，在一个小时里仔细听病人讲了些什么。安娜.欧称此“谈话治疗”为“扫烟囱”，具有净化心灵和增强催眠的效果。 弗洛伊德在1896发表演讲后，一些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阻止了他的继续研究。先是受到大学冷淡的拒绝，之后他的父亲于1896年10月底去世，这给弗洛伊德带来了很大的创伤。1897年夏，他开始尝试给自己做精神分析，包括分析自己的梦。1897年9月，弗洛伊德明显地撤消了他的诱惑理论（Gay，1989;Krueller，1979; Krutzenbichler，1997; Miller1981），并且开始转向对婴儿性发展、内心幻想的力量和俄底浦斯情结的研究。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受到被强暴妇女的指责。她们认为他将她们的秘密昭之于众，侵犯了她们的权益。但女权主义研究者海曼（Judith L.Herman，1993）却对这些斥责持客观的看法：人类非凡的研究者会推动科学的不断发展，但同时也要为了自我价值而捍卫自己的发现，短时间里新的发现当然会有不成熟之处。与让内不同，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论文中表现出前后不一，往往有多种解释。众所周知，他字斟句酌地在他的《性学三论》中指出，诱惑理论和俄底浦斯情结之间并无矛盾，只是两者的分量不同。“最开始起作用的是诱惑，孩子被作为性的客体来对待，并在令人难忘的情况下认识到生殖器官所带来的快感，这让孩子在手淫时感到兴奋，并且以后逐渐被压抑。这种印象可以由成人或者别的孩子引出。我并不承认，我在1896年的论文‘癔症病因学’中给其意义过高的评价，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正常生活着的个体在童年时也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因此在性的构建和性发展中诱惑比其它因素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同年，弗洛伊德在“性在神经症病源中的角色之我见”中阐明，他过高地估计了“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承认癔症症状与小时候的性创伤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在“性生活心理”（1912，1943）中，弗洛伊德认为，性诱惑的意义可以通过孩子的父母重新唤醒，至少可以觉察到。他在《自传》（Selbstdarstellung） 中写到：“到今天我仍然不认为是我催化了病人具有诱惑性的性幻想”。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把诱惑理论当成危险的理论，并将俄底浦斯情结情结视为从这个错误中得到的正确结论。 1933年，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演讲的新进展”中对他的病人鉴于乱伦的经历只是单一的错误的表述进行了讨论？：必需认识到，报告是不真实的（1932，1948）。同年，他催促费朗齐（Ferencz）不要保留，也不要发表他那篇有关性虐待的题为“成人和小孩间的言语迷惘”的稿件。弗洛伊德并不是害怕直面乱伦的病因学研究，而是担心这可能会激怒社会，而让人们反对尚稚嫩的精神分析法。伦敦的伊克斯尔（Exil）表示，不管如何，至少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的注意力会被已知影响的作用所吸引，并不是每一个小孩都会遇到，尽管它广泛的存在，就像成人对小孩的猥亵...。”在后来的工作中它发现，本能需要的不断发展和外界生活事件的发生对神经症的形成很有意义， “‘创伤’，特别是有着肯定因素的‘创伤’...，正如外界的刺激一样，内心本能的需要也起到了作用。”普瑞凯尔（Prekaer）认为，弗洛伊德引用了亚布拉罕（Abraham，1907,166页）的名言，他将“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意识的小孩也会受到性伤害的困扰，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幼儿性活动的一种形式”作为“创伤病因问题的总的结语”。直到70年代中期，申戈尔德（Leonard Shengold）的研究再次将儿童的性虐待所致创伤提到研究的重点上来。5、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它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5-1916年间导致了一种新的创伤性神经症，英国心理学家将之描述为“战壕神经症”，他们将其归结为，受到巨大的震惊，影响了脊髓的通路所致。这种神经症的出现还有其它的原因：在一战刚开始的时候，战争是以侵略和撤退为主的局部战争，后来渐渐发展成世界大战，战士们守在战壕里，缺乏足够的体力去作战，几乎一个星期就会出现一次物质供应的中断。在物质短缺的情况下，士兵一天的死亡人数比整个美国大桥战役中阵亡的人数还要多。当然，事实上这种物质的中断所带来的后果为：整整一代人直到二战时才出现巨大创伤。 1916年，德国神经科医生在慕尼黑召开了战争会议，会上高普（Gaupp）和农勒（Nonne）将战壕神经症归结为克莱丕林病的一种。英国的精神科医生耶南（Yealland）推荐了他在“战争所致的癔症性紊乱”（1918年）一文中的提到的治疗方法：药物治疗、惩罚和侮辱；对精神病症状如缄默或运动障碍则施以电击疗法。患病的士兵彼此都视其为道义性的残疾，而在体格上他们被看成是卑鄙的伪装者和懦夫。 一战结束后，处于危险之中的德国，战争神经症患者要求领养老金的要求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科学的诊断对于制定政治策略十分重要。从战争和交通事故所致神经症病人的统计学和生物学研究中，人们找到了易患病的因素，即曾经有过精神症状、伴有原始性冲动的人格障碍、性变态、反社会的行为方式、癔症特质等均为高发人群(Enke,1929)。这些人在患病前具有轻度神经症和智力发育不全的特征，有心理疾病家族史，以及许多的神经和精神方面的异常（Wagner,1932）。 莱夏特（ Reichardt，1928;1932;1942）以是否有预后良好的代偿反应将交通事故所致的轻性神经症症状反应和精神症状反应区分开来。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精神疾病，而是一种自然的精神运行体制？。舍莱特（Seelert, 1915;1929;1933）认为,战争性神经症涉及道德败坏和存在不利遗传因素人群的异常反应，他们往往有自我接受和安全的需要。本豪菲等（Bonhoeffer & His,1926）发现，在事故神经症的病人中，无器质性疾病的人一般带有某种目的，如从保险公司、政府或被告那里获得巨大的物质满足。这样的愿望在有孤僻性格者、道德败坏者和轻度神经症患者那儿会得到放大。潘舍（Panse，1925）通过对病历的研究证明：事故神经症患者的精神障碍在其要求被拒绝后会马上重现。 1923年，德国调整了战争赔偿的主要数目，其中一部分人顺利地得到了赔偿。1926年9月24日，保险局出台了一项决议，即在以下情况下，事故不能作为伤者劳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保险人仅仅是表面上看起来患病，或多或少有下意识的愿望”，或者“事故发生的诱因中有当事人想患病的念头；由现有生活所困而希望得到事故赔偿；通过对赔偿方的不利影响而加强他们的责任”(Venzlaff 1958,5页)。 反对心理反应障碍？的争辩在单绍尔等（Dansauer & Shellworth,1939)的书中达到了颠峰。在书中，作者坚持自己的观点，根据理论研究，外界事件发生和内在心理后果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因为原因－作用间的联系只在空间物质关系体系才被考虑。 除德国外，传统的观念仍在不断地发展，但几乎都没有什么结果。瑞士精神科医生斯蒂林（Eduard Stierlin，1909;1911）研究了意大利两次自然灾害的后果：1906年矿井塌方和1916年的地震使美斯娜（Messina）城里70000居民成为了灾难的牺牲者。他发现，25％的幸存者患上了创伤后综合症症状：睡眠障碍、梦魇、或表现为精神症状。 在美国，著名的反战军官萨松（Sassoon）在1917年时变得具有“激惹性”。萨松曾在战争中因勇敢而获得勋章，并有专门为他而唱的战歌，后来他加入了和平主义者联盟（Fusell 1983）。他的一个战友说，萨松来到战争法庭，让他们对其进行精神病的治疗。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发展学教授莱菲尔（W.H.R.Rivers）一直支持以精神分析法为主对这类疾病进行治疗。他对萨松进行了一次“谈话治疗”，并获得成功。萨松公开撤消了他的和平宣言，并且重返军队－－并非由于劝说，而是处于对战友的忠诚和对其孤独反抗的失望。在战争结束后，萨松在很长时间内都受到战争回忆的折磨。在1921年到1922年间，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卡丁那（Abram Kardiner）在维也纳弗洛伊德那里完成了精神分析的学习。卡丁那在童年时代经历过许多的创伤，如贫穷、饥饿、堕落、家庭暴力和早年丧母，这样，他可以很好地对有着创伤经历的人们加以认同。回美国后，卡丁那在纽约荣军医院工作（Veterans Bureau），致力于战争神经症的治疗。50年来，他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激素等生理情况进行了研究。1941年，他出版了《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神经症的核心是生理神经症”（1941，95页）。在二战期间，卡丁那和斯皮格（Herbert Spiegel，1947）发展了针对战争神经症患者的治疗策略，这种方法在今天仍然很实用。受创伤的士兵在意识改变的状态下可以发现一个通向创伤记忆的入口，但是这种内心净化的经历不能单独起作用，它必需在谈话中通过工作整合到生活中来。格林克尔（Roy Grinker）和斯皮格（John Spiegel，1945）发展了类似的策略，他们引导病人以“麻醉理论”净化内心。他们的病人同样需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谈话。以战争单位为主的群体表明他们都处于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抗争中。？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如美国的美林格（Menninger）和英国的比昂（Bion）在对士兵进行群体治疗和建立治疗联盟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治疗经验。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直到今天还有无法克服的人类文明的创伤无人负责。1948年，曾有针对美国占领区所颁布的再赔偿法律。1956年7月29日，在经过了20年的准备后，在德国国庆日德国赔偿法颁布了。赔偿法是针对那些身体健康损伤的社会责任赔偿：“当受害者存在着躯体和精神方面的非不显著伤害时？，他就可以要求赔偿”（Niederland 1980，18页）。劳动能力下降25％以上就被认为是“非不显著伤害？？”。而这需要得到专业医生的鉴定。《再赔偿：针对牺牲者的小型战争》这本书就是因此而出版的。 6、人类心灵无止境的承受能力单绍尔等（Dansauer & Shellworth,1939）的书及施耐德（Kurt Schneide）的提纲都对德国的精神病学的理论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施耐德（Schneide，1946,1959）看来，心灵休克和心理负担能诱发异常的生活反应，心理负担消退后一段时间内仍会有症状的持续，而针对持续的生活事件的反应会导致精神病性体质。身体素质足够好的人可以承受所有的心理负担而不会受到持续的伤害。维也纳精神科医生明确地阐述到：人类心灵的承受能力是无限的！1964年，精神分析师爱斯乐（Eissler）提出了一个让人痛苦的问题：“难道为了证明自己具有正常的体质，就要连儿童被残杀也要加以忍受吗？”想要反对这种方式就需要有广泛的科学鉴定工作。葛亭（Goetting）的研究证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家庭出身和不同人格构造的人会有相同的症状，他将此定义为“依赖经历的人格改变（erlebnisbedingter Persönlichkeitswandel）”，临床表现包括人格被强制性转向冷漠、消极情绪状态、胆小害怕、失望和绝望、性感缺失和对创伤性事件的记忆增强。拜阳（Baeyer）在海德堡的研究发现了与科勒（Kolle， 1958）和克鲁格（Klug， 1958）一致的现象。其它国家的学者也得出类似的结论（Venzlaff1995,16/19页）：明考夫斯基（Minkowski）在法国于1946年发现了“情感淡漠”，塔高夫纳（Targowla，1955）发现了因放逐而致的严重神经衰弱综合症；巴斯逖安（Bastiaans，1957）于荷兰描述了“创伤性身心虚弱状态”等，尽管他们在研究前并没有互相联系。7、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路上 1961年，在德国巴登-巴登的精神病学会议上，“依赖经历的人格改变”的概念作为在长期压力下有疾病意义的有倾向性的心灵改变被接受。60年代的美国，已经有许多著作、会议以及专题论文集的主题涉及巨大灾害后的结果。1963年、1964年和1965年，在底特律和密西根会议的一篇论文“Wayne国立大学的关于巨大心灵创伤的最后结果”启发了关于“急性精神分裂症发作可能是创伤所致的结果”的讨论。今天，人们已经获得共识：严重的创伤可以导致急性精神分裂症。1965年，军队精神科医生李富同（Lifton，1968）在底特律会议上展示了他的成果。他研究了美国的战争，朝鲜战争归来者均有脑衰退的表现。对越南战争的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与一百万至今仍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老兵形成了对立。成立的 老兵机构为老兵提供医院、家庭和门诊治疗，他们认识到，这些病人应该得到足够的治疗，同样，这些机构也为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越南士兵送去经费。这项研究首次在《创伤与苏醒》中发表，后来出版的《创伤应激综合症国际手册》收集了来至全世界的84篇文章共1011页。书中描述了创伤性生活事件以其强度和急剧性给予主体刺激承受能力外的短时或稍长的过度负荷所引发的神经－生理－激素模式，在面对战争或恐慌的过度应激状态下，哺乳动物可以很快调动这种模式。无助感是最糟糕的感觉，当动物处于“不可逃避的休克”状态时，不是战斗就是准备逃跑，生活充满危险。人处于这种时刻处于身体和生活的危险中时，就会产生无助感。这种状况可在受创后持续6到12周，让受害者处于一种应激侵入状态和创伤状态，一方面会出现有“记忆闪回”（Flash back），另外一方面，则出现警觉增高(hypervigilance) 和回避现象(avoidance)。 几乎在同时，女权主义机构加强了对女性被施暴后果的研究。1975年，美国心理健康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心专门致力于妇女被强暴后果的研究，同时也关注家庭内暴力。社会学家鲁舍（Diana Russel，1986）对社会上存在的儿童性虐待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被在美国和德国的研究者所证实。海曼（Herman）对父亲和女儿间的乱伦进行了研究，并总结到：“癔症是性别战争的战争神经症”（1993,p50）。精神分析师申哥德（Shengold，1979）将对儿童的强暴和疏忽视为“灵魂谋杀”－－与尼德兰所说的重大灾难后果一致。对暴力牺牲者经历的研究显示，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精神病理体征和人格障碍。那么童年的创伤是否参与了其形成过程呢？这个问题是以前世界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的研究中心内容。在美国（Herman et al.1989）和德国(Dulz u.Schneider1995,1996;Sachsse et al.1997;Schneider u. Dulz1993 )，人们将兴趣投向了边缘性人格障碍，这包括一个新的诊断群体“多项性人格障碍/分离性人格障碍”（Dulz u.Lanzoni 1996;Huber1995）。对儿童期遭到暴力及性虐待和被严重控制的小孩的研究显示，这些因素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后果（Egle et al.1997;Hirsch1987;Ramin1993;Wirtz1989），特别是在美国－－并非对精神分析的藐视－－对创伤经历的神经生物学后果进行了研究（Rauch et al.1996;Stein et al.1994;van der Kolk et al.1997）。著名的 “人造疾病（Artifizielle Erkrankung）”提法的工作小组见文章Hirsch1989; Plassmann 1994;Sachsse 1994,1996。？世界卫生组织所属中的ICD-10系统一直不承认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创伤病因学；这种紊乱的体征被理解为人格障碍，有“深度迷惑而持久的关系模式”。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在ICD-10中并没有被接受，理由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可以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患病，也会有持续的人格改变，按照ICD-10，创伤致病至少有六个月的潜伏期。家庭乱伦和虐待均可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长期的这种生活史作为人格改变的原因不只一次被提及，但边缘性人格障碍病人在创伤后和障碍开始之间有很多年可以保持正常。因此，这一过程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慢性过程。强暴和虐待在其病因学方面的意义已经为多方所证实，不再需要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的认同（见美国精神疾病统计与诊断手册四版-修订）。 一位诗人埃里希.弗里德（Erich Fried）用诗表达了创伤及其后果之间这场不能彻底解决的、两面的、矛盾的、有时甚至是似是而非的相遇。我们用他的诗“也许”作为文章的结尾： 记忆，也许，是试图遗忘的充满痛苦的方式。也许，也是减轻苦痛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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