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
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多年积累的仇恨得到释放,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
1991年11月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16年6月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
其间,陈菊打开大门惨叫一声,但门很快又被关上。那就像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这幽暗的小巷的深处,有一个拐角,几栋四层高的楼房围成一口天井,张明明的家在这儿。抬起头,天空依旧是一条狭长的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米多宽的小巷两边房门紧闭,垂吊的女人内衣透着湿气,牛仔裤则似乎长年挂在一边,一动也不动。还有一个个小口子,连接更小的巷子,有时候,一个安静的小孩跟着一个女人拐进去,或者,一个谢顶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睁大眼睛瞪着过往行人。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光亮在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二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广州一家嘈杂的手机卖场,劣质的音响播出的音乐就像是暴发户在大声说话。
张柱良抽着红双喜,手微微地颤抖,烟雾轻轻袅袅悬浮着空中,他的目光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数十年后,有一天,我们也会经受这样的疑问,你收获了什么。张柱良的答案是:赚钱。
1994年的春天,我只身来到广州。想象中的广州很繁华,但不是那么回事。站前路那家大酒店当时还只是一个大土堆。下了火车,我看见到处是赛马的宣传,涌动的人头。我挤在人群中寻找大哥张光荣,来之前,他对我说,下了车说找河北老张,他们都认识我。可当时大哥在花都。当晚我睡在韶关大厦下面的广场,半夜一拳头打在我胸口,我惊醒过来,丢开旅行包逃走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车站晃来晃去,检查人员盯着你,你吐口痰,丢一片纸屑,就跑过来,罚款十元。我仅有的四十块钱很快被罚光了。我只能帮人提提行李,两三天就混过去了。
我跟随大哥卖黄牛票。那时火车站的生意真好,天天都像春运。那些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到了窗口,售票员就说没票了。我们就凑上去问,老乡,去哪的,帮你买票。我们很容易拿到票,他们售票的每天回家两个口袋满满全是钱。仅做了两三个月,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总问到便衣,而且,骗人这事我干不漂亮。当然,最无耻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敲诈的。他们夺过旅客捏在手里的票,“给我一百块,不然把它撕了。”
接下来将近十年,我几乎都在当保安,跟过服装场、酒吧、夜总会、地下赌场……
1996年,你知道,到处都是歌舞厅。那时我在沿江路一家歌舞场当保安,圣诞节那晚,门票200块钱一张,等着跳舞的人排着长队挤在阳台上。那一年前后,我认识一群流氓。我们四五十人自称河北帮,帮人看场、收债和打架。老大一叫集合,我们就抡起水管、排骨刀,涌上去往人家背上胳膊上乱砍。有吃有住有玩,我们都很乐意。我们被抓进派出所无数次,又放出来。
当时,大哥承包了几家酒店的洗碗活,几十个工人都是去火车站找的那些没饭吃无家归的人,提供吃住,一个月350元,大哥每人赚上一百。老李是这些流浪儿中的一个,后来他结识了赌场总经理,就介绍我去当保安。老李后来失踪了,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长久的。
那是1997年,一个地下赌场每天赚上十几万。只要我站在那里,就会忍不住想赌。结果工资刚发,一眨眼就输光了。一想到该寄钱回家,我就特别紧张。到了年末,赌场闻风警方要大规模打击地下赌场。我们就自行解散了。
1998年,我在一家楼盘终于当上正规的保安,到了2001年,还混上了保安队长。可是,不久,开发商与物业分家。我又失业了。
我重新回到赌场,这下赌场都是先进玩法了,最主要的是玩老虎机,还有一些黑网吧。一次警察来检查,我们立刻赶走所有的少年,但还有一个少年玩得入迷怎么也不肯走,就被我们打了。再后来,他的妈妈闯进来了,操起凳子往电脑砸过去,我就骂她:“是你儿子自己要来的。我们又没强迫他。”
2003年,我开始和老婆在广州卖烧烤,到了2016年,老婆说儿子也大了,让他来帮忙吧。于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瑶台,相依为命,靠卖烧烤为生。
三
这是瑶台,离广州火车站不远的城中村。一座不夜城,夜幕降临,它的黎明刚刚开始。浓烈辣椒味混着啪啪炒菜声弥漫在小巷里。夜晚九点钟,才起床不久的张柱良踩着他的黑色28吋自行车出发了。
车后架上躺着一个泡沫箱,里面堆着鸡翼、鸡腿、羊肉串、秋刀鱼……盒盖上倒扣着两张小凳子,茄子、菲菜陷在里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儿子张明明,骑一辆26式自行车。8点半,他准时从网吧归来,把一张沾满油污的长方形小桌子,烧烤炉紧紧绑在车架上。此时,陈菊刚刚上了香求完平安,关上灯,锁好门窗,也出门了。
张柱良经过一个小店,几个外省大娘在看电视扯家常,店主是一个穿着睡衣的微胖男人,几个小女孩呱呱地吵。往下走一点,有一个公用电话店。窄小的店面里,散散落落地在墙边摆着几部电话。
这一家人在三元里一带卖烧烤,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出档,凌晨三四点收档,然后睡觉。中午醒来,切肉、洗菜、调料、串羊肉串。晚上再睡上两个小时,又出档了,日复一日,如今是第五个年头了。
这一天是2016年6月11日,只是时间洪流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日子,却足以拒绝这个家庭继续前行。
四
张柱良往左拐出小巷。这条街总是这么热闹。穿开档裤的小男孩在路中间嗑瓜子,鼻涕滴答、懵懂地看着你,中年男人围成一桌桌喝酒、搓麻将,小摊贩的玉米、番薯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手机店里各种音乐混杂着人声车声孩子的哭闹声鼓捣着人们的耳朵。
在路的尽头他向右拐,那是一条阴暗狭小的路,只能推着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到五点半,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站街女。
有时她们抓住他的手,“要不要?”他骂道,“每天都看见我经过,还抓!”他厌恶地甩开手。
可有时,他也心生同情。一天中午,他在街上乱逛,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穿着短裤,黑色男装背心,呆呆地站在前面。突然,她大喊大叫,闯进档口,拉住一个男人的衣角,哭喊着:“爸爸,别不理我!”那男人用力地踢开她,她又闯进另一家铺面,又被狠狠地踢在街上。他看着她,真想把她送到派出所。但很快,他打消了这种念头。这些人都认识他,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他只是想着,这个倔强的女孩子,一定是想不开,受不了,被生活逼疯了。
要是软弱一点的,就屈服了,不久后还会招来同乡姐妹。她们或许在火车站流浪,或许是离家出走的,被骗到一个地方,卖淫。在这个街头,他撞见过七八个神经错乱的小姑娘,有的乱跑乱叫,有的痴呆地望着天。此后,便永远地消失了。
眼下,这条路成了一个小经济地带,人们在这卖手机、食物、性用品、药品。
几分钟后,一家人挤出瑶台村,来到广园西路。一条宽阔的街道就在脚下延伸了,到处都是汽车,高架桥上的疾驰而过,地上的拥挤混乱。
五
他们横穿过车流。沿着三元里大道一路上坡。沿途都是崭新的酒店及贸易公司,招牌上有各种语言,英文、俄文、阿拉伯文都有。
一段长长的上坡路。张柱良吃力地踩着。他忍不住想,这满大街的人谁看得起我呢?
这天中午,他穿着粘乎乎的大裤头,趿拉着拖鞋,两手满满提着肉和菜从市场回来,朝一个30多岁的男人点点头。那个男人头发齐整,皮鞋锃亮,礼节性地点完头又和周围的朋友谈笑风生。
他决定,别再和他打招呼了,显得自己多卑微。他想,那男人一定轻声地说,他是卖烧烤的。“卖烧烤的!卖烧烤的!”十年前,这男人和他一样,也只是广州一家夜总会的小保安,他们一同打架,没准还打过他,如今,人家漂漂亮亮地成了个悠闲的地头蛇。
他被这男人刺痛了,但他不停告诉自 己,不能停!不能停!
2003年以前,他不过一个穷光蛋,倒霉鬼。一做生意就亏得血本无归。
在河南老家,他卖过卤猪,每天把生猪肉一千斤一千斤地运回家,卤完后再运到50公里外的安阳市区去贩卖。不幸的是,来了个五号病,没人敢吃猪肉了。猪肉堆在家里让人发愁。再后来,看到别人倒卖棉花发了财,家乡盛产棉花,他也就偷偷地收购一些拿去卖。朋友开着改装摩托车,他坐在一车软软的二级棉花上,喜滋滋地想着赚上一千块。可到了隔壁镇的工商局门口,爆胎了。他跑回家来拿轮胎,回去时,车子被工商所带走了,他们开了四级鉴定,低价收购了这一车棉花。后来,他横着胆再干一回,结果又让邻县的工商局给抓了。
他妈妈说,会做生意才算男人。现在,他卖烧烤,每晚能赚几百块,他成了五兄弟中最有钱的那个。2016年,张柱良母亲得了食道癌得动手术,几兄弟中他出钱最多。
多亏了这小生意,家里才建了楼房,那是给张明明娶老婆用的。在河南老家,结婚总是那么早。张柱良和陈菊结婚时,才20岁。
坚持,坚持,再过上两年,他将做爷爷,老婆将做奶奶,终于享清福了。陈菊总说,你不会赚钱,随便再找一个都比你强。他笑着说,有了钱,就不要你了。有时,他也会哄着她,年轻时总得吃苦,等儿子大了,做了奶奶,就可以享福了。
他告诉自己,他是一家之主,他要在前面领跑,其他人要跟着他跑。
张明明呆呆地骑着车跟在父亲后面。他盼着下雨,下雨就不用开档了。去年,他总是找比他大两岁的老乡,同是卖烧烤的周周一块玩。有一次出去摆摊前天色忽然变暗,大雨将至。张良柱踩上车了,他却往相反的方向找老地方上网。到了烧烤点,张柱良发现儿子没跟上来,立刻打了电话给周周。
“明明在你那吗?”
“没呢,叔叔,快下雨了,今天就别摆了吧。”
“不用骗我了,他一定在你那里。”
周周只得把电话给了明明。
“你马上给我过来,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他嗯了一声,挂了电话,踩上车走了。
六
“从我被妈妈带到广州那天起,我仿佛就于(与)世隔离了。”
2016年9月,张明明在河南老家读完4年级,陈菊决定将他带到广州。
临走前,张明明拖着堂妹静静的手说:“过去的明明已经死了,现在的明明已经不是以前的明明了。”
在前一年,他也来过广州,在广州金泉学校念4年级,这是一家外来工子弟学校,一个学期的学费大约是1200元。
有时,张柱良看到他浑身淤青,问他,总说是摔伤的。“为什么身体前后都有伤呢?”他不说话了。
至今为止,也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学年以后,他对母亲说想回河南了,他离开了金泉学校。今天再去那里,找不到他的档案,找不到他的照片,找不到认识他的老师,和他生命有关的痕迹都没有了。
他似乎只有网络了。
在广州的现实中,他没有朋友。从前有过,在金泉学校他有个要好的哥们,打架都在一块。那时明明被欺负了,他就帮他。哥们上了初中,他俩也失去了联系。
他有个网络好友叫小白,他叫她姐姐。
他对她说:“我很闷,我没有朋友,也不会讲话。”
下午六点到八点半是他的上网时间,“可是,爸爸妈妈却不允许我去上网,让我用上网的时间多睡会。我觉得这是在禁止我的自游(由)”。
“广州很繁华,但我很孤独。”
七
张明明跟着父亲往前骑,将瑶台抛在身后。旁边的瑶池酒店依然霓虹闪烁,漂亮的服务员在门口排成两排长长的队伍,每有客人进入,就齐刷刷地弯腰鞠躬。
去年五一,张明明看见一个比这个更高级的酒店,门口贴着招聘启事,上面写着招一名经理和几名服务员。那时他陪最要好的堂哥阿强在广州找工作,他拉着堂哥凑上去,指着第一行:
“哥,赶明儿我去求职面试总经理。”
“就凭你?你啥也不会,凭啥去当总经理。”
“就凭我的智商,过几天当给你看。”
来广州之前,阿强想象这个城市漂亮,干净,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要在这谋上一份工作就好了。中午下了火车,他跟随着叔叔张柱良,一路来到瑶台。第一次走进这条小巷时,他就想,我再也不要走这条街了。穿过几条阴暗的小巷,阿强来到叔叔的家。张明明还在房间里睡觉,阿强敲敲房门,是表弟小状来开的,小状大声说,“明明,明明,快起床,你哥来看你了。”两年没见面了。张明明睁开眼,慢慢站起来,声音很轻:“哥,你来了。”
“我心里有点失落,他不是兴冲冲跑上来说,哥你来了。”阿强说。
他眼前这个小男孩变了,满脸痘痘,闷声不语。
张明明其实是很开心的,只是不爱说出来而已。小时候,他被欺负了,堂哥一定是第一个帮他去讨回公道。张明明不爱打架,别人打架,他就站在一边看,不动手。不过,要是给人欺负了,那是一定要报复的。那年他12岁,被同学欺负了,他气冲冲跑回来,脱掉上衣,抡起棍子就往人家家里跑,被人家打回来了,他才叫上堂哥,堂哥又叫上他的哥们。
接下来的日子,他晚上照常出档,白天就陪堂哥四处找工作。
有一次,经过一条黑巷子,一只只硕大老鼠在他们面前窜过。
“真不想走这里。”阿强说。
张明明走在前面,没有说话。
来在大路上,张明明突然说:“哥,广州和你想的不一样。”
八
“这么晚才回来, 要耽误生意了,干活去!”张明明踏进家门,陈菊劈头就骂。他不耐烦地说,“很累了,让小状干去。”他把门用力甩上,倒头就睡,陈菊在门外唠叨起来,“连小活都干不好,怎么挣大钱!”
但这一天,他心情颇好,他对阿强说,我要写两本书,到时请你当男主角。阿强笑笑。心里想,你怎么写得出来呢。
接着,他对着阿强手机陶醉地唱起林俊杰的《曹操》: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罗嗦,一心要那荆州,用阴谋 阳谋 明说 暗夺,淡薄。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有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纷纷扰扰千百年以后,一切又从头。”
他把自己的歌声录在阿强的手机上,一遍又一遍。他已经很久没说过那么多话了,也没这么开心过了。他的嗓子很快就累了。中途休息的时候,他对阿强说:
“哥,我就是要做曹操那样的人。”
“为什么不做吕布呢,吕布最能打,身边还有个美人貂婵。”
张明明想了一下,说:“不,还是曹操有勇有谋。”
跟着,他又对着手机唱起来。
声音有点大,张柱良啪啪地打着他的房门,他们不敢再出半点声音了,盖起被子赶紧睡觉。
九
张明明的确写过两本小说,一本叫《雪山剑派》,一本叫《十八金甲将》,在他心中,这是他梦想起飞的舞台。
一天晚饭时,小状迸出一句话:“咱们家出了个作家啦!”
“什么作家?”父亲很好奇。
没等张明明回话,小状接着说:“他要写剧本,还要请成龙拍。”
父亲一下笑了:“好呀,写了给爸看,我虽然不会写,但还是会看的,要写就买笔买稿纸去,好好地写。”张明明点点头,静静地吃饭。
不久后,一天夜里,客人散尽,一家人收拾着档口。在三元里纪念碑旁边,张明明发现了一张被丢弃的桌子,他将桌子抡起放在车架后面,搬回家,擦得干干净净。接下来几天,他安安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了。
傍晚六点钟,一家人吃过了晚饭,父亲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张明明挪过去,将两页稿纸递给父亲。
“嗯,错别字很多,但情节还不错,好好写下去。”
张明明腼腆地笑了。
一年之后,张柱良回忆起这几天,他的脸上总挂着微笑,这几乎是他们父子最温馨的时候,那时候,张柱良傍晚不睡觉了,专心看儿子的小说。除了找资料,张明明也很少上网了,专心写小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湖南的网友小白。
“你是做什么的?”小白问。
“我没做什么,在家写小说。”他很骄傲地回答。
“好厉害哦,写得怎么样?”
“我爸说不错。”这应该是这两本小说的唯一读者了。
……
“你知道成龙的邮箱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到网上查查。”
“你有邮箱吗,能不能借我?”
小白将她的邮箱借他了。后来,他找到了成龙的邮箱地址,成天给成龙写邮件。
2016年9月27日,他在新浪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名字叫“等待梦想”。
十
张明明每两三天就拿一集给张柱良看,但父亲发现他的字越来越潦草,情节越来越混乱。
二十多天,儿子写了十多集。有一天,张柱良说:“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肚子里没墨水,自然是写不好的……你这是没先学走先学飞,还是从小文章写起,好好研究《广州日报》那些小文章是怎么写的,然后去投稿。”
一天清晨,他和周周去进货,他问周周:“知道广州日报在哪吗?”
“知道,那有我很多卖烧烤的朋友。你要干嘛?”
“带我去。”
终于到了广州日报社,他停下了车,抬头望着那几个红色大字。
“你来这做什么呢?”周周问。
“我想投稿。”
“哪有那么容易呀?”
张明明没有回答,只是笑笑。
“进去看看吧。”
张明明看看守在门口的保安,摇摇头,骑上自行车走了。
2016年12月6日17点14分,他在博客上写道:广州日报的各位记者你们好。我是向你们报社连载栏目中投稿希望可以上报。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留言。
雪山剑派//////作者<张明明>武侠小说.第一集..天玄地门一
下面没有了。
十一
每次上网,他就问小白,有我的邮件吗?
没有。
一天的烧烤忙完了,一家人围在桌子边休息。
“作家,成龙给你打电话了吗?”小状逗着明明。
“不久他就会给我打电话了。”
父亲心里暗暗发笑,于是故意问道:“他怎么给你打电话?”
张明明指了指父亲别在腰间的手机:“就打咱们叫烧烤这个电话。”
“那你叫成龙晚上9点后才打过来,白天我们可接不到电话。”父亲哈哈笑着。在城中村,他们花360元租的房子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张明明不吭声了。
这些关于小说的往事被2016年的尾巴甩开,张柱良再没听过,也没向儿子打听过。
张柱良恢复了晚饭后的睡觉,张明明又恢复了上网。
2016年底,他和父母回老家过年,这是他来广州两年后第一次回家乡。当晚,他叫上最好的朋友佳林、李闯直奔网吧,玩一个叫“半条命”的游戏。凌晨,他不想回家,和佳林跑到庙里头,折了一小捆树枝生火取暖,火苗一下蹿了一米多高,他俩赶紧把火熄灭,撒腿就逃。
这年春节是这几年中最好的时光了。18岁的堂哥阿强也结婚了,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不再上网玩,他要更努力地赚钱。
20多天的假期转眼过去,来广州前,张明明对阿强说:“哥,我不想去广州了,我想在家里打工。”哥哥帮他向陈菊说情。但母亲说,再说吧,再做一两年。
再说,再说到什么时候呢。
十二
张明明跟随父母再次回到广州。
他渐渐不和李闯来往了,这个童年时的伙伴,已经在老家的公交车上上班,每天负责拉客。张明明疏远了他,只说了句,“他变了。”小状到过完年就到天津打工去了,这个爱说话的孩子一走,张明明清静了,但这个家庭也越发沉闷了;去年同他一块进货、打篮球、跑步、上网的周周开了烧烤分档,有了摩托车,有了更多朋友,也更忙了。
现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父母。
他像是生活在时钟上的秒针,被其他两根牵动,日复一日地干着同样的活:凌晨四点帮忙收档回到家,然后踩40分钟的单车去和平西路的冻品市场进货,四十斤鸡腿,二十斤羊肉和火腿。
他第一次在凌晨单独进货的时候,妈妈很紧张,骂张柱良怎么可以让他一个小孩去,出事了怎么办。父亲也很担心,睡不着觉,就一直站在路口等。结果等到早上7点多他才回来。“问他怎么那么晚,他就说车坏了,要修理。心里还是生气,但看他满身大汗,就没生气了。以后就让他一个人去。”
半年时间,他就像一只老鼠,在深夜独自穿梭在城中村。
他上网越来越频繁了。
网吧藏匿在邻巷一家小卖部后面,张柱良在儿子和老乡的一次对话中得知网吧地址。他走进去,逼仄的空间摆放几台电脑,坐满了人。张明明弓着背双手交叉快速敲打键盘。他推推他,儿子扭过头,两人相互看了一眼,面无表情。张柱良没说话,转身慢慢走了,过一会,儿子运桌子和烧烤炉来到了卖场。
十三
平常,父子俩一天说不到五句话。几乎连架都没吵过。他们的对话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父亲自上而下的命令,二是儿子自下而上的汇报,三是上网前借口与反借口的对峙。
下午五点半是家庭的晚饭时间。张柱良坐在床上,老婆和儿子则坐着小短凳,他俯视着他们。他喜欢这种感觉。
张柱良吃饭很快,两大碗一下就吃完了,然后坐在床边看电视,这时他们都还端着饭碗。张明明注意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一走开,上个厕所或洗个手,他趁机就溜了出去。有时父亲躺着,哪也没去。时针慢慢摆到六点,他等不及了,网友在等着他呢。
在网上,他可以和好友聊天,在他的QQ上,有72个好友。和他们聊天让他可以找到在孤独之前的那种快乐,这种孤独在他来广州后已经像爬山虎一样死死缠住了他,无法摆脱。他还可以在游戏中做另一个自己,他不再是一个卖烧烤的,而是一个除暴安良的警察或者是一个拉风的卡丁车车手。这两种快乐让他在这种厌烦的生活里有一点放松。
“我去打个电话给朋友”,“我去买东西”……他低着头等张柱良回话,张柱良没吱声,只半闭着眼看着他。他慢慢抬起头瞅瞅父亲,又低下头。
有时父亲就直接说“不行”,他就咬着嘴 ,扯着衣角,站在门口不时扭动身子,犹如毒瘾发作。父亲五指轻轻一扬,他立刻弹了出去。
父亲知道他去上网,他也知道父亲知道。
十四
有时候,张柱良怒了,吃过晚饭,突然把饭碗往桌上用力一掷,指着张明明,一字一顿地说:“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去上网。”张明明不敢吭声,放下饭碗往房里跑,啪的一声把门关上。母亲敲敲门,“什么事?”他没好气大声说。“拿东西!”“明天再拿!”张柱良亲自出马,咚咚咚敲着门,“什么事?”“拿东西。”张明明连忙开了门,又躺到床上去了。
第二天,他又在屋里团团转,不时观察父亲的动向,如果无机可趁,他又支支吾吾开始找借口了。
借口找多了,他就赤着上身穿着短裤跑出去。张柱良想,他总不会赤着身去上网吧?便没叫住他,可他还是8点半才回到家。卖烧烤时,张柱良对他说:“上网也总得穿上衣服吧。”他不回答,走开了。
借口仍然需要找。一次,张明明吃过晚饭,对父亲说:“我要去买鞋垫。”父亲说:“行,五分钟后回来。要是想上网,就别找借口。”他靠在门上,歪垂着头,一动不动,也不吱声。陈菊看着难受,推着张明明说:“行了行了,你快走吧。”
张明明一出门,气得直往墙上打。这天晚上,他在床头刻下两个字:仇、恨。
啪,啪……这段时间,他紧闭的房间里总是传出打火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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