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论文摘要】作者研究了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认同概念并回顾了对此主题研究的相关文献，提出了弗洛伊德认同理论形成的三个主要阶段：（1）1897-1917为早期阶段，这个时期弗洛伊德提出了癔症性认同和梦认同，主要是把认同作为一种临床上的病理性防御机制对待；（2）1917-1921为中期阶段，弗洛伊德主要阐述了自恋性认同及其与忧郁的关系，开始注意到认同在心理发育中的重要作用；（3）1921-1932为晚期阶段，弗洛伊德全面阐述了认同与心理发育、人格形成的关系。作者尚建议应保持弗洛伊德主义理论术语的丰富性以保证理论和临床的契合。
【论文关键词】认同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概念研究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identification in Freud’s works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 demonstrates three period in Freud’s works about identification:(1)1897-1917,hysterical identification and dream identification was mentioned , and identification was taken as a pathologic mechanism ; (2)1917-1921，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elancholy was discussed, and the role of identification in development was noticed ; (3)1921-1932,the relationship among identification , development , personality formation was mentioned demonstrated in details.
似乎人们对心理学的要求，并不在于通过它来获得知识的进步，而是得到另一种满足。一切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切谁都承认的疑难，都可化做反对心理学的理由。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序》
引言
对于当今中国的心理治疗师，研究认同和同一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于：
1 我们生存的地球在文化上处于一个认同混乱的时代；
2 我们寄身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同一性（identity）丧失的社会；
3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咨询者都面临着认同的危机；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师的认同危机——或者说，这是身份弥散（identity diffusion）——体现在学科发展中诸多奇异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对弗洛伊德的崇拜和攻击，这种崇拜和攻击恰恰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前者（崇拜）有点类似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奴性认同，后者（攻击）有点类似于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施虐性投射——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
对弗洛伊德的误解和幻想体现在我们很难承认一点，那就是，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对弗洛伊德还是不太了解。
有一点可为资证的是，虽然我们言必称弗洛伊德，可是弗洛伊德全集中有关临床的文献至今没有翻译出来，更不用说全集本身了。这让我不由的想到：盲目崇拜弗洛伊德——尤其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界——其实是一种反向形成的掩饰，也许在潜意识中，我们咬牙切齿地（带有口欲期吞食特征地）攻击弗洛伊德。而这种攻击恰恰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认同完成的，这可以用一个口语公式表达为：“爱你，就等于吃了你，让你变成我，我们同归于尽。”
东方文化中这种吞并式爱情的一个生动的脚注是日本的电影《感官世界》，当然从潜意识的共同性来说，它还有一个蹩脚的双生子——《失乐园》。
在中国《封神演义》的传说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这种口欲期攻击性的一个隐喻——周文王吃了自己孩子的伯邑考的肉，又吐了出来——当然，这个悲剧的根源在于苏妲己想和伯邑考“成就鸾凤，共效于飞之乐”。这个隐喻被目光锐利的鲁迅在鸟瞰中国文化的茂密森林时用两个字总结了——“吃人”。
在这种亲子共生、家国同构、天人相通的文化设计中，中国人完成了自我的图景，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切都是那么安逸——请允许我用四川的方言表达这种状态——修齐治平，功成身退，身前身后的时候都被安排好了，没有必要探险，去寻找什么传说的新大陆，更没有必要为明天、失业、婚外恋、分期付款担心。
这首田园诗，这个温暖的怀抱，这个源源不绝的亲情输液管，破灭了,在侯德建歌咏的“百年前宁静的那个夜里”。
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来临了，在“五四”运动和“文革”把中国传统文化摧毁得命若游丝后，人们再也无法通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君主保持一种受虐式共生关系，再也无法通过投身革命的烘炉认同父母合体的毛泽东——这个超级自我理想——和他保持那种暧昧的情调。
那个中国人的主体，那个永恒的、心灵平静、怡然自得的奴隶和他的主人一起退出了文化设计的网络。
我们孤魂野鬼般四处漂泊的自我饥不择食地找到了任何一个可以放到超我祭坛上的人物、意象、概念、理论。这样，作为精神替代品、作为尸位素餐象征者的弗洛伊德在80年代和萨特被饥肠辘辘的中国知识分子捕个正着。
弗洛伊德，更多是被幻想成一个尼采式的、和压抑机制做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一个天生威武的话语大师，一个带领人们向理智、超我发动冲锋的革命战士。
对他的认同真的可以暂时缓解中国人沉积百年的文化被阉割的切肤之痛？和他的前任者——封建帝王、马克思、毛泽东——比较起来，他是难免受到抱怨和攻击的。
仔细研读他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矛盾、既坚强又软弱、充满理想又身不由己的奥地利的犹太人，他的意志、情感、信念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们必须通过误读弗洛伊德而虚构出一个自我停泊的港湾。
把对弗洛伊德的幻想进行到底——理想化或妖魔化的意淫都可以。
幸好,——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是，“可以值得幸灾乐祸的是”——这种治疗师职业身份认同的困境不是仅仅在中国才存在。
Klauber (1981)提出对精神分析之父的认同对整个精神分析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弗洛伊德在《哀悼和忧郁》中清楚的阐明——也就是说，分析师们对弗洛伊德存在着自恋性认同。
Klauber认为，分析师们无法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死亡。分析师们的创伤让他们一方面严格限制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精神分析的框架，另一方面拒绝认识到弗洛伊德对科学、宗教、哲学的影响是多么短暂。
正是这种创伤的付诸行动，造就了精神分析历史中僵化主义和起义主义的平行发展。而分析师的身份（identity）也成了关注的焦点。随之而来的历史事件是IPA把分析师的身份作为讨论的主题，也提示着分析师们不能再依赖对弗洛伊德的认同了。
不少研究分析师认同的人都提出，分析师这个行当比其他职业更多的和其身份认同有关（Thomä & Kaechele，1987；Cooper，1984a; Thomä，1983c）
也许这里我们可以走马观花地看看中国精神分析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德国的情况——这种密切关系可以用一个具有客体关系学派色彩的成语来描述，叫做“一奶同胞”。
近代德国和中国相似性的地方在于：
第一，都经历了多次战争。不同的是德国总是战败，中国却是一个滑稽的、沐猴而冠的战胜国；
第二，全社会都经历过极权主义政体青春期式狂热地统治。德国只经历了希特勒一个极权主义者，中国的情况大家心知肚明。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纳粹的政体是坚持弘扬德意志传统的民族精神的，而中国的政体从建立那天开始就是要打倒儒家文化的传统；
第三，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德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整个欧洲的68年运动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文化上是成功地促进了政府的改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被定性为“浩劫”，但是也促进了政府的改变。特别有意思的是，欧洲的文革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性解放，而中国的文革却是根本没有谈到性——这能算禁欲主义吗？
第四，在两国的极权主义统治时期，精神分析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德国弗洛伊德居然享受到了焚书坑儒的待遇，而中国批判弗洛伊德的同时，也承认了他理论中的革命性。——当然，“这种革命性是不彻底的，这是弗洛伊德这个小资产阶级娘胎里带来的毛病”——这也算无产阶级对弗洛伊德的一点同情和理解吧。
在纳粹德国，搞精神分析师是一桩不安全的事情，颇有些提着脑袋干活、刀头舔血的味道，很多精神分析师被招安到德国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研究所（the German Institute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Psychotherapy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und Psychotherapie，简称格林学院), 这是1936,由 M.H.格林建立的，这个格林是大名鼎鼎的纳粹头目格林（Hermann Goring)的表兄。这个学院的目的是把深层心理学的各家融为一炉，创造一种大一统的整合性心理治疗。德国的精神分析在专制政权的封闭中，和IPA代表的国际精神分析界失去了联系。
在战后，留在德国的精神分析家们遇到了一件中国人称为“很没面子”的事情，IPA拒绝收回德国精神分析社团（German Psychoanalytic Society，Deutsche Psychoanalytische Gesellschaft, DPG.，虽然它早在1916年就成立了，经典精神分析的发展的很多历史性人物都出自这个社团。而整个社团的成员——他们没有弗洛伊德那么好的条件，有波拿巴公主来解救——在战争中饱受威胁，生活在动荡、窘迫、屈辱中，现在还要面临在国际上职业身份的丧失。
这件事情最终的通过两个事件得到解决：
第一，这个社团的主席Schultz-Hencke成了替罪羊。DPG归属了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这算是对国际政治格局的一种戏仿吗？德国人虽然死不承认，但是瞎子都看得出来，这个国家不过是美国的附庸国罢了
第二，Müller-Braunschweig，这个有些誓死效忠弗洛伊德味道的人，另起山头，于1950年成立了德国精神分析协会（Germ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Deutsche Psychoanalytische Vereinigung, DPV)，当时只有九个人，和我所供职的中德心理医院的医生数差不多。
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的精神分析师和我们中国现在的第一批准精神分析师（中德班的学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体现在两个地方，其一，他们面临的社会-文化情境和我们很类似，其二，他们中某些人和我们中大部分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
换句话说，他们的昨天可能就是我们的今天，他们的现在可能是我们的未来——上帝保佑，但愿这后一种预测会实现。
Thomä& Kächele如此描述这些战后一代的精神分析师，“战后德国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师的大部分一开始是作为自学的从业者存在的。他们的培训分析（training analyses）相当短。他们都对弗洛伊德的著作怀着理性的好奇心和激情（甚至是热爱），他们热情地为其声誉而战斗。这种对精神分析的亲近性是创造性先锋时代（productive pioneering times）的特征。”（Thomä & Kächele,1997;Freud , A.，1983)
在当时德国的海外军团的大力协助下，一直到1960年代之前，德国精神分析界产生了学习精神分析古往今来各种知识的热潮。
回顾历史，Thomä & Kächele认为在这种大量学习中，产生了多种的认同，而这些认同可能是有害的——“如果这些认同保持彼此没有联系的状态，而且这些认同没有通过批评讨论的手段以科学的方式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保持完整统一。” 和其他国家的精神分析师比较起来，战后德国的精神分析师有更多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是否也存在弗洛伊德的多种认同？这些认同是否得到了整合？中国的精神分析师身份认同的问题是不是也要比其他国家多一些呢？
这些没有得到整合的认同造成的是德国精神分析师的身份危机，用埃里克森的术语来说，是“自主性对羞耻、怀疑” （autonomy versus shame and doubt）的危机(Erikson，1959).
有学者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独有不安全。对IPA的代表显示出保守和顺从的态度，却不顾后者对德国精神分析培训标准的个人感受（无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 (Richter，1985; Rosenkötter，1983)
有的人把弗洛伊德的思想理想化，却没有作认真地工作，有的人拼命要确定他们自己的身份，而有的人一开始就强调要质疑弗洛伊德。
Thomä & Kächele对这些认同问题的分析是，他们不能通过通常的方式——对弗洛伊德这个始祖理论批评——而划分出自己的职业身份，因为这种批评的象征意义是，和那些迫害、敌视弗洛伊德及犹太人人的人象征性认同。
从而形成了精神分析师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屈从性的保守主义，一方面是对抗前者保守主义的神经症性的反向形成。虽然有从充足的科学理由来寻找一个整合深沉心理学的统一性理论的必要。德国的精神分析师们也还是会会裹足不前，这会给他们带来兜售一种纳粹式的“雅利安心理治疗”（Aryan psychotherapy）的感觉。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吗？有些人生怕超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半步，生怕和任何中国传统扯上关系；有些人生怕和弗洛伊德扯上关系，一听弗洛伊德的名字的反应就是贬低、贬低再贬低？
我认为，德国分析师曾经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分析师现在要面对的。中国的分析师面临的状况是文化传统的断裂，而这体现在我们的个性中就是超我认同的困难。
正如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讲》谈到的，——
“由于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故而，假如我们求助于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结果，儿童超我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为模型。因此，超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你们不难猜到，超我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一一如过失问题——有何等重要的帮助，甚至可能对教育赋予了实际的启示。所谓的唯物史观可能就错在低估这个因素。他们根弃超我这个因素，而主张人们的‘意识形成’只不过是同时代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这是事实．但它很可能并非真理的全部。人类从未完全生活于现在。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是存在于超我的意识形态中的；并且，这种传统仅是慢慢地屈从于现实的影响和种种新的变化，而且它只能通过超我的活动，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赖于经济条件。”（Freud,1932）
大家看不懂文言文了，不用学四书五经了，并不等于我们孔孟之道就影响不了我们了；不学习雷锋、焦裕禄了，不把为共产主义奋斗做为理想了，也不等于我们没有了盼望“大救星”的理想主义渴望，没有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动的两分思维。
在父母传递给我们的超我、自我理想——无论是内圣外王，还是“共产主义战士”——不能再适应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如何继续完成自己的多种认同的整合，如何形成一个稳定的同一性——我们如何帮助我们自己完成这些人格发展的任务？我们又如何帮助我们的咨询者来完成这些任务呢？
在超我的追悼会中，我们如何是带着哀悼离开、还是和忧郁手挽手地原地不动？
我们为什么对弗洛伊德崇拜的五体投地或者恨不得生吞活剥？
我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共情、爱、温暖、理解、接纳这些东西，而对乱伦、口交、吃人、阉割噤若寒蝉？
我们为什么那么痛恨或热爱理智，为什么那么向往或恐惧情感？
我们为什么要作精神分析师？
为什么要赚超过生存所需的钱？
为什么要性交？
为什么要组成家庭？
为什么喜欢或害怕嫖娼、婚外恋？
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
我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活着？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我的生命需要一个意义吗？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些问题？
……
也许，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了研究认同问题本身的意义何在。
也许，一个口号式的结尾可以让很多人满足，“研究认同问题是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需要，是利国利民的、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事件！”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是，这是一个纯粹利己主义的研究，我面临认同的问题，所以我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而我投射性地认为，我的同行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需要。
1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认同概念
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很多问题之所以称为问题，往往是因为这个问题在首先在弗洛伊德那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认同的概念问题也是如此。
涉及到认同的理论如此复杂，以至于早在1985年，IPA就在汉堡举行过名为“认同及其变迁”的主题会议，本文中不少重要的参考文献，便是来自于那次会议的论文。
但是在阅读了一些精神分析的文献后，我得出了两个鲜明印象是，一、就认同的概念似乎仍然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二、这种概念的多重性和不一致性的情况需要追溯到弗洛伊德那里。
对认同概念研究一般采用的方法是这样的，对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采取的是“编年体”研究，而对其后的学者提出的概念采取的是“纪传体”研究的方法。
我这里准备遵循这种惯例，其好处在于更便于我们的思考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1.1弗洛伊德著作中的认同思想
1.1.1早期思想（1897-1917）
弗洛伊德本人一开始似乎是随意的使用“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个词的，在弗洛伊德德文章中，他使用了四个词来表述认同的内涵：identification, incorporation, introjection，internalization。而这几个词的内涵往往有重叠的地方。
对弗洛伊德著作的文献考据表明，在他1897年2月8日的和弗里斯（Fliess）的第58封信就提到了认同，1897年5月2日的手稿1表明，他开始思索认同的问题。
在和弗里斯的信中，他讨论的是癔症的肌肉强直的问题,他认为这种症状的发生是和某个死去的人发生认同的结果 (Freud, 1897a, p. 192)。在同年5月2日的手稿中，他继续思考癔症的问题，并认为一个癔症患者的内疚感来自认同，“和这些道德低下的人的认同让大量超载的内疚感成为可能。”(Freud,1897b, p. 248)。文中“这些道德低下的人”指的是女仆。
这和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家庭结构有关系，一家之主（父亲）有时候会和女仆发生性关系，而父亲的女儿通过和女仆（与父亲发生性关系的人）认同，满足了对父亲的性欲，同时带来了恐惧，对性的恐惧和对道德堕落的恐惧。对此弗洛伊德说：“有一个悲剧性的合理事实是，一家之主对女仆的屈就通过其女儿自我贬低得到了弥补。”
随后不久的另一份手稿中，弗洛伊德提到在有些人压抑了希望父母死亡的愿望，在父母死亡或生病的时候，会自我惩罚，他认为这时候的认同是一种思维模式，没有必要寻找背后的动机。 (Freud,1897c, p. 255)
在1899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在一次提到了认同和神经症的关系，他说：“癔症是异体爱欲（allo-erotic）的，它的主要通路是和所爱的人的认同。而偏执狂（Paranoia）再一次消融了认同，它重新建立起童年已经被抛弃的所有的爱的意象，它消融了自我本身，而变成外来的意象” (Freud,1899, p. 280)。
后面这个观点在1916年对施列伯（Schreber）的案例的分析中再次提出（Freud,1911）。也许Schreber自己的话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它消融了自我本身，而变成外来的意象”， 施列伯1893年发病时认为自己变成了女人，他说：“……谋害我的阴谋已被送到了首领那里……。其目的是当我的神经症状被认为是不可治或假定不可治时，便将我以特殊方式移交给某人。我的灵魂被给与他，而我的躯体……被转变为一个女性的躯体，并屈从于上述想强奸的人，然后被‘留在原地’——无疑就是任其腐烂。”
到此为止，弗洛伊德讨论的认同都是病理性的认同，主要是癔症性认同。这种认同的特点是在欲望被压抑的基础上，主体无意识地认同另一个人。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开始考虑癔症性认同是在1895年《癔症研究》发表之后的事情了。
在1900年的《释梦》，弗洛伊德多次论述到认同作用。
首先在《释梦》第四章中，他提到：“认同作用是癔症症状机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他能使病人在症状中不仅表示自己的体验，而且也能表现其他许多人的体验。他们仿佛能感受一大群人的痛苦，独自一人扮演很多角色。……认同作用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它表现出一种类似性，源于保存在潜意识中的某些共同因素。认同作用在癔症中应用的最多的是表示一种性的共同因素。一个癔症女患者最容易（虽然不是唯一的）出现的症状是认同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或者是与自己一样与同一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其他女人。语言中常用的‘宛若一体’描写一对情侣，就含有这种意思。” (Freud ,1900, pp.149 -151)
（作者注：此处及以下《释梦》中译文皆出自孙名之译，《释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第一版。孙先生在原书中把identification 译作“摹拟”，此译名确实比“认同”更加传神雅致，但考虑到学界“认同”流传已广，故此处皆改译为“认同”。）
在《释梦》的第六章中，弗洛伊德谈到了认同和梦的工作的关系，他在谈到凝缩机制时说“相似、一致、具有共同属性——这一切在梦中都表现为统一，或表现于既有的梦念材料中，或表现为新的构造。第一种可能性可称作‘认同作用’，第二种可称之为‘复合’。认同作用用之于人，复合则用之于事物的统一材料。……认同作用就是与共同元素有联系的一个人在显梦中不断出现，第二个或其余的人在梦中似乎受到了压制。……每一个梦都涉及梦者自己，梦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只要梦中出现的不是我自己的自我，而是一个陌生人，我敢断定，我的自我必定以认同作用隐藏在这个人的背后；从而使我的自我能插入梦的前后关系中。在另一些梦中，如果我的自我确实出现于梦中，必有另一个人利用了认同作用隐藏在我的自我背后。”(Freud ,1900, pp.320 -323)
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第二个认同的概念，即梦认同，梦认同的作用有：它可以表现两个人共有的因素，表现移置了的共同因素，或者表现共同的欲望。比如说一个希望成为男孩子的小女孩就会梦到成为了她哥哥。
1901年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中，弗洛伊德用认同来解释一种常见的口误——说错名字。
如有一个年轻医生见到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自我介绍说：“我是Virchow医生。”，让Virchow教授很吃惊，说：“哈！你的名字也是Virchow。”——国内一个译本中，把Virchow翻译成了“法球”，听起来像用什么方言在骂人，或者是一个体育爱好者的幻想。
弗洛伊德对此种口误的解释是：“用一个名字替代另一个名字，错误地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以及通过口误的方式对一个名字的认同等，都表明了人们存在一种情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
在上面的例子中其实，这种情感准确地说是一种愿望，弗洛伊德的假设是——“我不知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护——是否是由于他对这位教授的讨好、这使他发现在这个伟人的人物面前自己显得如此的渺小。因此他自己通过口误使自己表现出来；或是否他有勇气接受这一点：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会像法球一样成为—个伟大的人物．因此在和教授谈话时．希望他不要以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或者是二者共同起作用。使这个年轻人在作自我介绍时出现了失误。”
这是弗洛伊德文笔的惯有的暗示特点——三种假设中，如果年轻人承认了第二种假设，那么他就同时得到了这个弗洛伊德文本的赞扬，“哦，他的确有’勇气’承认这一点，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但实际上，语境中没有任何线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这种暗示的魔力就在于，通过在一个对真实事件的刻板描述中添加形容词、副词进行修饰（润饰？），从而草灰伏线地添加了作者的欲望、判断和动机，当然很多时候这是无意识的——但愿如此！
在此之后一直到1917年的10多年的时间里，弗洛伊德都很少谈到认同作用。
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两次。一次是1905年，弗洛伊德对杜拉的分析中，谈到杜拉的部分症状来源于对K女士的认同，其欲望是像K女士一样和他父亲有性关系。(Freud,1905a, p. 83)不过，杜拉这个案例更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在治疗的时候，又是和谁在认同呢？
另一次是在1913年的《图腾与禁忌》中，他谈到原始人杀死父亲并吃掉父亲的尸体是对父亲的认同(Freud , 1913,p. 142)。
Allan Compton统计过，1917年以前，弗洛伊德用认同这个词有18次，其中7次是在未发表的文献中。（Compton, 1985）
可见，弗洛伊德在这个时期对认同并不是太关注。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认同这个词的意义好像主要是指在某些方面从心理上成为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如很多癔症患者的身体僵硬就是让自己成为某个死去的人。
弗洛伊德这个时期的认同理论Compton总结为：认同是一种心理上把自己放到其他人位置上的思维，是潜意识中对其他人的模仿，认同是由潜意识中的欲望或者内疚激发的；在癔症的心理病理学和梦的工作中都很重要。但是，认同也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其基础是发展中口欲—食人期（oral-cannibalistic phase）的本能。这种本能的目标是和客体合并。在其后的发展中，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总的来看在1917年前，弗洛伊德的所谈到的认同的概念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一种临床现象或防御机制。可以称为“癔症性认同”或梦认同。虽然梦认同和癔症性认同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很多理论家还是认为，其在《释梦》中谈到的认同从概念上和癔症性认同还没有本质性的区别。（Compton, 1985）
1.1.2中期思想（1917-1921）
1917年以后，弗洛伊德开始提出另一种认同的概念，这种认同概念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仅把认同当做一种病理性的防御机制，而是更加重视了认同在心理发育中的作用，认为认同对人格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
有国外学者提出，这个理论逐渐成型的过程开始于1915年给《性学三论》做的一个脚注中，他谈到了人类存在一种合并客体的本能（incorporation of the object），这是认同的原型，并认为这在心理发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作者本人察看了英文标准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却没有发现在《性学三论》1915年的脚注中有“incorporation of the object”这种提法，这究竟是疏忽还是版本的不同还有待考证（Freud, 1905）。
1915年，在《本能及其变迁》中，弗洛伊德在阐述本能向对立面转换的时候，举了施虐—受虐狂的例子，提出：“在别人遭受疼痛的同时，主体通过与受虐者的认同而享受这种受虐状况。”这显然还是把认同当做一种病理的防御机制。
但是，就在同一篇文章后面的几页，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了费伦奇的术语内投射（introject）来阐述自我与客体的关系，他说：“既然呈现于自我的客体已成为快乐之源，于是客体便进入了自我，对客体进行内投射，另一方面自我又使内在的任何客体变成不快之源。”（Freud,1915）
这样有结构和发展内涵的认同的概念在1917年弗洛伊德发表的《哀悼和忧郁》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并且提出了另外一种认同的模式——自恋性认同。
哀悼和忧郁都是抑郁的表现，它们的区别在于，哀悼是源于客体的丧失，而忧郁源于自我的丧失。
他认为，在忧郁中，人们的自我在认同一个“被抛弃的客体”。在忧郁的时候，客体关系遭到破坏，而本来对客体灌注的力比多释放出来，又不能够移置到另外的客体那里，所以退回到自我中，在那里帮助自我认同一个被抛弃的客体。（Freud,1917, , p. 249）
以此为题，弗洛伊德发挥开，提到了自恋性认同。客体选择是受到建立在自恋基础上的，“以便于客体灌注能够退行到自恋。和客体的自恋性认同接着变成色情灌注的替代品。这种对客体爱的认同的替代是自恋情感的重要的机制。当然它呈现出从一种客体选择到原发自恋的退行。……认同是客体选择的初步阶段。这是自我选择客体的第一种方式，并以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自我需要把这个客体合并到自身中，通过吞食让它和口欲期或食人期的力比多发展相适应。”（Freud,1917, p. 249-250）
这种起源于口欲期、形成第一个客体选择的认同方式就是后人所说的自恋性认同。
自恋性认同是忧郁发生的前提条件。在忧郁中，自恋性认同提供了一种条件，让主体的施虐冲动指向内部，而避免了指向外在的客体。对自身的攻击实际上代表着对客体的攻击，此时客体丧失转化成为了自我的丧失。
自恋性认同和癔症性认同的区别在于：在前者中，客体灌注被抛弃了，而在癔症性认同中，客体灌注持续存在并表现出它的影响。
dentifications with the object are by no means rare in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 either; indeed, they are a well-known mechanism of symptom-formation, especially in hysteria.
Freud - Complete Works. Ivan Smith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其后不久，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再一次简短地提出了这两种认同，以及认同和理想自我的关系，——“我们就能知道它起源于父母师长及社会的影响——即与这些模范人物的认同。”(Freud ,1916-1917, p. 428)
1918年，弗洛伊德提出了狼人的案例。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主要用认同理论来分析案例。他提出，狼人对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耶稣基督的认同，和他的重生幻想有关，狼人也“和他自己的阴茎认同并用阴茎来代表他自己。” (Freud,1918)
作者认为，狼人案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弗洛伊德全集》编纂者认为的，为弗洛伊德这个时期的重大理论——“合并、认同、自我理想的形式、内疚感和抑郁的病理状态的相互联系”——的提出作了铺垫工作，而更有意义的是，从个案出发，弗洛伊德探索到了肛欲期对父亲的认同形式和基督教文化的内在联系。
弗洛伊德对狼人的分析有一点给本文作者印象颇深，这就是他认为来自狼人保姆的拒绝和阉割威胁让他的性本能朝向肛欲期退行，从而具有了施虐-受虐的特征。其中的施虐性保持了和父亲的旧有的认同，而其受虐性把父亲当作了性本能的客体。
这种受虐性又通过和基督的认同得到了升华。作为基督，狼人可以表达对他父亲的过分的爱而不必有内疚从而满足了他潜意识中性欲。同时，和基督耶稣的认同也满足了他的受虐欲望，因为他可以顺理成章地为了父亲的要求而折磨、牺牲自己，并且生活在父亲的荣耀中。
从这个案例，首先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个人欲望和文化模型之间的那种巧妙的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模式。其次，有一个更加理论性的问题提出，那就是文化和人格塑造的相互关系是否是建立在施虐-受虐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础上？特别是以父子关系为核心轴的中国文化中，这一点是否更加具有意义？
我国学者苏晓波已经开始作了这方面的一些理论开创的工作。如果稍微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哪怕只是看看吴思的《潜规则》那样的普及性作品——我们就不免要得出这样的假设:施虐-受虐的文化架构循环反复地通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的机制嵌入到中国人的个性中，我们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施虐-受虐的痕迹。刘罗锅的那个永恒的驼背似乎是这一点的一个形象说明。而鲁迅对中国人“奴性”喋喋不休的外行分析也给这个假设增添了几分来自“伟大无产阶级战士”（毛泽东语）的声援。
（作者注：鲁迅对这种文化架构发出的无数只冷箭的一只是，“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其实施虐-受虐的认知模式便在于“只取他末一点”。
和鲁迅潜意识惺惺相惜的一个人是张献忠，这个农民起义领袖、有个典型中国传统色彩名字的杀人魔王（类似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名字还有“马加爵”，“焦裕禄”等），他写的一首诗更加直白的解释了这种肛欲期攻击性付诸行动时的宇宙观：“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就是替天行道的张献忠眼中的天道。
在1921年以前，弗洛伊德的文章中有关认同的概念是比较混乱的。他既用认同来指称一种心理发育过程，又用认同来指这种发展过程的结果。既用认同来描述临床现象，又用认同来作为纯理论术语。这样混乱的概念和自我的概念不明有很大关系，弗洛伊德早期所说的“自我”（ego）显然比结构理论形成后的自我的外延要宽泛许多。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认同的概念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一种被激发的思维形式。
（2）认同是一种防御方式。
（3）有时候，认同是防御的对象，如狼人的案例。
（4）认同的和模仿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更接近于同化（assimilation）
（5）认同和理想自我（ideal ego）的形成有关。
（6）认同不仅仅是针对一个他人 ，也可以针对自身的一部分，如阴茎。
（7）认同和与他人的关系有关，它可以发展出早期的爱的关系，也可以置换一种爱的关系。
（8）认同可以用来表达关系中的欲望层面，如癔症性认同。
（9）认同的原型和口欲期的合并、吞食有关。
1.1.3晚期思想（1921-1932）
虽然我在这里说晚期，但在后文中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弗洛伊德的晚期的认同思想也是没有成熟的，这也给后来者特别是新精神分析学派和客体关系学派者留下了很多发挥的空间。
弗洛伊德晚期的认同的思想主要成就在两方面：一方面，他更加细致地阐述了认同在心理发育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特别是认同和人格结构形成的关系；另一方面，阐述了认同与群体的关系。
前者影响了客体关系学派的产生，后者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更大一些。
1921年，弗洛伊德发表了《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其中专门有一章是论述认同作用的，这是弗洛伊德论述认同理论最重要的著作。
他首先提出了认同的基本概念，“认同是精神分析已知的与另一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它在俄底浦斯情结的早期史上起一定的作用。小男孩会表现出对他父亲的特别兴趣：他愿意像他一样长大，并成为像他那样的，处处要取代他的地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把他父亲当做典范。这种行为与对他父亲(以及对一般男性)的被动的或女性化的态度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它是典型男子气的。它非常适合俄底浦斯情结，它有助于为这种情绪开辟道路。”
在这里，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认同是在俄狄浦斯期前就出现的，而且，他影响到俄狄浦斯期的阉割焦虑产生。“在与他父亲这种认同的同时或稍后，男孩开始按依恋[情感依恋]形式形成向他母亲真正的客体贯注。因而他显示出两种心理上不同的联系：对母亲直接的性客体贯注以及与当做模范的父亲相认同。二者没有任何相互影响或干扰地并存一段时间。作为不可阻挡地向心理生活的统一化发展的结果，它们最终合为一体，正常的俄底浦斯情结就源出于它们的融合。” （有关弗洛伊德1921年的文章，有一个流传很久的错误，被steiner发现了，在原文中，, Freud 说， (G.W. XIII, p. 115) 'Gleichzeitig mit dieser Identifizierung mit dem Vater, villeicht sogar vorher, hat der Knabe begonnen eine richtige Objektbesetzung der Mutter nach der Ahnlehnungstypus vorzunehmen' 而英文标准版的译Strachey把他翻译成“ 'At the same time as this identification with his father, or a little later, the boy has begun to develop a true object cathexis towards his mother according to the attachment (anaclitic) type.' 但是把 'vorcher' 翻译成 'later'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翻译成 'earlier'。也就是说，孩子对母亲进行客体灌注可以发生在与父亲认同之前，而不是之后，这样，其实弗洛伊德的观点和客体关系的观点是一致的。”. (Steiner，R. 1989)
故俄狄浦斯情结一开始就包括了两个部分：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认同。正是这两者的融合，决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生。
我想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早在俄狄浦斯期之前就存在对父亲的认同，但是现在我感觉，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即便是在讨论神经症患者的时候，对父亲的认同也不同程度的被忽略。结果对大部分案例的理解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这孩子可怜啊,没人理解他，没人关注他，没人跟他共情，这就是俄狄浦斯前期的创伤啊，我们一定要理解他，一定要关注他，一定要跟他共情啊！”
这种“缺什么补什么”的“好妈妈”讨论坦胸露乳的喂奶式治疗让我浮现出的一幅幻想图景是：孩子一哭，妈妈就把奶头塞过去，却没有问问孩子：“你哭是不是肚子饿想吃奶啊？”
这让我不得不得出的“理论”假设是：（1）我们治疗师热衷于喂奶，不喂不舒服，喂了就通体舒泰。就像中国人表达对其他人的爱只有请对方吃饭、吃糖、抽烟这种“吃”的方式一样。——有些人拼命想独立的人对此极为反感，所以会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2）治疗师在潜意识中要排除父亲，即使排除自己内心的父亲，也是排除病人的。这种把一个人儿童化、双性化的客体关系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近代的文化大断裂造成了父亲认同文化链的中断更加强化了这种客体关系。造成的间接恶果是中国足球的疲软，而儒家父权制保存较好的韩国、日本这个问题就不太明显，一群儿童化、双性化的人不可能玩好大型球类运动，除了乒乓球这样可以让他们同过自恋性认同稍微成长一下的一对一的活动。
弗洛伊德在1921年再次明确了认同的产生和口欲期的力比多的关系，——“事实上，认同作用从一开始就是矛盾心理的；它能如此容易地转变成一种柔情的表达——就像转变成排除某人的愿望一样。它就像力比多组织最早的口欲期的衍生物一样行动——我们渴望和珍视的客体通过吃而被同化，并以此而消灭客体本身。正如我们所知，食人者仍然处于这个水平；他对他的敌人具有吞贪的情感，但只是吞食他所喜欢的人。”
可为例证的是中国人的词汇。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只有两种客体关系——“生”人和“熟”人。而我们统计人的数量单位是“人口”，因而每个人都是一张嘴，这张嘴的功能就是把熟人吃掉——自恋性认同。
接着，弗洛伊德指出了认同和客体选择的区别，“与父亲认同和选择父亲作为客体之间的区别，容易用公式陈述出来。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父亲就是这个人想要成为的东西；在后一种情况下，父亲就是这个人想要占有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区别依赖于这种联系是依附于自我的主体还是依附于自我的客体。”
在弗洛伊德看来，认同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仅仅能看出，认同机制就是努力模仿被视做模范的人来塑造一个人自己的自我。”
他总结道,“我们把从以上三个缘由中得知的东西概括如下；第一，认同作用是与对象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第二，认同作用以退行的方式成为对力比多对象联系的一种替代。正像靠对象内向投射到自我那样，第三，认同作用可能随着对与某些个别人(他不是性本能的对象)分享的共同性质产生任何新感觉而出现的。这种共同性质愈是重要，这种部分的认同就可能变得愈成功，因而它可能代表新的联系的开端。”
这里弗洛伊德显然区分了三种认同的模式，分别是原始性认同，自恋性认同和部分性认同。
但是在区分部分性认同和较为广泛的认同，这种分类的界限模糊了。
他认为，部分性认同又分为三种形式：
（1）和竞争对手的认同，其作用是表达对第三者的爱，如俄狄浦斯期女孩子对母亲的认同来表达对父亲的爱。
（2）和所爱的客体的认同。这时候，“认同机制替代客体选择而出现，客体选择被退行到认同机制。我们知道，认同是情绪联系的最早而又最原始的形式；常常发生的是，在形成症状的条件下，也就是存在退行以及潜意识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客体选择就退行到认同作用——自我表现为对象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认同作用中，自我有时模仿他不爱的人，有时模仿他所爱的人。也必定使我们惊讶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认同作用是部分的并且极端有限的，仅仅从作为它的对象的人那里吸取单一的特性。”
（3）认同作用完全不考虑与被模仿的人的任何客体关系，而把自己放到了其它人的位置上，弗洛伊德用寄宿学校女生的集体癔症发作来说明这种认同。
但是这最后一种部分性认同和癔症性认同，第二种部分性认同和自恋性认同又如何区分呢？
而比较广泛的认同，弗洛伊德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而是举了同性恋的例子来说明——
“大部分男同性恋的发生过程如下。：一个年轻人在俄狄浦斯情结意义上不同寻常地长期而强烈固着于他的母亲。但最后在青春期结束之后，用某个其他的性对象代替他母亲的时刻来到了。情况出现了突然的转换：这个年轻人不是放弃他母亲，而把自己与她认同；他把自己转变成他母亲，现在为他自己寻找能取代他的自我的对象—一他能给这个对象以他从母亲那里体验到的爱和关怀。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过程。它能像人们喜欢的那样经常被证实，并且自然完全不依赖任何有关这种突然转变的机体驱力和动机的假设。这种认同作用一个惊人的东西是其丰富的范围：它按迄今一直作为对象的模范来重新塑造自我的一个重要特性即性特征。在此过程中，对象本身被抛弃——是完全还是在仅仅被保留在潜意识中的意义上，这是超出此刻讨论之外的问题。与被抛弃或失去的对象认同，作为对于那一对象的替代——将对象内投射于自我，这的确不再令我们感到新奇。这类过程有时在小孩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
故比较广泛的认同是一个人性认同形成的根本。中国人不男不女的特征的根基就在这里。
但是正如我们可以看出来的，部分性认同和比较广泛的认同依据的分类标准是认同客体的数量和程度，而自恋性认同和癔症性认同的分类标准是依据是否有客体灌注，这两个标准在弗洛伊德这里有了一点点的混淆。
这只能说弗洛伊德对植物学分类还不太清楚，这似乎在《释梦》中他的一个有关植物学图书的梦有所体现。
而对认同的分类后来更引进了其他的分类轴，如根据临床疾患分类，根据人格结构分类，根据心理发育分期分类，这让整个认同理论陷入了理论、概念的混战中。
仍然是1921年，对认同作用和“着迷”或“屈从”的爱的极端发展之间的差别，弗洛伊德认为：“在认同作用情况下，自我用对象的特性丰富自己，它把对象‘内投射’于自己，……而在爱的极端发展情况下，自我是贫乏的，它使自己屈从于对象，它用对象取代它自己最重要的部分。……另一区分也许更好地适于发现事情的本质。在认同作用情况下，对象丧失或被放弃了；然后它在自我内部再次建立起来，仿效失去了的对象，自我本身又发生了部分的改变。在另一种情况下，对象被保留，通过自我并以自我为代价出现了对对象的过度贯注。”
这里又出现的一个问题的“使自己屈从于对象，它用对象取代它自己最重要的部分。”，不恰恰是符合他前面说到的较为广泛的认同的特征吗？“认同作用完全不考虑与被模仿的人的任何对象关系，而把自己放到了其它人的位置上。”
而这本书谈到的集体心理学和认同的关系问题，我觉得他1932年的对此的一个总结是最简明扼要的——“1921年我努力利用自我和超我间的分化研究群体心理学。获得了这样一个公式：心理群体是个体的集合，假如在他们的超我之中引入一共同的人物。并又以此共同成为基础，在各人的自我中互相认同，那便成为一种心理的集体。当然，这只适用于有领袖的群体。”（Freud,1932）当然，这里说的简明扼要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情况来说的，根据道家的标准，弗洛伊德的理论五千字就说清楚了。而根据佛家的标准，弗洛伊德说了一辈子，等于一个字都没有说。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只要说话，说的都是废话。”
但是废话是有治疗意义的。特别是对弗洛伊德患有多种神经症的人来说。
1923年，在《自我与本我》中， (Freud,1923) 弗洛伊德在人格三部论的基础上提到了认同。
他首先定义了自我的发生，“自我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自我；它不仅是一个表面的实体．而且它本身还是一种表面的投射。”对此句话的脚注是“自我基本上是从身体的感觉中派生的，主要是从身体表面产生的那些感觉获得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身体表面的一种心理投射，另外，如上所见，它代表心理结构的外观。——这个脚注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的英文译本中，译本说这个脚注是经过弗洛伊德认可的，在德文版中并未出现过。）
然后他再一次明确提出，认同对性格形成的重大贡献，“我们必须稍微扩大一些我们的范围。我们通过假设(在那些患忧郁症的人里面)，失去了的对象又在自我之内恢复原位，就是说，客体贯注被一种认同作用所取代，这样我们就成功地解释了忧郁症的痛苦障碍。然而，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该过程的全部意义，也不知道它的平凡和典型程度如何。自此我们开始理解，这种替代作用在确定自我所具有的形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形成它的所谓‘性格’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下面的这段话说明了认同对自我形成的重大贡献是什么样的:“ 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一个性客体时，在他的自我中常常会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只能被描述为客体在自我之内的一种复位，就像在忧郁症里发生的那样；这种替换的确切性质迄今尚未为我们所知。通过这种内投射，一种退行到口欲期的机制，可能使自我更容易放弃一个客体，或使该过程更容易成为可能。这种认同作用甚至可能是本我能够放弃其客体的惟一条件。无论如何，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一个经常发生的过程，它说明了这个结论，即自我的性格就是被放弃的客体贯注的一种沉淀物，它包含着那些客体一选择的历史。”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当自我假定客体的特征时，可以这么说，它把自己作为一个恋爱客体强加给本我，并试图赔偿该客体的损失。它说：‘瞧，我这么像那个客体，你也可以爱我。’”
显然，这里弗洛伊德说的认同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其结果。从防御机制的角度看，弗洛伊德认为这个过程叫做升华，——“这样发生的从客体力比多向自恋力比多的转变，显然指的是对性目的放弃，即一种失性欲化的过程——所以，它是一种升华作用。的确，这个问题引起并应该受到认真的考虑，即这是否并非总是升华作用所走的普遍道路，是否一切升华作用都不是由于自我的媒介作用而发生的，自我通过把性客体力比多转变为自恋力比多，然后，或许继续给自我提供另一个目的。以后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它本能变化是否也有可能不是由这种转变造成的。例如，是否这种转变不会造成已经融合在一起的各种本能又分解”。
如此看来，认同其实会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发育过程的，这和他以前的提法，认为认同主要是一种病理性的防御机制是一点点矛盾的。弗洛伊德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一个正常的心理发育过程的防御机制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了病理性的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通过运用“量变引起质变”这个辩证法原理来回答这个问题——“虽然这有点离题，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扩展到注意自我的客体一认同作用。假如这些认同作用占了上风，并巳变得为数过多过分强大，且互不相容，那么，取得病理学的成果将为期不远了。由于不同的认同作用被抵抗所互相隔断，可能会引起自我的分裂；或者是所谓的多重人格。这种情况的秘密就是各种认同作用轮流占有意识。即使事情不致如此，在四分五裂的自我的几种认同作用之间存在着冲突问题，这些冲突毕竟不能描述成完全病理学的。”
所谓“过犹不及”，这和中庸思想差不多，当然，精神分析庸俗主义者会把中庸和阉割划等号的。
接着，弗洛伊德在论述超我的形成时，再一次明确了后人称之为“原始性认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的认同形式——“童年最早期的第一次认同作用的影响将是深厚持久的。这就把我们领回到自我理想的起源；因为在自我理想的背后隐藏着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认同作用(以父亲认同的作用)这是在每个人的史前期就曾发生的。这显然并不是最初客体贯注的结果；这是一种直接的、即刻的认同作用，比任何客体都早。”(Freud,1923, p. 31)
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克莱因要把超我形成的时间推到了早期。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情况是，弗洛伊德认为，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早在俄狄浦斯前的发育中就存在着对父亲的认同。这和客体关系学派——准确地说，传到中国来的客体关系学派——的理解是有一定差异的。在后者那里，似乎早期的客体关系是母子的两人世界，而父亲在埋头工作、日理万机、无暇他顾，或者无所事事，袖手旁观，游手好闲。现在三人心理学（three personal psychology ）的提出也许是个不错的补充。
在俄狄浦斯期的认同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孩子的性身份（sex identity）认同的确定。弗洛伊德假设，每个人一开始都是雌雄同体（bisexuality）的——这既是生物学上的意义，也是心理上的意义。——（作者注：有关雌雄同体的提法，早在和弗利斯的通信中就提出，《性学三论》中阐述较清楚（Freud,1905），这个问题将另撰文阐述。）
这种双性化特征在俄狄浦斯期得到解决——
“然而，全部问题是如此复杂。有必要更细致地探究它。问题的错综复杂归之于两种因素：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特征和每一个人身体上的雌雄同体。
…… 男孩子的情况可以简单地做出如下叙述。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小男孩就发展了对他母亲的一种客体贯注，它最初和母亲的乳房有关，是在所依赖的原型上最早的客体选择的例子；男孩子用以父亲认同的方法来对付他的父亲。这两种关系一度曾同时存在，直到对母亲的性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把父亲看做是他们的障碍；这就引起俄狄浦斯情结
……于是以父亲认同的作用就带上了一种敌对色彩，并且变成了驱逐父亲以取代他对母亲的位置。此后和父亲的关系就有了心理上的矛盾；在认同作用中这种内在的矛盾心理好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丁。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那种充满纯粹深情的客体关系构成了男孩子身上简单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
…… 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化，对母亲的客体贯注就必须被放弃。它的位置可被这两种情况之一所取代：要么以母亲认同要么加强以父亲认同的作用。我们习惯上认为后一结果更为正常；它允许把对母亲的深情关系看做是保留的一部分。
……这是雌雄同体借以取代后来发生了变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式之—。另一种方式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简单的俄狄浦斯情结根本不是它的最普遍的形式，而是代表一种简化或图式化。
……更深入的研究通常能揭示更全面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是双重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并且归之于最初在童年表现出来的那种雌雄同体：就是说，一个男孩子不仅对其父亲有一种矛盾态度，对其母亲有一种深情的客体选择，而且他还同时像一个女孩那样，对他的父亲表示出——种深情的女性态度，对母亲表示相应的敌意和妒忌。正是这种由雌雄同体所带来的复杂因素使人难以获得一种与最早的客体选择和认同作用有联系的清楚的事实观念，而且更难以明白易懂地描述它们。”
完成了俄狄浦斯期的认同后，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超我，“受俄狄浦斯情结支配的性欲期的广泛普遍的结果可以因此而被看做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种沉淀物，是由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认同作用构成的。自我的这种变化保留着它的特殊地位；它以一种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与自我的其它成分形成对照。”
总结起来，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子的认同发展是这样的——他认为在儿童早期产生的第一认同的效果会是广泛而持续的。这和自我理想的发源有关，因为在其之后隐藏着个人第一次的、最重要的认同，男孩子和父亲的认同早于客体灌注。随着孩子发展到俄狄浦斯期，对母亲的客体灌注必须放弃，这种放弃客体灌注的力比多要通过两种形式得到满足，要么是男孩子认同母亲，这是形成男性同性恋的一种机制，要么是对父亲更加广泛深入的认同。而后者是被认为是正常的。
1924年，在《The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弗洛伊德谈到了后俄狄浦斯期的认同主要是对老师、权威、偶像、英雄的认同，它们都和父母意象有关，但是这些任务不再被自我内化，而且个体对这些人物更加具有抵抗性。(Freud, 1924b, p. 168) 沿着这个方向的重要研究者我们知道是埃里克森。
1928年，弗洛伊德用认同的理论来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癔症性癫痫，认为这些症状得出现是因为他认同了父亲，而症状要满足惩罚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潜意识中希望父亲死亡。 (Freud, 1928, pp. 182-183) 作为男孩子的这位伟大文学家对认同中蕴含着父亲的恨，一方面他崇拜父亲，希望自己像父亲一样，另一方面想要取代父亲的位置。如果父亲是严厉、苛刻的，那么男孩子的超我就会有这些特性。与此同时自我会变得被动、具有女性特征，从而满足超我的惩罚愿望，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我用惩罚的方式允许了他的自我对父亲的认同和攻击。
但是就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太精深的阅读来看，似乎这些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著作里面已经谈到了，而且，他指出了两条摆脱的途径——皈依上帝或者存在主义式的付诸、行动，如《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提到的。
（作者注：《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个片段发人深省，见《赞美诗和秘密》一节——
米卡匆匆忙忙地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念道：
“‘欲解决此问题，须先将自己的人格与自己的现实处境分开。’你明白不明白？”
“不，我不明白。”阿辽沙说。）
Messerner总结过弗洛伊德这个时期的理论中有关认同和人格结构的关系。他认为，这时候弗洛伊德把认同当做了人格结构形成的原始机制，认同既是超我形成的机制，也对自我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Messerner问道，“超我是建立在自恋认同（内投射）上的，而自我也是从认同中分化出来的。但是后者是否和超我存在着内射性认同（introjective identifications）?”，他认为，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最清晰的区分是认为自我认同（ego identification）更多的建立在癔症性认同。这种认同的结构部分尚不明了。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主体从客体哪里内化了什么？”有时候弗洛伊德似乎是指内化了整个客体，但是有时候他似乎认为是内化了客体的权威性和攻击性。
“这提出了问题，是否所有被内化的都变成了超我的部分，或者时候有些部分被内化为自我。……显然需要做出一些澄清。”（Meisserner，1970）
当然，这些澄清工作是由后人完成的。
弗洛伊德自己的总结是1932年-1933年发表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讲》，这是他整个学术生涯中最后一次对认同理论做出重要的总结。
在这本书中，他总结了他的认同理论如下：（Freud,1933）
（1） 他认为认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和父母的关系被转移入个体的超我中。认同是把一个自我同化为另外一个自我，其结果是第一个自我变得像第二个自我。“对于父母权威转变为超我的过程，…… 该过程的基础就是我们所称的认同——即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同化，结果，在某些方面，第一个自我像第二个自我那样行动，摹仿后者，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后者吸收到自己之中。”（作者注：弗洛伊德这里的自我（ego）实际上包含了超我。）
（2）认同和口欲-食人期的对另一个人的合并很相似。这一句原文是“Identification has been not unsuitably compared with the oral, cannibalistic incorporation of the other person.”国内有文献把之翻译成 “人们不恰当地把认同比做是吞食别人的合并。”实际上这是一个双重否定句，表达的是肯定的意思。
（3）认同是对另一个人的依附，并且有可能是这种依附的第一种形式，但是认同和客体选择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可以同时存在，人们可以同时爱一个客体并认同一个客体。——“这是一种依赖别人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可能是最早的方式，但认同与客体选择不是同一回事。二者的差别可用下列方式进行表达：假如一个男孩使自已认同父亲。他就想像父亲一样；假如他把父亲作为他的选择对象，他就想拥有他，占有他。在第一种情况中，他的自我是根据父亲的模型而变化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就没必要改变了。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和对象的选择是相互独立的；但一个人可能认同另一个人井根据他的模型改变白已的自我，也可能把此人作为诸如性的对象。……尤其常发生在妇女身上，并成为女性气质的特征。”
（4）丧失客体可以通过退行到认同而得到补偿。“假如一个人失去了客体或被迫放弃客体，他常通过认同该客体并在自我中里建立该客体的方式来补偿损失，因而可说客体的选择在此退行到了认同。……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失。儿童放弃了初期对父母所形成的、强烈的、具有精神贯注性的客体；但是，作为对失去客体的补偿，儿童就会进一步加强对父母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被放弃的、对客体的精神贯注的沉淀物……”
（5）通过认同，俄狄浦斯期对客体的力比多依附得到移置，这样产生了超我。这些超我认同在自恋性认同已经产生了出现。原始性认同在对父母的力比多贯注前出现，次级认同再次强化了原始性认同。融合了原始性认同和次级认同后，出现了超我的内核。
（6）超我能够和与父母相似、替代父母的其他人认同。“这对孩子个性形成很重要。在发展过程中．超我也接受那些步入父母位置的人——教育者、教师、被选做偶像的人——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超我与父母原型渐渐相背离，换句话讲，它变得更加非人格化了。人们也不应忘记，儿童在其生活的不同阶段对父母的评估各不相同。在俄狄浦斯情结让位于超我时，在儿童心目中，父母是相当伟大的，但后来，父母就大大失去了威信，而后，认同产生于后来这些失去权威的父母．并的确常对性格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仅那种情况中，它们仅仅影响自我，而不再影响超我．这个超我已被最早的父母意象所决定了。”
（7）认同具有代际遗传的特性。“现在请你们重新回到超我上。我们已经分派给它三种功能：自我监视、良心和(保持)理想。从我们关于超我起源的讲演中，可知它是以一个重大的生物事实和一个重大的心理事实为前提的：即人类儿童对其父母的长期依靠和俄狄浦斯情结；……由于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故而，假如我们求助于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结果，儿童超我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为模型。因此，超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你们不难猜到，超我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如过失问题——有何等重要的帮助，甚至可能对教育赋予了实际的启示。”
此外，从1923年一直到1940年，弗洛伊德也讨论了女孩子的认同。对此他的主要观点是，在俄狄浦斯前期，女孩子主要认同母亲，把母亲作为模范，表现出想要一个孩子，而不是女性特征，被动性较为明显。俄狄浦斯期时，表现出想要除掉母亲，取代她的位置。而前俄狄浦斯期和母亲的认同主要决定了女人未来的个性。（Freud , 1925,1931,1933,1940）正如他在1923年所说，“由于这些认同作用并不包括把被放弃的对象吸收到自我中去，因此它们并不是(我们以前所论述的那样)我们所期望的东西。但是这种二择一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在女孩子身上比在男孩子身上更容易观察到。分析常常表明，当一个小姑娘只好不再把她的父亲看做恋爱对象之后，就把她的男子气突出出来，并且以其父亲认同，即以失去的对象认同，来代替以其母亲认同。这将明显地依赖于她的素质中男子气是否足够强烈——而不管它可能是由什么构成的”。总的来说，弗洛伊德对女性认同的研究带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更适合描述他那个时代的女性。
1.2弗洛伊德同时期的精神分析者对认同的研究
弗洛伊德主义有些像邓小平眼中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集体中重要的一员就是费伦奇(Ferenczi)。
1916年的时候，他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主要概念是内投射（introjection）,他认为“神经症者持续的寻找能和自己认同的、能够转移情感的、能被拉入他的关注循环的客体。”(Ferenczi, 1909, pp. 40-41)
后来，他把内投射和认同、合并（incorporation），移情、移置（displacement），客体爱（object love）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他说，“我认为对客体的所有移情机制，也就是说所有种类的客体爱，都是内投射，都是自我的扩展。”(Ferenczi, 1912pp. 316-317)
他从内投射和投射出发，讨论了心理分期。认为根据这两个机制，存在三个心理分期，第一期，只有内投射，只存在自我，第二期只存在投射，只有外部世界，直到第三期，内投射和投射取得了平衡，这两种机制平均使用、互相补充。
他的贡献在于两方面：1它影响了弗洛伊德，让弗洛伊德更多考虑客体和自我；2它影响到了客体关系理论，他的内投射理论可以看作是客体关系理论的雏形。
这种简明的理论风格其实也比较适合临床的，我们在临床中不难观察到解释、修通了投射这个防御机制后，大部分症状度可以缓解。从投射的水平上解决问题，实际上是解决了“心-物”二元关系上解决冲突，而我们的哲学知识告诉我们，所有的冲突都起源于心-物(主观-客观)冲突关系。
亚伯拉罕（Abraham）一开始也是随意的使用认同这个词，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精神分析专有的术语。他和费伦奇一样，多使用内投射这个词来指代弗洛伊德谈到的认同的内涵。
他主要研究的是忧郁症（melancholia），他举了个例子说明其术语内投射在哀悼中的表现，一个男人在妻子死后不停做梦，梦到在吃自己的妻子。亚伯拉罕对这些梦的解释是，他通过吃他妻子肢体的各个部分达到让他妻子复生的目的，而内投射就等于在自我中建立起客体，如此来恢复丧失了的人的生命。（Abraham,1924, p. 464）
他还提出认同的过程其实是在口欲期进入肛欲期的时候发生的，随着口欲期的结束，出现了客体丧失，无意识“把客体丧失看作是一个肛欲的过程，但是它的内投射却是作为口欲期的内投射。”(Abraham,1924, p. 444)
早在1916年，他就认识到 口欲期力比多的重要性和吞食客体的虐待冲动。但是直到1924年，他才在对忧郁发作( melancholic attack)的研究中详细地阐述这个过程。这个内投射的过程有3种形式: (1) 内投射的客体起到了超我的作用 (2) 主体毫不留情地挑剔这个内投射的客体。（3）如果有双重内投射的过程的话，一个内投射的客体会批评另外一个内投射的客体，在主体内部重现家庭争执场景。
Abraham认为忧郁的冲突发生不仅仅是乳房的丧失，同时也是无法修通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他把这种情况成为初级情感倒错（primal parathymia）。这初级情感倒错来源于无法克服自恋，从而形成了在个体内部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食人期（the cannibalistic stage）力比多的恒久联系。” (Abraham，1924, p. 459)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临床讨论中总是为口欲期和俄狄浦斯特性究竟哪个占主要地位。
亚伯拉罕对客体关系学派，特别是Klein有重大影响。
Fuchs （1925）在他的文章中对内投射做出了细致的元心理的研究。他提出在动力上，内投射是在客体要被抛弃的时候发生的，它让自我和超我的结晶组织出现，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自我的防御系统。从拓扑学来看，内投射发生在自我和超我内。从经济学来看，内投射属于口欲期的本能。他认为认同是发生在自我内的，包含在自我系统中；而内投射是被自我系统包含进去的，内投射是一种本能的模式。
Robert Knight (1940)在Fuchs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认同是一系列防御机制作用的结果，认同可以以多种方式完成。
1.3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者对其认同理论的研究
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学派中对认同研究的热情日益高涨。有很多重要的理论突破，特别是在客体关系学派内，提出了一些很有独创性的理论和概念。这一部分的理论成就我们会在其他章节中阐述。
有研究者认为，一直到1945年，精神分析学中的认同理论都处于萌芽和探索的阶段，这个以弗洛伊德为首的研究者们的主要工作成就是：成功的探索了发展了认同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次级本能理论和结构理论。然而随着儿童、青少年分析的进展、女性心理学的发展，对前俄狄浦斯期知识的增加，对认同理论的看法发生了改变。（Kanzer，1985）
也与不少人继续致力在弗洛伊德的认同理论框架内研究了认同问题。这里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这些人的工作成就和理论立场。
Anna Freud (Freud,A.1942)提出了“与攻击者认同”这种特殊的认同形式，并且提到了一种特殊的利他模式——利他性屈从（altruistic surrender），他更多把认同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的范畴，一种抵抗本我冲动的模式。
Alice Balint对认同的态度前后不一致，不过最后，她认为认同是魔术化思维和自恋的派生物，总的来说，是病理性的。(Balint,1943)
Hendrick提出，认同是一个持续改变的过程，超我认同是在俄狄浦斯期形成的，而自我认同则要早的多。他认为内投射（introjection ）和合并（ incorporation）是同义词，没有必要和认同区别开，而认同的基本过程是和学习紧密联系的。他提到，婴儿的自我认同可能是由模仿的快乐激发的，但是和单纯的模范还不同，认同对掌握外在世界有重要意义。(Hendrick, 1951)
Annie Reich提出，自恋性人格是使早年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通过模糊自我-超我的界限，自我-客体的界限从而让自我超我的冲突得到解决。（Reich,1954）
Margaret Owen提出了过度认同的概念，指人们在认同的时候失去了两个主体间的边界。他提出，对精神病人来说，身体的边界就是自我的边界，从而对这些人的治疗来说，母亲般的关怀比解释要重要的多。（Owen，1955）
Edith Jacobson (1954) 区分了躁狂抑郁者和精神分裂者认同模式的不同，她提出前者把自己看作爱的客体，而后者的行为表明，好像他自己就是爱的客体一样。前者服从爱的客体，与之保持一致，和其保持联系，而后者倾向于摧毁爱的客体，用自身来替代它，或者是消灭自身，用客体来替代自身。(Jacobson，1954)
1964年，她在其标志作品《自我和客体世界（The Self and the Object World）》中，较为集中的总结了她的理论。她强调了未分化期的概念，这个时期婴儿的人格是“原始心理躯体自身”（'primal psycho-physiological self'）包含着攻击性和力比多,人格结构尚未分化，自我表象和外在世界的分化需要借助各种刺激。这时候的原始性情感性认同是把自身和客体融合在一起的，从而获得对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控制，这种认同在精神病常见。更成熟的认同是在现实检验的条件下发生的，这时候意识形态和父母价值观对超我认同起到了重要影响。可以看出，她整个理论都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的。(Jacobson，1964)
Robert H. Koff是一个不错的概念研究者，他总结了前人的观念，提出了真实认同,也就是次级认同（secondary identification的概念：（Koff，1961）
（1）经济学上，它表达了力比多从外在客体向内在客体的转移；
（2）结构上，认同代表了自身（self）对客体的仿造，一般来说，这种改变发生在自我（ego）中,但是超我也有一部分参与。认同具有在自我或超我中建立或者重新建立客体的特性。
（3）动力上，认同发生是在和外在客体断绝关系时发生的，把自身的一部分作为外在客体的替代品，从而转化力比多。
他认为，真实认同（‘true' identification）是真实客体关系的结果。
而很多被称作认同的临床现象并不是真实认同，如精神病患者常见的短暂认同、模仿、合并。‘好像’人格（'as if' personality）、共振认同（resonance identification）。这些现象是通过形成认同的很多类似的防御机制形成的。
在治疗上，他认为认同应该是治疗的结果，治疗早期出现的认同有两种可能：一是防御形成真正的客体关系，一是尝试要建立客体关系。
这个概念的好处是强调了认同发生的过程，强调了认同中自我与外界的关系。
避免了这样的定义——认同的完成是通过退行到早期原始性认同的阶段完成的——其实这个过程是退行，而不是单纯的认同。
Peter B. Blos (1962) 认为青春期不仅仅是向俄狄浦斯期的退行，而是个性的分化，这个时候旧有的超我认同要被放弃，建立起更加适当自我理想的暂时的认同，形成同一性。
在近现代，原始性认同是分析师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概念，很多客体关系的理论家认为原始性认同在人出生后不久就存在。
但是，Belmonte Lara 等 (1976)细致地研究了弗洛伊德有关原始性认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著作，得出结论，这个认同是在生殖器期（phallic phase）开始的时候会出现的。而客体关系只有在自我形成后才出现，他们认为，前人们在口欲期发现的模仿和内投射是为原始性认同打下了基础，而不是原始性认同本身。（Etchegoyen，1985）
Meissner认为，原始认同是最初的情感依附模式，产生于客体关系前，和口欲期的有关。他说“原始认同指向共生性的联合，早于主体和客体的分化”。(Meissner,1970, p. 587;1971, p. 285).
Grinberg (1976) 稍微发展了上述观点，认为原始性认同是很早期的、共生性的、不成熟的客体关系，此时的自身还没有完全从客体分化出来。
1.4总结
霍尔总结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发现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四种类型的认同——
(1)自恋认同，即自恋情绪扩散到与自己相似的人和物。
(2)目标认同，即把他人的人格视为自己的人格榜样，因为他人正在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目标。
(3)丧失认同，即同化自己所爱恋但已失去的或不能获得的目标。
（4）与侵犯者认同，即同化权威人物所施加的戒律。
自恋型认同动力来自自我保存本能，其它认同的动力来源于挫折、不足和焦虑。而认同的目的在于通过熟练处理挫折、不足与焦虑来排泄痛苦情感。（卡尔文·斯·霍尔，包华富、 陈昭全译）
Meissner（1970）总结后提出，弗洛伊德总共提到了五种类型的认同：
（1）梦认同：梦中凝缩机制的一种，主体的自我通过梦认同在显梦中用他人意象来表达自己。
（2）癔症性认同:：主体同化客体的特性或表征，表达出源自潜意识中共同因素的相似性。这种同化是功能性的和病理性的，和结构化过程无关。
（3）原始性认同: 在存在任何客体关系前，原始的、初级的对客体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模式。这种（依附）关系的模型是力比多发展的口欲期的合并( incorporation)。
（4）自恋（次级）认同：（Narcissistic (secondary) identification）: 这种认同形式出现在抛弃客体或丧失客体后，这种认同通过内投射客体的方式退行性地替换了被抛弃的客体。口欲合并再一次被作为模式使用但是尚未有些不同，它受到了先前的客体贯注的指导。内投射意味着客体的某些东西被吸收进来。这种（认同）是最早应用于超我形成的（机制），但是也扩展到自我的形成。这种形式的认同的外在目的是形成结构。
（5）部分性（次级）认同（Partial (secondary) identification）: 一种基于普遍特质的概念而不依赖客体关系的认同形式。这种机制没有内投射的卷入，属于自我结构的发展。这是一种对人格形成和集体构成重要的机制。
Meissner的阐述是比较符合弗洛伊德的原意的，但是把自恋性认同和原始性认同分开的做法在精神分析界还是有些争议的。而且把较为广泛的认同归到了部分性认同中也值得商榷。
看得出来，弗洛伊德认同的概念在1921后一直到1940年，和1921年以前的概念是大不相同的。认同从一种特殊心理病理情况下的防御机制变成了一种和客体选择对等的普遍联系形式。在1923年人格三部论的基础上，认同已经变成了阐述精神结构及其形式的理论概念，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病理性防御机制了。认同是在客体选择之前发生的。
虽然有这样的变化，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认同的概念总包含的意义是，成为或者变得像另一个人。
看起来，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对父亲的认同和对母亲的客体贯注催生了俄狄浦斯情结，而其后对父亲或母亲的认同又是解决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方式。这种认同的双重功能他在“集体心理学”的第七章表述的比较清楚。
但是弗洛伊德还是没有能够阐述清楚认同是怎么发生的。 也没有明确阐述认同到底是一种结果，还是一个过程。而且在把认同划分为自恋性认同和癔症性认同后，却没有在其后的文献中进一步详细阐述。
后来，弗洛伊德似乎尝试用原始性认同（primary identification）和自恋性认同来描述早期的认同，但是两者的含义有时候会有些混淆。而且原始性认同和其后俄狄浦斯期、青春期出现的认同的关系却没有阐述。虽然他已经较为明确的提出认同对自我、超我的形成有主要的作用。
然而我并不认为把认同理论的各个概念分得一清二楚，有什么重大的临床意义。认同这个术语一开始是作为描述性术语出现的，后来才变成了心理发育学的术语。而且，认同和精神分析以外的其他术语如学习、模仿、需要、欲望的区别也是困难的。
从临床来看，我们根本无法准确地区分一个人的心里的过程和结果，动机和思想，本能和需要、领悟和防御、固着和退行。认同概念的模糊性正是心理内容的多重性、混沌性的反映。我们为什么要期望着临床现象会一清二楚，以便我们套用理论呢？指责认同概念的不清楚，就像外科医生指责病人腹痛性质不明，以致让医生做不出阑尾炎的诊断一样是荒谬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认同概念的这种含混性，只要知道这个词应用的时候意指“一个人成为或者变得像另一个人。”的愿望、动机、行为、防御就行了。为了同行们交流的方便，只用在具体的语境中在认同前面加上修饰性定语就可以，如“自恋性认同”，“黏附性认同”，“超我认同”，“过度认同”等等。
打个枯燥的比方说，认同的理论体系就像Linux操作系统，源代码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套理论进行扩充、修补。它虽然不稳定、不标准，但是却更加丰富、自由。
还有一个更有中国人口欲期特点的比喻，认同理论本来就是中餐，一道鱼香肉丝有无数种味道，为什么要强求它像麦当劳一样，全世界吃到的都是同一个口味呢？
术语的丰富性正是精神分析的特点，如果把它修剪成行为主义那样干净利落的术语体系恰恰会破坏其原汁原味的美感。
最后，要回答一个读者们可能提出的问题，以作前后呼应之用。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认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为什么我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强调、论述他的理论？
我想这有三点原因。：
一是弗洛伊德本人在战前出生，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认同明确的时代，孩子们可以顺利从父亲那里得到认同，承接过父辈们传下来的超我和超我的超我，那是一个男女分工明确，信息相对较少的年代。弗洛伊德本人的认同和同一性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完成的。所以他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遇到很多的认同的问题。虽然在战后，他看到了这一点，但是那时候行将就木的弗洛伊德研究这些问题力有不逮不说,他自己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同一性过程，研究这个问题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而大学预科生埃里克森对认同和同一性的问题有切肤之痛，故研究起来就有些动力。
第二点是弗洛伊德是认同理论的始作俑者，不理解他的理论就直接去看后来者的阐述会觉得一头雾水，这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感受颇深。
第三，我比较认同和欣赏弗洛伊德这个人，因为他有艺术品味。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诗歌、戏剧、看到歌德、莎士比亚，看到他的冷面幽默。而其他著者的文章不堪卒读，语言枯燥，行文刻板，面目可憎，缺乏美感，这样的文章不过是“寻章摘句老雕虫”，写出来的时候就应该被人们遗忘。幸运的是，我也挤进了这样的学术行刑队，这一篇是成果之一。
结语
写完文章，窗外武汉的天空正在“播撒”（diffuse）着滂沱大雨。正是武汉每年梅雨时节，顺之而来的是清新的空气和决堤的忧患。
报纸上提醒市民，这几天是重度霉变期，并教导市民们如何处理这每年都要经历的生活。就像报纸每年盛夏都教导市民们如何防暑一样。就像市民们是第一次经历梅雨、高温一样。
这让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感到很温暖，因为来自昆明的我的确不知道如何应付梅雨、酷暑这些东西。
这种谆谆教导和训诫让我想起了妈妈教我如何刷牙、教我如何擦屁股、教我如何功利地挑剔女朋友，教我“饱带干粮，晴带雨伞”。
我就这样被教导、关心、呵护、叮嘱到30多岁，而且我悲观地预测，将会一直有人孜孜不倦地对我进行教诲下去。
有时候怀疑，我这辈子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不可以传授给我的？
大雨中，我打开Winamp,随机点了一首歌，歌手叫做刀郎。
刀郎和着摇滚乐的配器，嚎叫着新疆民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嗨——
迎来了雪水把它浇灌，
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
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
长长藤儿在心头缠绕
长长的藤儿在心头缠绕……”
我——一个朋友形容我，“要扎根武汉了！”——不禁想起来，在我10岁左右，听到这首歌，总把其中一句听错。“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拉尔罕的心儿醉了”被听成了“阿拉尔罕的心儿碎了”，当时还纳闷，在丰收的快乐中，这新疆人怎么还“心碎”了。
直到后来，看到顾城的诗句，我才明白这个误听的由来——
考试是中国发明的 他说
然而世界通行 人可以透过筛子
（有很多办法）变成面粉和饼干
——顾城，《邓肯》，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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