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聪明的人

萨凡特和母亲合影(1953年)。

萨凡特与父母及两个哥哥。

玛丽莲·弗斯·萨凡特是杂志专栏作家，专门回答各种读者提问。这个不起眼的职业她干了22年，但萨凡特并非普通人。30年前，10岁的萨凡特接受了智商测试，答对了试卷上每个问题，测试结果说明她的智商高达228（普通人智商约为100），吉尼斯世界纪录承认萨凡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于一个拥有如此非凡智力的人而言，写一个小小的杂志专栏似乎是个奇怪的职业选择，不少人指责她大材小用，浪费天赋。

纽约第5大道上的大都会俱乐部是一幢极尽豪华建筑，曼哈顿风格的典范。“不惜代价”，当银行家J·P·摩根请以奢侈风格见长的设计师斯坦福·怀特为他设计一座私人绅士俱乐部时据说曾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年1月的某个傍晚，俱乐部猩红色的地毯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时间还早，7点刚过。玛丽莲·弗斯·萨凡特喜欢在此时光临。

萨凡特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智商，喜欢跳舞。几年前，她和丈夫罗伯特·贾维克———贾维克人工心脏的发明人———爱上了跳舞。他们每个月光临俱乐部一次。如果到的时间够早，两个人可以享用整个舞厅。那个周一正是如此。房间内空荡荡，乐队正在演奏《AnythingGoes》，一个乐呵呵的老头刚被舞伴领下场。整个舞池都是萨凡特和贾维克的，他们可以尽情地跳狐步舞。两人60岁出头，但仍然保持着完美的身材。她的步伐精准，他的动作似乎略显鲁莽。舞池里慢慢挤满了人，衣冠楚楚的伴侣们像挤在锅里的饺子，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萨凡特夫妇回到他们的桌子旁边。“这就是典型的社交场合”，62岁的萨凡特说，“但我们不习惯。”几分钟后，一位表情严肃的男子正好在他们前方做出一串滑稽动作，两人禁不住大笑起来。又过了片刻，两人坐出租车回到位于市中心的寓所。“过去，我们跳得更多。”萨凡特离开时说，“然后我们就回办公室工作。”

萨凡特———这是她的真实姓氏，巧合的是，Savant在英语中有“天才、专家”的意思，是玛丽莲母亲的娘家姓———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突然出名。1985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承认她正确回答了斯坦福-比奈智商测验的全部试题，测试结果显示她的智力年龄相当于22岁成年人，智商高达228.而参加测试时，萨凡特只有10岁，还是在密苏里圣路易斯读书的小女孩。

这一世界纪录出版后，萨凡特一夜成名，她的生活从此改变。她出现在电视上，报纸杂志上。她未来的丈夫贾维克乘坐飞机时在一本杂志的封面看到这个女孩，决定找到她，请她和他交往。《Parade》周刊邀请她主持一个读者问答专栏，名叫“向玛丽莲提问”，后来这个专栏被全美400多份报纸转载。22年来，萨凡特碰到过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读者提问。比如，“云雀到底有多快乐？”“我妻子每天用吹风机吹头发，噪音不会伤害她的耳朵吗？”在这个过程中，她成为备受争议的矛盾人物。在她的粉丝、忠实读者和其他高智商的同伴看来，她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各种问题的天才。在另一些人看来，她把才能浪费在琐碎无谓的小事上；更有甚者认为，高智商不能证明任何事情，萨凡特就是活生生的例证。无论如何，她的名字深刻留在了人们的头脑中。1999年，萨凡特像其他许多美国名人一样成为动画片《辛普森》中的一个角色。她是斯普林菲尔德门萨协会（高智商者组织）的成员，她的同伴包括好莱坞女星吉娜·戴维斯（《精灵鼠小弟》中母亲的饰演者）。

在交谈时，萨凡特从不用华丽的词藻。她看上去绝对普通。“人们期望我像一本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是人体计算器。”她说，“或者他们期望我与众不同，满口深奥的道理，甚至拥有超凡能力，但我完全不是别人想的那样。”事实上，她说话和她写专栏一样清晰、精确，似乎惟恐被人误解。谈话时她提到童年时从圣路易斯她家的房子可以看到恒星，她说，“和纽约不同，这里只能看到金星。”然后，她停顿了一下纠正说，“抱歉，金星并非恒星。”萨凡特的渊博学识是不容置疑的，她写了许多本书，包括几部戏剧。然而在谈到文学时，她显得小心翼翼，惟恐被人认为狂妄自负。谈到作家，她说她喜欢普鲁斯特胜过乔伊斯，但又不忘补充说，“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有许多不错的细节描写。”

这种温和的性格掩盖了她罕见的头脑。但不可否认的是，萨凡特绝不是骗子。她的智商经过反复测试。当我问到她的头脑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她回答：“我的最初思想也许算不上思考，而更像一种感觉，一种概览……有点儿像打仗时的决策。我会考虑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哪个地方至关重要，哪里需要什么样的后勤补给……”贾维克说，萨凡特的天赋在于，她能非常冷静地处理问题，对于答案她似乎没有普通人的期待或恐惧。萨凡特写专栏的杂志《Par-ade》的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他雇佣的这位聪明的专栏作家早已成为亲密老友。他认为萨凡特是个天才，像其他天才一样，她的思维方式是无法为常人所解释的。“玛丽莲就是厉害，”他说，“她的反应非常敏捷。如果光或电以每秒钟18.6万英里的速度旅行，那么你想大脑中神经元反应的速度是多少？她知道你的每个问题的答案，在你说完问题之前，她就知道了。”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无法理解，萨凡特为什么没有更高的理想更远大的抱负。1995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软件工程师赫伯·维纳设立了一个网站，名字叫“玛丽莲错了！”，目标就是查找纠正萨凡特专栏中的错误。他说，萨凡特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非凡智商，但这不意味着人们必须无条件接受她的所有答案。但是真正让他不满的是，她竟然会满足于写一个小小的专栏。“看巴拉克·奥巴马，看他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的，”他说，“最无法让我理解的是，她整天回答一些琐碎的问题，解决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谜题，这些鸡毛蒜皮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或者互联网上找到答案。她为什么不把智慧用来解决更复杂更重要的问题。”

抱怨归抱怨，维纳并没有掩饰对萨凡特的尊敬，正如他在网站上所说：“玛丽莲远比我聪明，至少按照标准智商测试来衡量。”但是，在更多人看来，萨凡特和她的职业只是两个反面例证，说明所谓智商测验并不准确客观。关于智商测验准确性的争论持续了16年之久。其间，连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出版商也做出让步，声称智商测试不够统一可靠，无法简单地根据测试结果判断世界最聪明的人。因此萨凡特的纪录将永远无人打破，或者一开始就没有打破的价值，要怎么看取决于个人观点。

人类很早就热衷智力攀比。在中国，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官员的选拔依据“6技”，技能测试包括算数、箭术、马术、音乐、写作和礼仪。然而，直到19世纪，随着达尔文理论的普及，人们才想到要设计一种统一客观的测试智力的方法。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是现代生物学之父，那么现代智商测验之父就是他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统计学家、博学家兼优生学创始人。1884年，高尔顿在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上建立“人体测量实验室”，测量了9000多名男女自愿者的身体指标，测试项目包括反应时间、视力、颜色敏感度、手稳定性等等，试图找到身体和思想能力之间的联系。

在寻找天才的过程中，高尔顿没能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智力测试标准。这一任务被留给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和他的学生维克多·亨利。比奈受命调查了大量的城市贫民区儿童，试图判断他们究竟是天生愚笨还是后天缺乏教育。他于1904年设计的测试题———测量包括记忆力、单词量等30多个指标———为现代智商测验奠定了标准。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修改扩充了比奈的试题，创造斯坦福-比奈智商试题，沿用至今。虽然特曼的思想比同时代其他学者更为温和，无奈受时代所限，他依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也可用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思想常被利用来强调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战争不可避免等。曾被其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1930年，美国24个州强制推行绝育法，特曼希望自己的智力测试法能被用于实践。他在1919年写道，“这（智商测验）将最终用于阻止低能者的繁殖。”

此后，智商测验备受争议。二战期间，在美国，超过900万名男子经过各种形式的智力测试。智力测验风行一时，但争议不断，最大的疑问是，它到底能证明什么？儿童智力测验、大学招生用的SAT逻辑测试、公司招聘用的心理计量测试也许是为了发掘有能力的个人，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们加深了已经存在的社会差距。不同性别、种族的智商测试差异导致了关于平等、偏见和权力的争论：该由谁来定义智力？谁设计了测试题？在美国，各种各样关于智商测验的争论最终都会被引向一个问题：白人和黑人的智商测试差距。

1994年，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和保守派政治科学家查尔斯·莫里出版《贝尔曲线》一书，引发最近一次关于智商的激烈争论。赫恩斯坦和莫里认为智商测验分数是社会成功程度的优良指示器，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基因。这就暗示了，社会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公正的；城市黑人贫民区的“智力低下阶级”生孩子太多。该书大有为优生学平反的趋势。“莫里先生尽管抗议抱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伯·赫伯特写道，“他的书其实和委婉地辱骂他人为‘黑鬼’没有区别。”

在激烈的政治争论下是一门并不完善的科学。在《贝尔曲线》争议后，美国心理学协会组成的特别小组结论认为，儿童智力测验成绩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其未来学业成绩，误差不超过25%，换句话说比胡乱猜测稍微准确一点儿。

智力测验能真正衡量的东西和我们对它的期待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在某个年龄的智商，他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剑桥大学心理测验学中心主任约翰·拉斯特教授说，“这就像是星座图。”拉斯特说，在西方语言和文化中，“智慧”是个戴着光环的崇高概念，它和我们回答一堆逻辑问题的正确比例有巨大差别。但是，在缺乏其他更好判断方法的情况下，人们无法不重视智商。虽然不能说智力测验分数毫无用处，但如果期望从中挖掘出更多答案则注定徒劳。

毛病出在两个方面：我们好像轻信的病人，过分相信测试结果；而医生们又过分理论化。“智力测验的目的从来不是检测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拉斯特说，“有部分人认为，高智商者更先进、进化得更高级、更接近完美人类，或者说更接近上帝。但事实上，智力测验只能得到一堆问题的答案。”

高智商者们成立了众多协会和组织，它们无一能够证明这世界上存在一种高于普通人的优越物种。最著名的高智商者组织门萨国际（成员智商高于148）1946年成立于英国，有着高尚的梦想———它的创始人罗兰德·波瑞尔希望网罗天下优秀头脑，用于改进社会。事实上，这一类乌托邦式的组织往往退化成无法适应社会者的避难所。高智商者协会ISPE的主席帕特里克·奥西告诉我说。“拥有高认知能力既是福也是祸。”距离100的智商平均值越远，一个人越可能被孤立。“如果你的智商为160，甚至更高，”奥西解释说，“那么你可能只能和1%的人找到共同话题。”在ISPE的600多名成员（智商全部在150左右，甚至更高）大多有过在社交上被排挤孤立的经历。此外，找到发挥自己能力的渠道也是一种挑战。“聪明是件好事，遥遥领先的感觉不错，但如果卓尔不群到了一定程度，你将变得不可信任：你会变成人们口中的书呆子、怪物。”他说，“在社交上必然存在缺陷。”

在纽约采访玛丽莲·弗斯·萨凡特时，我还拜会了一个叫罗恩·豪伊夫林的人。豪伊夫林比萨凡特大两岁，同样来自圣路易斯市，拥有190的高智商，但此外似乎找不到任何过人之处。他住在离萨凡特家几个街区外的一家自助洗衣店的楼上。他自称自由职业者。我们在温迪快餐店见面。每天下午他在此写他的哲学论述的最后章节。他计划自己出钱出版这本书。书名长而拗口，叫《范畴百科全书：范畴理论和哲学的统一范例》。

餐后我们慢慢走回豪伊夫林的公寓。他由于视网膜反复脱落，眼睛几乎完全瞎了———我问他，高智商给他带来了什么。他说，测试结果让他获得了一定的自信，但他也因此被主流教育所排斥。在他看来，智力测验更客观，因而比传统的依靠教师教授的主观教育更可靠。“我可不想让一些冷血的怪物扭曲我的思想。”他说。

豪伊夫林是各种心理测试的爱好者。他给我看了他的一个性格测试的结果。图表上，长短不齐的横轴线表示各种个性的极端程度。比如警惕性、从容度等等。在戏剧性一栏上数据为“零”。“所以我从不写小说，因为我没有戏剧细胞。”豪伊夫林解释说。我反驳说，人的性格特征错综复杂，相互影响，恐怕很难通过几个简单问题反映出来。豪伊夫林礼貌地暗示说，我会这么想也许是因为我太多疑，或者太害怕，或者二者兼有。“你为什么认为个性不能被测试？”他问我，“复杂并不意味着不能尝试找到答案。它是一种模式。即使人的个性也只是种种模式，不对吗？就好像海洋中的波浪。你可以通过研究流体力学弄明白波浪的起起落落。对人类也是一样。”几天后，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豪伊夫林用另一种方式解释了他对心理测试的兴趣：“我极度害羞，不能不去想，到底哪里出错了。”

了解这一切后，我突然很想知道玛丽莲·弗斯·萨凡特的高智商对她意味着什么，是优势还是负担？剑桥大学教授约翰·拉斯特说，要在智力测验中获得高分，头脑必须具备非常特征。首先是“硬件的优势”，硬件至关重要，但在极端情况下却有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高智商者同时也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轻微自闭症）。其次，要有高智商必须能力广泛。智商测验衡量各类思考能力（比如逻辑、语言、数学、记忆等等），而大多数人仅擅长某一个类型。因此，从本质上说，超常的高智商说明大脑发育相当平均，反而没有特长。用拉斯特的话说，这就像是“掌握了太多东西，找不到重点。”

然而，就萨凡特而言，她的追求正是知识的广博。她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说，“由于广泛阅读各种题材和类型的书籍，我的信息极度膨胀，但全都是肤浅的知识，无一精深。”一天下午，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她的办公桌上摆放了3个电脑显示器，窗外可以看到高高矮矮的建筑物屋顶，远处是蜿蜒的哈德逊河。在这间俯瞰曼哈顿的50层楼办公室，萨凡特每天回答200至300个读者提问。提问内容五花八门，从个人生活到几何代数，无所不包。“我似乎能听到每个人的话，我是说站在这个制高点。”她说，“我很喜欢窗外的风景。很难用言语表达，我感觉从这里能够洞悉人生，其中别有乐趣。”

她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今天。萨凡特1946年出生于圣路易斯市，原名玛丽莲·马希。她的父母约瑟夫·马希和玛丽安娜·弗斯·萨凡特分别是德国和意大利移民。夫妇俩在城里的蓝领居住区经营一间酒吧兼烤肉店。萨凡特描绘自己的童年———事实上是她人生的前半部分———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生活，给人一种距离感。她讲述她的父母试图把她和两个哥哥养成地道的美国人。“小时候，我记得总听他们在家里用蹩脚的语法讲支离破碎的英语。听上去非常有趣。你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了。”她提醒我不要过多分析她的出生和过去。“人们通常过分注重这种背景性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萨凡特说，“在我看来这有点儿奇怪，因为那就像是黑暗年代，另一个年代，仿佛属于另外一个人。”

在学校，她的天才很快展露出来。7、8、9岁时参加智力测验都得到最高分。10岁时，萨凡特参加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获得满分。来自当地校董会的一位心理学家说，他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但在萨凡特看来，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闻，”她说，“我觉得很正常。”她的校长却深受震动。把她从班上找出来，特许她在校长办公室学习。于是开始了她人生中古怪的一章。她成为学校少数可以看到其他学生智商分数的人。她养成了一种特别爱好：找出和真人匹配的智商分数。“我和他们说话，然后猜测他们的智商分数，再去校长办公室找出试卷检查猜测是否正确，”她回忆说，“我慢慢地变得精于此道。”

16岁时，萨凡特结束了幸福的学生生活。她结婚了。像她母亲一样早婚。很快参加家族生意，那时已经从酒吧发展成为连锁干洗店。她说，“那是一段漫长，漫长的时光。”我问她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不属于这样的生活。她回答说，“你必须明白我的环境，我根本不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除了在城里的大学听过几堂课，未满20岁的萨凡特彻底告别正式教育。她生下两个孩子，20多岁时离婚又再婚。与此同时，她和两个哥哥及父亲把干洗店发展到了40家，还有一家出售干洗设备的公司。她参加了门萨国际。她说是为了更好教育孩子。但大多数时间，萨凡特忙着管理家族生意的账目。“我是家里最可靠的一个，”她说，“需要公正评判的时候，大家都来找我。”

第二次婚姻失败后，35岁的萨凡特才开始考虑离开圣路易斯。她决定成为剧作家。她存了一些钱，在纽约租了公寓。父亲去世后，她永远离开了圣路易斯。

她三言两语代过初到纽约的经历。她说，“不过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乏善可陈。”但这是她人生中的关键时期———1983年到1985年，她从干洗店业主一跃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据罗恩·豪伊夫林回忆，她那时参加了好几个高智商者组织。“她希望成为作家，这我也知道。”他说。现在，萨凡特刻意远离这个聪明人的世界，但在当时她很想知道高智商能够给她什么样的帮助。她说她不知道自己童年时代测试结果是怎么被送交吉尼斯委员会的。波士顿律师安德鲁·尤金多尔夫说，这个点子诞生于1983年的一个晚餐会。尤金多尔夫想写一本关于高智商协会的书，他记得自己向萨凡特提了几个写书的点子，建议协会把她的智商分数寄给吉尼斯纪录评审委员会，借此成名。“她只是又一个来纽约闯荡的人。”他告诉我说，“她的智商使她与众不同，我记得我们当时讨论‘要如何加以利用？’其实利用的东西只要够特别，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譬如她的皮肤是绿色，我们可以宣传说，她是世界上唯一的绿皮肤的人。”1983年7月25日，尤金多尔夫代表萨凡特给吉尼斯委员会写信。1985年，她的智商得到承认，比前纪录保持者高了31分。第二年，她开始为《Parade》杂志写专栏。

此后她的生活就一直围绕问题旋转。一个接一个的问题。《Parade》的同事沃尔特·安德森回忆说，在鸡尾酒会上，人们总是包围着萨凡特问各种谜语和数学难题。她总是一一作答。“从她还是小姑娘时，就开始回答各种问题，”他解释说。这些逻辑问题似乎都难不倒萨凡特。在类似场合她总是所向披靡。那么多年过去，安德森仍然对萨凡特的下一个回答充满兴趣。他甚至相信，她对金融危机的了解超过我们其他所有人。“你知道，过去25年，有人对玛丽莲胡说八道，妄加指责。”采访即将结束时他说，“一些作家想显示自己有多么聪明。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问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重视她。如果说有人鄙视她的工作无足轻重，那是因为人们问的问题鸡毛蒜皮。”

只有一个问题似乎不能问萨凡特，凭借超人的大脑，她还能干出什么成绩？但这个问题似乎不得要领。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她，我一直认为，智力仅仅是一个工具。在那个雾蒙蒙的下午，当我们告别时，她纠正我说，“我猜你也许是对的。但我认为它似乎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说人的一种素质，未必要用它达到或获得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样就够了。”文：SamKnight

蒙提霍尔悖论

上世纪90年代初，玛丽莲·弗斯·萨凡特因为回答“蒙提霍尔悖论”而臭名远扬。蒙提霍尔问题，亦称为蒙特霍问题或三门问题（英文：MontyHallprob-lem），是一个源自博弈论的数学游戏问题，大致出自美国的电视游戏节目Let‘sMakeaDeal.问题的名字来自该节目的主持人蒙提·霍尔（MontyHall）。这个游戏的玩法是：参赛者会看见三扇关闭了的门，其中一扇的后面有一辆汽车，选中后面有车的那扇门就可以赢得该汽车，而另外两扇门后面则各藏有一只山羊。当参赛者选定了一扇门（假设是1号门），但未去开启它的时候，节目主持人会开启剩下两扇门的其中一扇（假设是3号门），露出其中一只山羊。主持人其后会问参赛者要不要换另一扇仍然关上的门（2号门）。1990年9月9日，一位叫克雷格·维特克的读者写信给萨凡特问：换2号门会否增加参赛者赢得汽车的几率？

萨凡特回答说，换一扇门中奖几率更高。这一回答引起强烈反应。成千上万封抱怨信接踵而至。抗议者不乏数学老师和学者。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读者说，“这个国家已经有太多数学盲，我们不需要世界最高智商者制造更多这样的傻瓜。可耻！”另一位读者辱骂说，“你就是一头山羊！”美国海军研究学院一位叫埃弗里特·哈曼的读者写道，“你犯了个错误，但往好的方面看，如果错的是那些理科博士，那这个国家就麻烦了。”

但是，萨凡特并没有错。最终，她用了4个专栏解释，让一个班的小孩在课堂上亲自试验，又经过几百篇新闻报道后，终于让她的读者相信她是正确的。“那真是有趣，我特别喜欢看那些尖酸刻薄的抗议信，”她说，“那些大胆到厚颜无耻的人！我是真爱他们。”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主持人，他总是会挑后面没有奖品的门。根据对这个游戏结果的统计，那些选择换门的玩家获胜得奖的几率是没有选择换门者的两倍。萨凡特在第3篇专栏中解释说：“当你第一次从3扇门中选择1号门时，该门后有汽车的可能性为1/3，而另外两扇门后有奖的可能性为2/3.但此时，主持人出场，给你提供一条新线索。如果奖品在2号门后，主持人会开3号给你看，如果奖品在3号门后，他则会开2号门。因此，如果你选择换门，那么假如奖品在2号或3号门后你都将获胜。但如果你不换门，只有当奖品在1号门后时才能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