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条淑女”五宗罪

　　“苗条淑女”一宗罪：一种暴戾的价值判断

在对个人的价值批判上，女性尤其会因为她们的身材而受到他人的批评或赞赏，这既是一个历史情况，更是一种现实存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Kim Chernin提出了“苗条暴政”的概念。这个词语虽然有些“刺耳”，但却是妥帖的。社会对苗条身材的文化要求本质上就是文化权力对于女性身体的强制性操纵。可以有目共睹的是，苗条的身材在当代女人个人生活和事业成功中变得日益重要，“胖”与“瘦”有时意味着女人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妇女的身体(而不是她们的道德品质)变成了能够使她们在这些领域获得成功的手段。服装和体形成了风格可见的标志”。“苗条”成为世界注释女人的一种标签。它被用来告诉人们苗条的女人不仅在身材上与其他女人不同，而且由于其身材迷人而胜人一筹。苗条的身材表明她们在诸多社会生活方面更有优越性。

“苗条淑女”一宗罪：一种敌对的人生态度

以“苗条”的理想标准，女人的生活和成长就意味着与自己的身体做永恒抗争，从青春期到妊娠期、哺乳期、中年期、更年期、老年期，每一个生命阶段都存在着可能发胖的自然因素，它们都是女人的敌人。不抗拒这些敌人，女性的身体就难以被社会接受并能有效地应付现实环境。与这些敌人斗争，也就是与女性自己的身体斗争。于是如此众多的女性产生了对自己体形的不满、厌恶和憎恨心理，如此众多的女性加入了压抑、虐待、损毁自己身体的行列，有的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

然而，与自己身体斗争本身就包含了尖锐的冲突。这是一个调和自然的身体和文化环境所要求的身体之间的矛盾的过程，一个任务艰巨、且始终筋疲力尽的过程。就这样，“苗条”成了压迫女人一生的工具，成为让女人与自己的身体为敌、让女人与女人为敌的武器。

“苗条淑女”一宗罪：一种狭隘的审美理想

众多的国外学者已经通过许多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们对保持苗条身材如此着魔。布莱恩·特纳的结论是很有代表性的：“当代关于女性美的文化规范强调的是纤瘦和“苗条淑女”一宗罪：而不是鲁本斯和伦勃朗画里的那种胖大姐。”更多的学者注意到社会对“苗条”的狂热追随所导致的狭隘审美给女性造成的严重危害。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厌食病例激增，其中90%的厌食症者是女性。研究表明，这与近些年时装潮流对苗条身材的日益苛求密切相关。“苗条”表现在审美理想上的狭隘性，远不仅仅在于它代表的是男性文化，今天，它几乎压倒了其他各种对理想女性身体美的文化理解，导致了对女性体形审美上狭隘乃至病态的社会追求。

“苗条淑女”一宗罪：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

围绕着如何使自己变得“苗条淑女”一宗罪：或者如何使自己看起来更“苗条淑女”一宗罪：女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开支。中国减肥产品目前的年产值已经将近一百亿元，而其中女性消费在70%以上。

为苗条而挨饿，为苗条而运动，为苗条而消费，为苗条而安排饮食和作息时间。大批女性涌入健美中心，不是为了健康，瘦身才是她们的第一目的。当然，幸运的话，健康可以成为一部分女性减肥的“副产品”，但更多的女性甚至愿意以健康为代价换取苗条身材。“苗条”已不再是女性的一项生活内容，而是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苗条”的控制和操纵下，种种的身体“戒条”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准则，形成了一种“习性”———一套习惯，同时又是一种活动空间和一种生活方式。

　　“苗条淑女”一宗罪：一种偏颇的人格评价

“我觉得一个女人如果看上去胖，是很不好的。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吃东西像猪一样，没有节制力，对自己很放纵。”———这是一位女研究生在课堂讨论时说的话。“苗条”通过艺术明星、时装模特、广告模特、画报女郎等“偶像”人物塑造了“偶像”身材。这些“偶像”的女性身材与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的女性身材条件和生活形态毫不符合。但是在“苗条”中这些“偶像”身材被社会标准化，成为每个女人的理想身材标准。随着人们头脑里的理想体形越来越远离实际体形，这些个人会经历一种自我厌恶，而这种自我厌恶会扩大实际体形的缺陷。“偶像”身材社会标准化的后果之一就是使“苗条”成为象征女性自我管理能力的工具。“苗条”因此也成为对女性的人格评价偏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