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司马氏与曹魏之间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大批名士，或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或为全身远祸，纷纷遁入山林，隐逸之风于是大兴，孙登、嵇康、阮籍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由于大批隐士都是当时有威望、有影响力的名士，为了笼络这批力量，同时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许多利禄之士附庸风雅，有的涌向隐士遁居的山林，与之吟风弄月，清谈交游，如名僧康僧渊在豫章附近立精舍，“闲居研讲，希心理味”，权臣庾亮等纷至沓来，僧渊不堪其扰，只好退出；有的出钱资助隐退者，如权臣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而在隐逸者这一方，有些人看到隐逸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注意，便借隐逸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猎取高位。其中周邵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本来隐于寻阳，在庾亮一再劝说下终于出仕，《尤悔》门还记载了他在庾亮劝说过程中的惺惺作态，以及他因官职不称意而一气病死的结局。

看来，隐逸之风在兴起之初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随着统治者的不断介入，这种风气也就日益成为魏晋士人生活的点缀。不过，由于隐逸之风扩大了士人与山林自然的接触，从而促进了晋宋之际山水文学与山水绘画的发展，这一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