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界的风气，一般是崇尚清言，不务实事的。王蒙、刘惔与深公看望何充，何充正看文书，不理睬他们。王蒙说：“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这种不务实的风气，颇受后人讥讽，但在当时人，却有他们的苦衷：一是仕途由家世决定，是否勤勉无关宏旨；二是大族争斗激烈，过于认真反有激化矛盾的可能，给自己增添麻烦。总之，魏晋时勤于政事者如何充、陶侃等人可谓凤毛麟角，《世说新语》全书一千一百余则，本门类仅占二十六则，由此可见一斑。

这二十六则中，有一部分属于传统的仁政，如王承不追究盗鱼小吏、不惩办犯夜学子等。另有相当部分，则是当时政治条件下所特有的施政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王导的政绩。

王导是东晋初年的丞相，在建立东晋的过程中起过决定性作用。其政绩优劣，后世颇多争议，而王导对自己的评语则是：“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愦愦，即糊涂，王导一生事业，就在于稳定东晋偏安局面，调和大族间的矛盾。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事从简易、无为而治的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装糊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的一生是功是过，有待于后人详细地作出总结，但他的施政方针，确实是从东晋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我们现在来阅读《政事》门，也应该与东晋政治历史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从而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