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救亡图存，出谋划策，却从来没有被重视过。韩厘王父子都是脓包人物，最怕听的是富国强兵。认为说这样的话，就会惹恼强秦。一旦秦兵到来，连最脓包的日子也过不成了。国中虽有韩非这样的人才，却唯恐离之不远。一味腐败苟且，得过且过。听说秦王欣赏韩非，就立即派他为特使，目的是讨好献媚，延缓秦兵的到来。韩非到了咸阳，嬴政大喜，一见如故，不停地谈了一天一夜。送至馆驿，好生款待，准备重用。这下惊动了秦国许多人，头一个是韩非在荀子门下的同窗李斯。这些人纷纷向秦王献议，众口一词，说：韩非是韩国宗室，“终究为韩，不为秦。”即使不杀他，也必须冷淡他一段时期，好好观察。况且他的本事都已经写在书里了，“可以用其言，不必用其人。”嬴政被他们所惑，果然

　　疏远韩非，但不放他回国。过了一年，嬴政想韩非了，下旨召见。旨意到达之时，韩非已经死了半天多了。人言是李斯窥透秦王的心思，棋先一步，将韩非毒毙。韩非的惨剧，不正是“遥闻声而相思，日近前而不御”吗？假使嬴政和韩非能有好的遇合，韩非的结局不会如此悲惨。很可能在韩非的细密策划下，秦朝的国祚也不至于如此短促。君臣上下的遇合，开头《鬼谷子》就说了三点难处，真是难上加难，好的遇合太不容易了，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说明君臣能有好的遇合，实在太可贵！

　　以上说到的，都是一方面的难处，好像是个“单行道”，就是君或上位的人有完全的权力，好似他们选妃子一般，决定用你还是不用你。这些“贤人君子”只有被人呼之即来，斥之即去的分。《鬼谷子》却不是相信“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那种一面倒歪理的人。他主张的是“双行道”，黄石公似乎也是主张“双行道”的人，

　　他说：贤人君子，明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先明道，然后通数，然后审势，最后是达理。达什么理？是达去或就的理。换句话说，贤人君子在明道、通数、审势之后，才决定自己的去就。就，就是决定帮你的忙，做你的臣子。去，就是决定不帮你的忙，不做你的臣子。因此君臣、上下的遇合，又多了一个或然率，更多了一层难处。譬如：秦始皇歼灭六国，一统天下。当初帮他出过大力的尉缭和他的弟子王敖突然失踪了，秦始皇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尉缭在明道、通数、审势之后，走了。他说：秦国的架子搭得更大了，气势也更宏伟了，可是内部的实际情形，成了个假、大、空。“秦虽得天下，而元气衰矣，其能永乎？”所以决定不为你陪葬，我去了。秦始皇一心只顾发展，只管大、大、大，史称：好大喜功，信用亲近的只是李斯和赵高这等人物。赵高和李斯合谋，害死太子扶苏。赵高再把李斯杀掉，扶出二皇子胡亥来当二世皇帝，整天教导他玩乐淫逸，把所有的忠良都杀害殆尽，最后把秦二世也杀掉，再立子婴。秦国旋踵就被整得灰飞烟灭。尉缭这种人，可真算得贤人君子，有智慧，有能力，能帮人成事；可见机也早，更有果断，说走就走。《鬼谷子· 忤合篇第六》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望（姜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就是说：伊尹和汤王的遇合，并不是汤王说了就算的。伊尹曾五次反复考察、比较汤王和桀王，最后决定合于汤王，就帮商汤推翻夏桀，创立大商帝国。姜尚的情形也很相同，并不是文王说要用姜尚就行的。姜尚考察、比较文王和纣王，三次到西岐，三次回殷商，觉得殷商只有黑暗，没有光明，于是断然合于文王，帮他推翻殷商，建立大周王朝。因为他们考察、比较来，考察、比较去，直到确定知道天命所归，才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极其严肃的命题。